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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三、寂寞研绝学 豪情缀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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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汉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自谓“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范畴略近于今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初期，学科门类没有如今人分得那么专细，加上天授君权、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自然的一切现象都是社会政治的曲折反映，而社会政治的一切行为也必然导致自然界出现某些相应的征兆。通晓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就可以通过对这些征兆和现象的分析，向统治者提出改善国政的办法，甚至可以借此严厉批评国君的过失行为。随着学术的发展，学科门类日益繁多，学者以个人之力通晓一切学科的可能渐趋困难，再加上世俗和统治者多从功利出发而偏爱一些经世致用的学问，纯粹的学术少人钻研，遂使儒有“专”家而学罕“通”才。虽然如此，太史公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学精神仍在一些学者身上体现着，尽管香火幽微，总是缕缕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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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道幽幽，但毕竟也时有足音坚定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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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30年代，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深感长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之弊，提出“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博大精深、开物成务”的方针，倡导“实事求是”的学习风气和治学精神，为振兴学术擂鼓张帜，并身体力行，为老浙大树立了优良的传统，造就了一大批出色的“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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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82岁的刘操南教授便是这一大批出色“通才”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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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尾年初的一天下午，我们依约前往拜访刘先生。先生已于1988年退休于杭州大学，两年前身患癌症，数月卧床，少人接谈，身困心郁。闻说我们来到，欣然而起，精神振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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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字肇薰，号冰弦，垂髻入塾，读“四书”、《诗经》、《尚书》、《左氏春秋》等典籍，打下了坚实的古代文史基础，并由此培养了对文史的志趣。曾入之江大学土木系，复入浙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在竺可桢倡导的学风和本人志趣的推动下兼修文理两科。于地学通论、物理、微积分、地理学史、春秋三传、《史记》、《汉书》、唐宋诗文、文字训诂等学科典籍无不博览。他从钱宝琮教授受天文历算之学，从缪钺教授习词章文史之学。他以后的治学特色也在此时显露端倪：中西交叉、文理渗透，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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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学识渊博，然大部分著作尚未发表，书房内积稿盈柜，世人对他的了解是极为浅表的。同时，他所钻研的学问如天文历算之学涉及文理交叉，偏重一方的读者很难读懂他的著作，能继承他的学识并深入研究者更是寥若晨星。幸而，学术地位的确立并不是以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为标准，先生的“冷门”绝学在中国庞大的学术体系中依然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1996年5月，国务院召开“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正式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刘先生的天文历算之学便大有用武之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何绍庚先生在审评先生的《历算求索》一书时说：“刘教授的专著可谓正逢其时，其中通过对三统历术、岁星纪年和《汉书·律历志》‘世经’一篇的深入研究，提出问题并排出古代史年表，这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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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算之学的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之。一是天文学和占星术。这两门学科的起源可以说是同步的，后来分道扬镳，而天文学最后把占星术抛弃了。对于天象如太阳、月亮以及其他恒星、行星在天球上所占的位置、运行轨道和地球上四季的变化等，两门学科都有观察和测量，这些记录史不绝书。区别在于天文学家将观测到的天象进行分析后制订出历法，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其著述多存于正史的《天文志》、《律历志》和其他专著中；而占星术家则喜欢把天象与人间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存在，天象的变异是预告人间的吉凶祸福。刘先生对这两门学科进行了综合研究，在《略论中国古代历算中的哲学和数学的神秘主义色彩》一文中，刘先生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了这两门学科中存在的科学性和非科学性成分，辨明精华和糟粕，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占星术中存在的合理成分以及它对天文学的贡献。二是对于中国历学发展史和历术算释的研究与著述。对于今人来说，地球绕太阳运转、轨道成椭圆形等知识已不是新鲜事。但古人对于太阳和月亮以及五大行星运行的观测和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初时认为运动是等分的，后来则认识到是不等分的。对不相等的观测，初则运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到郭守敬作《授时历》时，设立三次差内插法进行计算，计算趋于精密。刘先生对各史中的历志循次做了不少算释工作，撰有《祖冲之枙大明历枛改易古历算释疏证》等论文。三是做了一系列古算校释考订工作。中国古代典籍的历史、诗文著作中多有天文历算方面的描述，对这些描述的正确理解必然有助于对原文的理解。比如对屈原生年确定，王逸、朱熹、郭沫若等均有不同理解。刘先生不盲从任何一家，而是从历算入手详加考订，最后确立自己的观点。又如对于圆周率的运算，刘先生比较了祖冲之和赵友钦的不同方法，并与电脑计算进行比较，从而列出了两个运算的公式。这样的计算应是中西古今历学综合交叉计算论述的范例。这类疏证、考订的论文都收在先生的专著《古籍与科学》中。沈康身教授读后高度评价该书：“我国往时天算之学都用古汉语写，今之学者句读之尚不易，遑论通其实义。刘著行文干净利落、笔墨酣畅、词气委宛，读其文即能通其意。”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就大量引用了该书中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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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不仅擅长理性之考据义理之学，同时感情极为丰富，善于吟咏，每有感辄发，或为诗赋，或为小说弹词，多言人所未言，磊磊出尘，他早岁读书之余，不时出入书场、庙会，对江湖艺人的演唱极感兴趣。