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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匿名投票与署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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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三个美女的照片，要求人们选出自己认为最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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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加其他条件：人们往往按自己的选美标准，选出自己认为的美女。假如加上条件：如果你选的那个美女正好是所得票数最多的美女，那么奖励你1万元；如果你选的那个美女正好是所得票数最少的美女，那么罚款1万元。此时，从道理上来讲，为了获得那1万元，人们不该再去选择自己认为最美的了，而是应该选择大家认为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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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投票采用的是署名投票方式。曾经有人提议，给所有议员加薪50%，但最终该议案被否决了，原因就在于因为是署名投票。对于任何一个议员而言，如果其他人选的是赞成，则自己最佳选项是投反对票，这样的话，该议案会被通过，而投了反对票可以对自己的选民说，“我是反对该议案的，我是更愿意为大家服务的”，这样就做到了名利双收，得了便宜又卖乖。同样，如果其他人选的是反对，那么自己的最佳选项仍然是反对，因为如果投赞成，该议案不会被通过，你得不到加薪，并且你的选民可以看出你投的是赞成从而认为你比其他人更自私，在以后的选举中不再选你，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在署名投票的规则下，每个议员的理性选择是投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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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匿名投票，那么大家肯定会投赞成票，这样薪水涨了，但是公众并不知道是谁投的。只要投票人数多，肯定有人投反对票，哪怕是一票，议员们都可以回去跟选民说，那一票就是我投的，但是，谁又知道呢？因此，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面对同样的议员，不同的投票规则导致了不同的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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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二、离岸价与到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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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库克船长带领舰队来到澳洲，澳洲就此成为英国的领地。为了开发这一领地，英国政府开始组织大规模移民。移民的重要来源是罪犯。一开始，英国政府给那些帮助移民的私人船主定的是离岸价，即运一个人给多少钱。为了获取更多利润，私人船主尽可能地多装犯人，减少给养，降低卫生条件。据《犯人船》一书记载，1790至1792年，私人船主用26艘船运送4082名犯人到澳洲，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叫“海神号”的船，424名犯人竟死了158人，死亡率高达37%。如此高的死亡率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引起英国社会的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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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有三：一是教育船主，使其良心发现，能够自律；二是强化监督，派员上船制约，使船主不敢虐待；三是改革运送罪犯的给付制度。由于媒体的介入和问题的公开，英国政府也变得聪明起来。最后，他们选择的是制度的改革，将离岸价改为到岸价：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头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给钱。1793年，第一次按新规则付费的三艘运送罪犯的船到达澳洲，结果422人中只有1人死于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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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充分说明制度的重要性，也更好地印证了邓小平30年前的一句名言：“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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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三、对制度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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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经济增长的制度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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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穿越经济波动的迷雾，去探寻经济持续增长的奥秘时，人们才发现，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看，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只是近几百年，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事。人们不禁要问：“怎样解释一个世纪以来促使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些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10倍、甚至更多的增长率？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增长率如此不同？为什么在某些国家生育率下降得如此剧烈，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并非如此？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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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先建立系统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当数美国的索洛（Solow）和英国的斯旺（Swan）。早在1956年，他们就分别提出了他们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们的研究表明，投入要素的增长显然不足以解释产出的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数据统计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剩余”部分。这个部分肯定是要素投入以外的东西带来的，索洛把它归因为“技术进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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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技术进步”成为“无知”的度量，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内生化技术进步便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下一个课题。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1988）在这方面首先取得了突破，提出了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模型。在罗默模型中，技术进步被认为是有目的的研究和发展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以获得某种事后垄断力量和垄断利润为激励。卢卡斯把技术进步具体化为体现在生产中的一般知识和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又进一步具体化为社会共同拥有的一般知识形式的人力资本和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特殊化的人力资本，从而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理论有效地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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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制度视角的透视后才发现，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影响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因素是所谓的社会组织基础，包括各项政策、法律制度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等。“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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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费用的节约与制度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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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一个社会中，当两个或更多的个人都想得到同一种资源时，必然隐含了利益冲突与竞争。利益冲突（竞争）要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解决，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经济运行机制。为了减少冲突所带来的损失，就会逐渐形成限制竞争的规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制度安排（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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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稀缺资源的方式有很多，如排队、考试、选举、抽签、拍卖、招聘、任命、赠予、世袭、偷窃、夺取等。竞争性市场规则只不过是解决竞争中的利益冲突的许多方式之一，但却是没有租金耗费的最有效率的规则（张五常，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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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价格被扭曲或不被采用，那么，取代它的任何其他准则都必然会招致一个类似于竞争条件下的租金耗费。如排队定量配给，排队竞争者所赢得的商品价值至少部分地被排队成本所“抵消”。因此，这一部分价值被认为损耗掉了。如果是在自由市场上进行市场交易，排队成本就可以被节省。其他根据资历、等级、政治、美貌、体能、考试成绩等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决定输赢，都将促使竞争者选择超过使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所需成本的行动（张五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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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看，置于“公共领域”的权利（“公共”产权）节省了界定和实施私人权利的费用，但是与公共产权相联系的租金耗费意味着另一种类型的交易费用是很高的。私人产权能够减少租金耗费，但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可能会很高。两种费用之间的权衡决定了产权的具体安排，决定了产权被界定为共有或私有的程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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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界定的演进过程有理论上的均衡状态（没有人愿意偏离这个状态），即对每一个潜在的寻租者而言，寻租的边际成本等于该寻租者在其已经享有的权利下能够得到的租金的边际增量。[4] 基于此，所谓的公共产权，要么是表明进一步界定已经不再能够增加经济效率，要么是已经通过我们所不清楚的其他方式进一步加以界定了。在张五常（2001）看来，如果一种财产真正被“公共”占有，那么，对其使用的竞争就不受约束，对众多的竞争者就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对公共资源的竞争仍不可避免，并且这种竞争并不会导致租金的全部耗散。借用诺斯的理论，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跨度，某种制度安排一定会被采用以降低租金耗费。如果这种制度不是通过建立私人产权来降低租金耗费，那么，其他的制度安排将用来降低租金耗费。其他类型的产权安排中的一种是，根据等级或层级来界定个人权利，而不是根据出价高低来界定权利。经济活动和资源利用由官员的层级秩序控制着。在此规定下，对资源的竞争就表现为对官位的竞争。“学而优则仕”，“官本位”制度，必然构成了集权国家的基本性质。从更广泛的视角看，所有科层组织都表现出这一相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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