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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达尔文主义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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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查尔斯·达尔文是否读过《国富论》。但他肯定读过关于它的评论，包括杜加尔德·斯图亚特在斯密传记中的赞美之词。而且达尔文熟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人类由来》一书中引用了那本书“引人入胜的”第一章。而且虽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没有提到斯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观点却像是从思维上继承了斯密的经济竞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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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对达尔文的影响早在20年前就被科学史学家西尔凡·施维伯（Silvan Schweber）指出。但我是在读到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关于生物学的进化大部头时，第一次看到其中的联系。古尔德全面分析了达尔文的著作，并且找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产生所受到的各种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和文学的影响。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常被当今神创论和智能（原文如此）设计的支持者引用的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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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利最著名的是他的钟表匠类比。如果你在地上找到了一块手表，佩利在1902年写道，你会看到它和石头没有丝毫相像。很明显，手表的各个部分是“有目的地组合在一起”，产生“规律的运动来指出一天中的时间”。这是必然的推断，佩利总结说，就是“这块手表必须有一个制造者……来理解它的结构，并且设计它的用途。”佩利的观点是生物世界满是有序的复杂体，精巧地适应高效生存的需要，那这一定来自于一种精巧的设计，所以，存在着一位设计者。为了促成其进化论，达尔文需要另一种逻辑来解释生命的效能。亚当·斯密提供了这种逻辑，古尔德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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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会提出更强的观点，即自然选择的理论，本质上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迁移到了自然界，”古尔德写道，“参与‘生存竞争’的单个有机体如同竞争中的公司。繁殖成功就好比利润。”换言之，如斯密提出的，并不需要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系统（事实上，找个设计师是个坏主意）。如果不去干预，经济系统会自己建设得很好，因此这个经济系统中的个体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看到一幅相似的图画：追求自身利益（生存与繁衍）的生物个体就会逐渐地建立起一套有如经济体系一样复杂的生命体系。在一段话中，达尔文特别引用了一个斯密最为青睐的主题概念——“劳动力分工”。斯密在其著名的别针工厂案例中阐述了分工如何产生效率。在达尔文看来这和自然界中新物种的产生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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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写道：“没有博物学家会怀疑所谓‘生理学劳动力分工’的好处；因此我们会相信对一种植物来说，只在一朵花或一整株植物上产生雄蕊，而在另一朵花或另一株上产生雌蕊是有益的。”他提出，和这种分工相似的益处可以解释有机体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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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可以假设一种物种的后代在结构变异上越多样化，它们就越会成功地生存，从而蚕食其他物种的领土。”达尔文写道。“因此在任何一块土地的综合经济系统（general economy）中，动物和植物的生活习性分化得越完全越广泛，这片土地上就会有越多的个体可以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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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达尔文的生命“综合经济系统”反映了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相似的观点。如古尔德总结的，斯密的观点也许在经济学上并非完全适用，但用在生物学上则非常完美。而且斯密的见解反驳了佩利关于造物主必须存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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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佩利认为是上帝最荣耀的杰作……‘碰巧只是’相互竞争的个体在较低层面运作的结果。”古尔德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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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酝酿中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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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代表了19世纪末，可以总结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正如牛顿征服了17世纪的物理世界，斯密编码了18世纪的经济学，19世纪的查尔斯·达尔文将生命添加到这个名单中。斯密追随着牛顿的足迹，而达尔文又追随了斯密。因此到了十九世纪末，全面理性地认识一切的根基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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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20世纪并没有出现具有类似影响和声誉的书。比如说，没有书本来阐明长期探寻的“自然法典”。但是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一本书，可能有朝一日会因朝着那样一本人类社会行为综合手册迈出重要的第一步而被记起：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尔·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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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均衡与博弈论：纳什博弈论及对自然法则的研究 第二章 冯·诺依曼之博弈论——博弈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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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机遇和技巧的博弈最能刻画人类的生活，特别是军事活动和药物试验，这些都是既依赖于技巧能力也离不开运气机遇……因此，用数学方法对博弈论的构成进行深入地研究是很有意义且吸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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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弗里德·冯·莱布尼茨（引自摩根·奥斯卡，《历史学概念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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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学是门“糟糕的科学”，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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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科学领域中，科学家能够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混合两种已知的化学物质，化学家在反应结果出来之前就告诉你将得到什么物质，问一个天文学家下一次日食将何时出现，他不仅会回答你准确的日期、时间，还会告诉你最佳观测地点，即便那是几十年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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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把一群人和一堆金钱放在一起，得到的结果总是荒谬疯狂的。也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能准确预知股市的下次大衰退何时发生。尽管如此，很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从事更严谨的科学。事实上，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来，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很科学了，不过前提是把经济看作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游戏，或者说是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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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在博弈论这个数学基础上来建立经济科学是可行的，这就好比通过垄断来实现对房地产走势的预测一样。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尤其是过去的20年里，博弈论，这个经济学家长期缺乏的严密的数学工具，才最终被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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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的一个贡献在于，它使“消费者怎样比较各种选择”这个曾经模糊的经济学概念得以精确化（通过一种叫做“效用”的度量，但是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它能展示如何决定获取最大可能“效用”所必须要采取的战略，即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假定这也是激烈的经济生活中每个理智的参与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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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类进行博弈游戏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进行经济交换的时间可能也有这么长，但直到20世纪，才有人把这两者用数学方法明确地结合在一起。采取把真实世界的各种选择和金钱用数学方法变换到牌局和象棋这类游戏领域的方法，把博弈游戏和经济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方式是人类用数学量化人类行为的一大创举。博弈论的创立主要是由天才数学家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完成的，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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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广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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