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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170087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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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人口和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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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被削以后，在1684年，海滨港口重新开始正常的贸易，经过了40年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混乱，经济凋敝，人口危机，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本篇讲述的这段历史，它确实反映出这40年对岭南的沉重创伤，当地人口大幅度下降，而且大部分良田都荒废了。但是，仅有的资料几乎都是主观性陈述，有一些资料说“半数人口”离开了，我们还是没有一个量化评估，几十年来的浩劫对岭南的人口和土地使用，其影响究竟有多大？写这一节的目的，就是试图重建岭南的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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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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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第三章81讨论过，明朝在1391年的人口数据大致是可信的，清朝在1776年的人口数据也是基本可信的82。从1776年向后推，直到1391年，采用广东、广西的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的各家数据，也采用一些专业性推测，可以建立17世纪中期的岭南人口数据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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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一章提到（编者注：《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第三章），明朝的岭南人口数，从1391年的400万增加到了1640年的1200万。从那个高峰开始，17世纪中叶危机致使当地人口数在1661年，至少减少到了1000万。如果生育率下降到平衡水平之下，那么人口会下降得更厉害。我认为，岭南人口从17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开始缓慢地回升，然后在17世纪80年代和平时期开始加速上升，我把人口的动态变化总结在表4.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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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1391—1685年岭南人口和土地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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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以上数据摘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332—333页，380页，387页，391页，394页，396页。斜体数字均为作者的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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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减少两百万的人口数，或者说在那个危机时期，岭南人口数下降了22%，这样的下降幅度的确称得上损失惨重。但是对中国整个来说，何先生（注：广东地方志编撰者何炳棣）估计，整个中国人口在1600年到1650年间，大概下降了33个百分点84。对河南和山东两省，黄宗智（Philip C. Huang）确乎列出数据，但是他承认这是“令人质疑的一致性”，何炳棣列出了数据的1578年到1685年间，河北下降25%，山东却下降63%85。普渡（Perdue）（注：湖南地方志编撰者）没能重建湖南的人口数，但是他估计在同一时期，丁税收缴率下降了37.5%86。如果这些数据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中国各地区的人口的下降情况，那么在明清交替之际，岭南人口的下降，比起其他省份还算损失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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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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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建耕地数据的资料，比起重建人口数据来，也容易不了多少。明朝1581年的耕地调查，被认为是可信的87。清朝却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查，究其原因，我将在讨论土地开发的细节中谈到。我想说的是，清朝在康熙时期（1662—1722年），每个地方都会采用16世纪末注册的土地数据，作为他们税收的基础（原额），减掉评估出来的在中期战争中的荒芜数，加上评估的新开垦的土地数，这样做一番加减后，官员们就能报告耕地的总数据和税收预算。表4.2即为1661年到1685年耕地数据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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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的这些评估，对于推测17世纪危机的破坏程度，给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根据官方的推测，明朝末年广东几乎有25%的土地，在1661年清朝建立时停止耕作，广西几乎一半的土地都荒废了。既然最终数据包涵17世纪50年代后重新开垦的土地，那么之前的土地的毁损情况，肯定比1661年数据反映出来的还要多。我们可以从广东省的三个郡县级别的数据中，推测出它的毁损程度，可惜的是，类似的零散数据在广西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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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潮州，还有高州，每个府的新垦土地数据，均保存在各地的地方志（总结在表4.2）。这些新垦数据在各自对应的纳税土地总面积（原额）中，占42%、35%、22%。这意味着，至少有很多土地在17世纪中的危机中荒废了，至于荒废土地百分比的大小，大概和各地受战火洗劫的土地面积差不多，广州受的损害最严重，遥远的高州则比较轻。如果这些百分比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推测那些情况相差不多的地区的土地荒废程度的话，那么广东整个土地荒废的程度，就可以推算出来了，这个推测过程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惠州海丰县的土地开垦数据，大概占原有土地的38%，相邻潮州的35%的数据和它非常接近；肇庆开平县的数据是43%，和它附近的广州的42%非常类似。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我估算了广东在明末的1650年，仍能使用的耕田面积数据，以此推算得出清初1661年的耕地面积，大概下降了三分之一，即20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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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1391—1650年岭南各县耕地荒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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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a列资料来源于《广东通志》1561年版，b列来源于《广东通志》1731年版，c列斜体数字计算为（1-c）×b，黑体数字见正文，d列黑体数字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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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明末清初人口和耕地数据，是为了证明17世纪中叶岭南的危机程度。人口下降了17%—22%，耕地下降得更多，广东大约是35%，广西也许达到了50%，更多的土地被遗弃，则可以解释人口的下降。这两个不平衡的下降比率，可以作此理解，土地荒芜，不仅仅是因为人口死亡，也可能是人们逃避战争或赋税，并且有沿海人口的内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抛弃土地的人，有的钻入山林，苟全性命，等到世事转好的时候再回来。有的则随机而安，和盗匪海盗之类的团伙混在一起。做这样分析，不仅解释了两个数据下降率的不同，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土地能够被重新开垦，且能很快地恢复生产。新垦耕地上的劳力，不一定要等他们生育出来，或抚养长大，他们只要从山上走下来，重新扛起锄头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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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归来的农民，所面对的土地情况，也值得我们做点推敲。梯田是否已经塌没？土壤是否流失了？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荒废的土地已经变得杂草丛生，农民们先要把杂草清理了（大概通过焚烧）。灌溉系统还好用吗？考虑到季节和劳力，对各种水利设施维护的缺乏，哪怕是将水利设荒置一年，更不要说荒上好几年了，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堤坝是否损毁了？闸门是否腐蚀了？水渠是否被淤泥填满了？沼泽是否让疟蚊又回来了？（疟疾还是个麻烦，毋庸置疑）……这些挑战摆在岭南农民面前，他们必须耗费大量心血，才能把荒地重新变成良田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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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170087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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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普遍危机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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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7世纪中叶危机和岭南环境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客观的更加寒冷的气候，在这场危机中导致土地产出降低，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动荡；另一方面，人们的主观的行为，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到环境。战争和传染病，是由北方人带来的，有可能使南方的人口下降很快，但是农田的荒芜，又使得自然界有机会恢复它的活力。如果当时对森林的开发还比较初级，那么森林也可以重新长出来，当然最重要的自然复苏，是在海滨的地区，因人口内迁，栅栏和高塔使人们远离这些地方，人没了，树和野生动物就重新回到了这些地方。在海丰，“因为人口的内迁，树和草都重新长起来，老虎也变得胆大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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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让出这些地盘，某些“自然的”生态关系由此开始重建，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17世纪中叶的危机，阻碍了人口增张和商业发展，这对动物和植物却开创了一次机会，比如说对森林和老虎。动植物可以自由生长，自然开始复原，地面大小是固定的，那么人口活动范围和密度的变化，就会影响自然生物的数量和密度。在17世纪后半叶，野生动物在岭南开始增长，而人口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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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岭南17世纪中叶的危机，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只老虎，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的城北。背景所提供的是：一方面，危机使得人口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产生了不同向的动态效果，人口数量下降，而老虎数量上升，并且它们的栖息地得以拓展。另一方面，老虎1642年出现在广州城北，而明朝在两年后就灭亡了。如果说，因为盗匪的劫掠威胁到农民的安全，所以人们遗弃了他们的村庄和城市，这不就为老虎入侵提供了机会吗？要么这样说，老虎是有征兆寓意的，特别在当时的广州和整个岭南，也许那些让老虎离开的村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深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