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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年，在碳氧循环中进行每一次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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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象一下2080年，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被我们解决。那时，我们的孩子也变老了；又或许，由于先进的医疗条件，他们仍处于生命中的壮年。避开灭顶之灾的经历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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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换个更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不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的孩子又会怎么样？他们会面对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干旱、作物歉收、充满北半球城市的生态难民。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面对我们时会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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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象一下，我们发现了一种避开以上一切问题的方法。我们在发现这一方法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解除这场危机后，人类社会又会得到哪些裨益（除了避开灾难以外）？有关气候变化的著述往往聚焦于负面观点。我们在不少著述中读到过不少有关不作为所产生的可怕后果，却读不到当解决气候问题后会带来什么好处。经常运动、饮食健康的人可以避免疾病和早死。可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收获其他健康红利。如果一个经济体可以维持地球的健康，那么我们是否也能收获类似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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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气候危机所引发的结果难以预测，因为真想要克服的话，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全球工程问题。即便是那些认识到危机严重性的人士，也会在似是而非的对立观点上产生分化，从而阻碍真正的进步。对于那些从经济学角度看待世界的人来说，自然就是个有待开发的资源宝库——气候变化只是一个大尺度上的农业问题，可以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加以管理。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自然世界是至关重要的、浑然天成的，只有人类的文明入侵才能将其破坏。对于他们来说，气候变化只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以上两个观点都错失了关键，因为它们把自然和技术作为互斥的两个范畴，以至于它们在两者间的取舍中发生了冲突。但是，真正足以解决危机的方案需要淡化自然和人工之间的区别。这一方案不需要人们在自然和科技间抉择，但需要人们重新定位两者间的相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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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辩驳的科学共识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破坏气候的稳定。但同时需要承认，气候在历史上经历过许多非常不同的阶段，存在突然性的涨落。如果气候突变发生——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它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正因为我们可以阻止或减轻重大的气候变化，我们必须付诸行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必须排查可能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在解决气候变化危机后，我们要持续地管理气候，将它保持在有助于人类繁衍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要将科技和自然界调控气候的机制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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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理解了自然界的气候调控机制对人类科技的作用，开始运行与气候和谐共存的科技、经济模式，我们便能在地球上超越自然和人工之间的分界。经济和气候将成为一个单一系统的组成。想要从气候危机中生存，我们必须构想并建立这样的新系统，让自然界的调控机制和我们的科技文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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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习惯视人类身处于自然界之外，视科技的目的就是为了驾驭自然界。但是，无论你认为是人类征服了自然，还是认为是自然拯救了人类，我们都达到了一个极限点。如果我们还坚持人类同自然界的分隔，有用的观点将再也不会产生。人类如果想作为一个物种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看待自身的全新方式。在这种全新方式中，我们和我们制造的一切东西都有如碳循环、氧循环那般自然。我们从碳氧循环中产生，在碳氧循环中进行每一次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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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与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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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开始这项任务，我们必须理解自然和人工之间的区别到底从何而来。这个由来和时间有莫大关系。我们必须抛弃的错误观点是：所有受时间约束的事物都是假象，只有不含时间的事物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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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错误观点是一种长青哲学，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宇宙学的基督教诠释。如同我在第1章中讨论的那样，尘世是生命唯一的居所，同时也是死亡和腐败的居所。围绕尘世的是镶着不变星座的完美天体球。天体球绕着地球永远旋转着；月亮、太阳、行星也随之绕地旋转；恒星被固定在天体球的最外层，再往外便是神和天使的居所。这样的场景造就了一个流传极广的观念：神和真理在我们的头上，妖魔和虚假在我们的脚下。在学会和地球共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摆脱这个古老想法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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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层级观点也出现在自然-人工两分法中，尽管不同人的看法略有不同。一些人认为人工比自然重要，自然生物是没有思想、混乱的进化产物；而人工是思想的产物，所以人工产物更接近绝对的完美，也因而更接近永恒。另一些人认为自然比人工重要，自然蕴含着人工产物所没有的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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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分的、层级性的世界观将人工和自然隔开。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观念性分级？想要避开观念性陷阱，我们必须摒弃一个观点，即任何事物都是不含时间的，或者说任何事物都可能是不含时间的。我们需要看到，包括人类和人类的科技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在一个受时间约束的系统中，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巨大系统的局部。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被一组无法超越的概率固定着。另一方面，如果时间是真实的，万事万物都是依赖时间的，那么概率的固定组合就不存在。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发明全新的观点、提出全新的问题解决方案，而不会遭遇任何障碍。因此，想要超越自然和人工之间的分隔，建立一个包含二者的系统，我们必须将自己放入时间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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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它能够预测自然和人工的融合，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契合，让人类的能动性获得应有的地位。