后来阅读话本、拟话本和通俗小说，乃悟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实源自茶馆讲唱，章回小说成篇以后，一方面学人于书斋读之；同时，其原有故事尚在民间继续流传、演变，是循着讲话——小说、小说——说书、说书——小说这样一条线索反复演进的。刘先生认为这是通俗小说创作和再创作的一条宝贵经验。在作理论探索的同时，刘先生往往忍不住感情的激烈冲荡，创作（或与人合著）了不少章回小说，如《诸葛亮出山》、《武松演义》、《青面兽杨志》、《红楼梦弹词开篇集》、《水泊梁山》等。日本波多野太郎教授谓其《红楼梦弹词开篇集》“恰似朗诵红楼梦子弟书，缠绵绯恻，如泣如诉，真乃江南水磨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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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诗词创作甚勤，自辑有《揖曹轩诗词稿》，多言志寄托之章，少吟风弄月之调。其忧国爱民之怀，匡时济世之心，溢于言外。早年诗作多长篇巨制，如《黄山吟三十五韵》、《寒夜访贫农斯林亚》、《柯溪坞记行五百字》、《张紫峰吟长见示五泄吟百韵长篇，赋此呈政》，辞气磅礴，情满胸廓，读之令人激荡。《寒夜访贫农斯林亚》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记述贫农斯林亚从做童养媳，到不堪忍受婆家虐待而出逃，到后来翻身等的苦难经历，读之气为之结，情为之抑，几欲入纸揪出其歹性婆婆而痛揎之。而《张紫峰吟长见示五泄吟百韵长篇，赋此呈政》描绘五泄飞瀑，奇幻瑰丽。“泄泄似玉龙，玉龙何夭矫。翻腾从天下，幻作登云道，亦如织女机，千丝垂冥沓。……亦如鲛人宫，飞珠溅琼瑙。冰訇声喧阗，骤疑昆柱倒。……或骈若相从，或蹙若相桡。或舞若蛟龙，或踞若虎獠。或如走旷兽，或如开笼鸟。或如老衲滞，或如素娥姣。……”文思如飞，不同凡响，晚年恭逢盛世，词章亦多新调，而豪情竟不减少壮，如“缘何射虎拿龙手，只合小楼细品茶”，“激扬文字千秋业，浩荡江湖万里心”，“日写三千斜草字，几曾两眼向钱看”。身虽衰靡，而诗心无一丝衰颓之气，骂“官倒”之诗，分明可见刘先生横眉怒目之状：“官书一纸挟皮包，洒洒洋洋欲自豪。苍蝇嗡嗡难拍尽，大虫拦路待开刀。”其忧国爱民之心，令人感动：“垂老缘何伴苦吟，忧思倒爷作官箴。多情最是三更梦，犹系苍生未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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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三个小时，刘先生滔滔不绝，欢然晏然。他博闻强记，每谈及一事，便言某材料某照片在某处，令其子取出，一无差失，曾谈及一生情状，尤其是遭到不公正之对待，皆能豁然待之，笑而释之，言“不放怀又有何益”？襟怀一如学问，博且深矣！后来我又去过两次，求教一些诗文方面的问题。先生皆能尽其所能，诲之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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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此文之际，突闻刘先生仙逝，嗒然若失。回思接谈之欢状，犹在目前，宁不悲痛？先生博学，岂能以一文尽之？惟以志敬意并表纪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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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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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画报》1998年第4期，“浙江现代文化名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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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四、刘操南先生学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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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操南先生，字肇薰，号冰弦。1917年12月13日生于江苏无锡。早岁入塾，诵《四书》等传统经典；后入中学，习英语及化学、数学等现代科学知识。1937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抗战时随校西迁，至宜山转读中国文学系。194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至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并入杭州大学，遂在此任教终生。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遭受冲击，多所磨难。浩劫过后，精神焕发，全力投身教学、科研和社会事业，承担大量社会工作，先后任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代表、省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科技史学会会员、中国数学学会会员等数十项，主编刊物和著作多种。真诚其事，鞠躬尽瘁。终因积劳成疾，于1998年3月29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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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操南先生一生博闻强记，精勤学术，学兼文理，由博返约，特点突出，造诣独到。早年即有“大师”之称，晚年更有“绝学”之誉。其治学领域和成就主要在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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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算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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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刘先生贯穿终生、用功最勤、造诣高深之学。其代表性成果荟编于《古籍与科学》和《历算求索》[1]。其重点约在三个方面：一是天文学与占星术。这是两门既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的科学，由于其材料大多保存于古史之《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及学者专著中，今人已很难读懂，非学贯古今文理兼通者不能办，而刘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他的研究，先综合考察、整体认识，而后区别对待，具体分析，进而“观其会通”，辨其精华与糟粕。二是历学史与历术算释。大学时代就有论文发表，其后又对历代正史之历志和历书进行梳理和算释，积稿成山，造诣独到。三是古算校释考订。在进行古算文献整理的同时，对其算题算术进行考核订正。这些皆非常人所能做到。故其研究受到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高度评价，并被李约瑟博士吸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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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作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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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通俗文学的再创作。将专家学者－民间艺人－当代读者与古代文学－曲艺底本－现代通俗小说两条线索交织融合，与艺人合作，推陈出新，刘先生于此独辟蹊径，创获巨大。已出版的有《武松演义》（25万字）、《青面兽杨志》（20万字）、《诸葛亮出山》（24万字）、《水泊梁山》（41万字）；此外如《祝家庄演义》、《林冲演义》、《宋江演义》、《三打祝家庄》、《关胜伐梁山》、《呼延灼伐梁山》等，各有十几万至几十万字不等的稿本。其中《武松演义》影响最大，自1959年初版后，先后多次增订、再版、借版，印量不计其数；《水泊梁山》则为独力之作；《水浒新传》惨淡经营数十年，已完成100万字（计划约150万字），是其关于水浒传的集大成之作，惜乎时不多予，其功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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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史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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