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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均衡与博弈论：纳什博弈论及对自然法则的研究 第五章 弗洛伊德的梦——博弈和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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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旨在将心理学建立为一门自然科学：亦即将心理过程表示为确定物质的定量状态，使其精确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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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方案》，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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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渴望读懂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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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医期间专攻神经病学，希望能破解联系大脑物理过程和神秘的精神世界的密码。1895年，他起草了一项“科学心理学”方案，用大脑中神经细胞的物理性交互来解释精神状态和人类行为。但是弗洛伊德发现十九世纪末期的脑科学远未发展到能将颅内化学和思想行为相联系的水平。因此他跳过了大脑，直接走向精神世界，通过分析梦来寻找操纵精神生活的无意识记忆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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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甚至从未憧憬过弗洛伊德预见的“大脑物理学”。很多人简单地将大脑视作研究的禁区，称其为科学无法检验的“黑匣子”。这些“行为主义者”宣称心理学应该专注于行为观察，研究刺激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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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后，弗洛伊德主义和行为主义都走向了衰退。随着分子医学开始揭示一些大脑的内部活动，黑匣子逐渐变得透明。现如今，得益于各种造影技术的发展，我们能看到大脑活动时的影像，大脑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完全透明。一个多世纪前被弗洛伊德抛弃的神经科学的雏形此刻已经成熟，离他最初的目标不过咫尺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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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弗洛伊德不可能梦想过将神经科学和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他有生之年，博弈论还未崛起。尽管博弈论的创始人将博弈论看作通往人类行为的一扇窗，他们想象不到，有朝一日他们的数学会推动脑科学的发展。他们不曾预见到有一天博弈论会和神经科学结为伙伴，也不可能预见到这种联合将为博弈论征服经济学界添加筹码。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一个被称为神经经济学的新兴交叉领域，博弈论的数学成为了联合神经科学和经济学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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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脑和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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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很多侧面。要赢得一场纸牌游戏，或者在丛林中生存，或者在商场上制胜，你必须懂得如何玩你的牌。你要聪明地选择是补牌还是不补，是押还是过，或者可能是下空注。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持牌，什么时候该退出。而且通常你必须想得很快。胜者善于快速地做出聪明的决策。在丛林中，你没有时间去计算，不管是用博弈论还是别的什么，比如对比战斗和逃跑、躲藏或寻找孰优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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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知道这一点。它们总是要在一大堆可能的行为中做出选择，正如神经科学家格里高利·伯恩斯（Gregory Berns）和瑞德·蒙特格（Read Montague）所观察到的（用比你通常在神经科学期刊上看到的更通俗的语言来说）。“我是去追捕这只新猎物还是继续享受上一顿的美餐？”格里高利·伯恩斯和瑞德·蒙特格在《神经元》（Neuron）杂志上写道，“我应该躲开那只我看到的可能藏在丛林里的捕猎者还是躲开我听到的那只？我应该追逐这个潜在的伴侣还是再等等看有没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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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动物并不会有意识地去做这些决定，至少不会花很长时间。犹豫不利于它们的健康。而且即使动物有能力并且有时间进行复杂的思考，也并不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让它们来比较自己对食物、安全和性的需要。尽管如此，动物的大脑将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并且计算出一系列有助于生存的行为。在这点上，人和其他动物没有太大分别。大脑进化出一种方式，可以用一种“共同货币”来评估各种行为，比较并做出选择。换句话说，人类的大脑中不仅只有钱的概念，还有运转钱的神经等价物。正如钱代替了物品交换系统——提供了一种用来比较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共同货币——神经细胞回路进化出一种能力，将各种行为选择翻译成大脑化学的共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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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这些，你会觉得它们很有意义。但神经科学家们是在受博弈论启发，和经济学家联手以后才开始想到这一切。毕竟，博弈论是将经济效用（economic utility）的模糊概念量化的核心。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展示了如何严格地定义效用，并且得自于简单公理的逻辑演绎，但他们仍然只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效用。经济学家继续将人看作“理性的”演员，选择使他们的钱或交易的货币价值最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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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人们在实验中的行为来看，就会发现人们并不总像博弈论说的那样做。钱——停顿一下再说——毕竟并不是一切。而且人们表现出来的并非绝对理性，而是非常的情绪化。你可以想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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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博弈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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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想（而且一些人确实这么想）那么博弈论就变得和人类社会的现实交互无关了，因为人们并非如博弈论所设想的，理性地寻求效用最大化。虽然博弈论经常被那样描述，但那并非它正确的样子。博弈论实际上只是告诉你如果人们“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他们会怎样做。这使博弈论成为测量人们偏离理性大小的理想工具，很多博弈论学家对此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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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另一种解释。也许人们确实最大化了他们的效用——但是效用并非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至少并非仅仅是金钱。而且也许“情绪的”和“理性的”在描述人类行为时并非互相排斥。选择一种让你感觉舒服的方式，即使需要花费一些钱，这种行为真的是那么不理性的么？毕竟效用的概念是建立在幸福的基础上的，幸福很显然是一种情绪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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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很久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人们是情绪性的。但是当你的目的是要科学地描述经济学——而且用数学的方法——承认情绪的存在将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如科林·卡默热向我解释的。“主流经济学家说的一件事情就是，理性在数学上是精确的，”他说，“理性的方式只有一种，但不理性却有很多种。所以他们经常把这个作为理由——如果人们不是完全理性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旦任何事情可能发生，就不可能找到描述这种情境的数学。“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们有点失败——如果你放弃理性，我们将无法精确地描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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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看起来很像是只在路灯下寻找丢失的钥匙，因为如果它们在别处你就无法看见它们。如果你的数学只能描述一种（理性的）行为，那么你就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但卡默热和其他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先找出行为者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想法是，让我们找到那些考虑大脑实际上如何工作的科学家……向他们请教，”卡默热说，“很可能是虽然在数学上存在着很多可选择的模型，但心理学家们说：‘噢，是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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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像在弗洛伊德的年代——心理学家们无法准确地回答人类行为背后的大脑机制。但随着现代神经科学的兴起，情形改变了。比如，人类的情绪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个谜。科学家们可以观察当人们感到轻蔑、厌恶、恐惧或者愤怒、同情和恋爱时大脑的内部的活动，更不用提吸毒获得快感的时候。人类决策的驱动力可以追溯到特定脑区间的信号传递。因此人类的经济或是其他行为，可以不再用经济学家的“理性”和金钱效用来分析。实际上，看起来大脑是用多巴胺，而非美元来衡量效用。而且这只是神经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对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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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济学和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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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也读到过一些神经经济学方面的文献，但真正看到这个学科的全貌，是在2003年当我来到位于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造访瑞德·蒙特格的实验室时。他的“人类神经影像实验室”是高科技服务于科学的前沿典范，拥有一百台左右的电脑，成排的等离子显示器，和最新的大脑扫描仪器。蒙特格将一切归功于奔腾处理器的高速，强调这门新学科的力量在于它可以精确地描述人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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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精神和人类经验量化，”他说，“我们将感觉转换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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