它并不是一种相对主义哲学。在相对主义哲学中，所有我们希望正确的事物都会变得正确。要想从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存活，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定义什么才是“正确”。同时，我们必须拒绝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现代主义认为，真和美都可以通过严格的标准加以确定；后现代主义认为，现实和伦理都不过是社会建筑。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关系主义。关系主义认为现在制约了未来，但不决定未来，所以创新是可能的。它将超越时间、进入一个永恒完美世界，在那里，虚假希望换成一个真正的希望：人的能动性将在这个宇宙中不断扩张，我们拥有一个开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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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哲学的部分程序可以拯救宇宙学。它重拾了时间在宇宙中的中心角色，让宇宙学走出不科学的歧途。这项科学任务正是本书的焦点。可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如果一个文明社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教育大众时间是一种幻想、未来是固定的，那么这个文明就很难通过想象力创造出政治、科技和自然过程的相互交流。在接下来的上百年中，如果我们想要可持续地蓬勃发展，这种相互交流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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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时间非真的形而上学所造成的最大恶果，体现在经济学上。[1]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中存在这样一个基本缺陷。他们认为市场作为一个系统，处在单一的平衡态中。在这个平衡态中，价格会根据供求关系自动调整，使得供求平衡。他们更进一步认为，这个平衡态最大化了所有人的满意度。甚至存在一个数学定理证明，在平衡态中，不可能在改善某些人满意度的同时，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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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市场都有且仅有一个这样的平衡点，那么明智而又道德的选择，便是让市场停留在这个点上。市场力量（制造者和消费者对价格变化的响应）本身就足以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想法的最新版本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这个假说认为，价格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市场信息。如果一个市场有很多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通过出价和报价贡献自己的知识和观点，那么长远来看，任何资产都不可能被错误估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推理背后有着优雅的数学模型支撑，并可以利用严格的数学证明平衡点总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市场中总存在着一些价格选择，可以使得供需严格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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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景非常简单，假设仅有一个平衡点存在，那么市场总是在恢复平衡点的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家就清楚，他们的市场模型有多个供需平衡点。到底有几个？平衡点的数目很难估计，但它们的数量肯定会随公司或消费者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体中，许多公司制造了大量商品，许多消费者购买了大量商品。我们有很多方式设定商品价格，以保证供需平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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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力量可能在多个平衡点处达成平衡，这些平衡点不可能完全稳定。问题在于，社会到底该让市场留在哪个平衡点上？这个选择不可能通过单一的市场力量加以解释。因为供需在每一个可能的平衡点处都实现了平衡。监管、法律、文化、伦理、政治，都可能在决定市场经济如何演化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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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几十年来还是将平衡点的唯一性作为论证的前提，尽管其他出色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这个假设是不对的？我相信，原因在于他们轻受制于时间的理论，重独立于时间的理论。假设只存在一个稳定的平衡点，那么市场演化动力学就不会那么有趣。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市场都能找回那个平衡点。如果市场受到干扰，那么它就会围绕平衡点上下波动，最后重回平衡点。你完全不需要知道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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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有一个稳定的平衡点，那么人类能动性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每个公司都会最大化自己的利润，每个消费者都会最大化自己的满意度），我们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让市场自己到达那个平衡点。但如果有多个平衡点，且没有一个平衡点完全稳定，那么人类能动性就有了用武之地，它可以从众多的可能性中挑出一个平衡点，从而驾驭市场演化的动力学。在一些赞同放松管制的经济学大师看来，人类能动性的作用可以被完全忽略，他们顺从于一个虚拟而又神秘的永恒自然状态。这是一个深刻的概念性错误。它打开了魔盒，放出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引发了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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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错误。让我们来看看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和路径独立（path-independent）的情况。在路径依赖系统中，系统如何从一个位形演化到另一个位形，会对系统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目前的环境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所处的位置，还依赖于我们抵达的方式，而且时间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路径独立系统中，所有事物只和自己现在的位形有关，而同抵达的方式无关，时间和动力学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任何时间，系统要么处在一个唯一的状态，要么围绕这个状态上下略微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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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派将经济学构想成一个路径独立的理论。有效市场假说是路径独立的，仅有一个稳定平衡点的市场是路径独立的。在路径独立系统中，我们无法仅仅通过交易赚钱，除非我们制造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类活动被称作套利。一个基本的金融理论宣称，有效市场中不存在套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有效市场中，一切事物的价格不存在不一致性。你无法通过美元换日元、日元换欧元，欧元再换美元来获利。然而，许多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都在外汇市场进行三角套利。在有效市场中，它们不可能成功；但是，它们的成功又似乎并没有困扰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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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7开始论证经济学是路径依赖的理论。[4]当时，他是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讲席教授。阿瑟发现，在经济学中报酬递减法则并不总是正确的，这成了他路径依赖说的证据。报酬递减法则认为，你的产量越大，你能从每件售出的产品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少。但这未必是对的。以软件行业为例，制作和分配一个程序的拷贝几乎没什么成本，所有的成本都在于前期投入。阿瑟的工作被认为是异端——事实上，如果没有报酬递减假设，一些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数学证明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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