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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普遍危机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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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7世纪中叶危机和岭南环境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客观的更加寒冷的气候，在这场危机中导致土地产出降低，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动荡；另一方面，人们的主观的行为，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到环境。战争和传染病，是由北方人带来的，有可能使南方的人口下降很快，但是农田的荒芜，又使得自然界有机会恢复它的活力。如果当时对森林的开发还比较初级，那么森林也可以重新长出来，当然最重要的自然复苏，是在海滨的地区，因人口内迁，栅栏和高塔使人们远离这些地方，人没了，树和野生动物就重新回到了这些地方。在海丰，“因为人口的内迁，树和草都重新长起来，老虎也变得胆大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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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让出这些地盘，某些“自然的”生态关系由此开始重建，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17世纪中叶的危机，阻碍了人口增张和商业发展，这对动物和植物却开创了一次机会，比如说对森林和老虎。动植物可以自由生长，自然开始复原，地面大小是固定的，那么人口活动范围和密度的变化，就会影响自然生物的数量和密度。在17世纪后半叶，野生动物在岭南开始增长，而人口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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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岭南17世纪中叶的危机，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只老虎，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的城北。背景所提供的是：一方面，危机使得人口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产生了不同向的动态效果，人口数量下降，而老虎数量上升，并且它们的栖息地得以拓展。另一方面，老虎1642年出现在广州城北，而明朝在两年后就灭亡了。如果说，因为盗匪的劫掠威胁到农民的安全，所以人们遗弃了他们的村庄和城市，这不就为老虎入侵提供了机会吗？要么这样说，老虎是有征兆寓意的，特别在当时的广州和整个岭南，也许那些让老虎离开的村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深深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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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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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明朝活下来的人的眼光看，17世纪中叶的危机，是非常广泛、深刻和长期的。它不仅仅是经济的下滑这么简单，尽管它被视作严重大萧条。这场危机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人口因战争、饥荒、传染病而大量死亡；田园荒芜，农业生产减少，米粮价格下降；在沿海地带，关闭外贸通道，国内地区间的商业活动也停顿了；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白银和黄铜流动，进口数也下降了。无疑，在活下来的人们看，清朝立国后的这个40年，没什么人愿意活在那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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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现代人来说，很清楚的一点是，18世纪的到来，不仅预示着黑暗的时期已经结束，而且也有理由肯定，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到底用什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翻转？如果是战争、被战争影响的贸易（对外和对内），还有寒冷的气候，共同造就了17世纪中叶的危机；那么就是和平、重新恢复的贸易和温暖的气候，为这一切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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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府志》，1879年，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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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少在20世纪，虎骨磨成药剂或者浸泡在酒里，吃了以后据说能够长寿，虎鞭则认为对男性的生殖能力大有帮助，老虎和犀牛的贸易，到如今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已经禁止虎骨和犀牛角的交易，相关的新闻在1993年6月6日的《纽约时报》第19版有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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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丛报》，1839年3月，卷7，596—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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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 • W • 德 • 维瑟（M. W. de Visser）：《中国和日本的龙》（The Dragon in China and Japan），阿姆斯特丹，穆勒出版社，1913年，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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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州府志》，卷79，18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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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要感谢罗兹 • 墨菲（Rhoads Murphey）让我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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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普遍危机”这个说法人们有广泛的讨论，参见特雷弗 • 阿斯顿（Trevor Aston）主编的《欧洲的危机，1560年至1660年》（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纽约，道布尔迪出版社，1967年。还有杰弗里 • 帕克（Geoffrey Parker）和莱斯利 • M • 史密斯（Leslie M. Smith）共同主编的《十七世纪普遍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 • 保罗出版，1978年。将“普遍危机”延伸到亚洲领域，可以参看《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24卷，第4期，1990年，当中的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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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斯特鲁维（Struve）：《明清大变动的呼喊》（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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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威廉 • S • 阿特韦尔（William S. Atwell）已经观察到：“普遍危机”的概念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显得有点模棱两可，让我们还是先从“危机”这个概念入手，这个词最初被历史学家用来考察欧洲17世纪的历史，这个词并不准确，有益的批评指出“如今，人们必须意识到，所谓的危机至不过是对17世纪发生的无可争辩的事实的肯定而已，那么危机就变成了关注其他世纪的历史学家所称历史的同义词。”在这个批评之上，西奥多 • 拉布（Theodore Rabb）对阿特韦尔经常在17世纪东亚历史研究中采用的“危机”一词做出了他自己的定义：“危机”一词如果要有意义，那么必须是短期的，在历史的角度看也许能长达20来年，它必须和之前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接着，阿特韦尔提出，危机时期“在17世纪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后期之间”。对华南来说，这个危机时刻似乎来得有点迟，在17世纪40年中期开始，一直延伸到17世纪5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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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这个概念也很模糊不清，它可以表示一个事件在很广泛的范围内发生，比如说整个中国，整个东亚，或者是一系列危机深刻地影响了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这只是提到了危机的一些可能的方面。有两篇不错的文章分析了东亚的普遍危机，阿特韦尔采用了前面的这个定义，将危机覆盖的范围扩展到很广的地域。我们在这里也将这么使用，尽管“普遍”一词会特别强调程度：在17世纪中叶，四到五种危机影响到了华南的居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口危机，一部分是由于食品短缺、传染病和战争，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食品短缺也在部分上造成了经济危机，但是另一方面是由于外贸交易受限和货币流通不畅造成的，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无业游民的大幅增多；土匪和海盗加上农民起义推翻了社会统治，明朝的覆灭和清朝的建立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全国性的战事，造成对华南的毁灭性打击。知识分子和文化上的危机或许可以加上，但是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我们这里的目的是要描述这些危机，接着再衡量这些危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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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威廉 • 阿特韦尔：《17世纪东亚的“普遍危机”？》（A Seventeenth Century “General Crisis” in East Asia?），发表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4卷，第4期，1990年，664—665页。另参见他的《对17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的危机的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22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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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661—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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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格拉恩（Von Glahn）：《中国17世纪的货币危机的谜团和现实》（Myth and Reality of China’s Seventeenth Century Monetary Crisis），选自格拉恩《财富之源泉：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14世纪至17世纪》（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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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他的陈述的简略总结，可以参见按杰克 • 戈尔德斯通（Jack Goldstone）：《17世纪的东方和西方：斯图加特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国明代的政治危机》（East and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olitics Crisis in Stuart England, Ottoman Turkey, and Ming China），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88年，第30卷，第1期，103—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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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注释7、9和11以外，还可以参见布罗代尔（Braudel）：《文明和资本主义，15世纪至18世纪》（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卷1，《日常生活结构》（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49—51页。世界上至少有一部分地区，比如说南亚，没有什么普遍危机的证据。参见约翰 • F • 理查兹（John F. Richards）：《南亚17世纪危机》（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sis in South Asia），载《现代亚洲研究》，第24卷，第4期，1990年，625—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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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格罗夫（Grove）：《小冰河期》（The Little Ice Age），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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