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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比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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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西莫夫所著的“基地三部曲”的第一部《基地前奏》中，讲述了在川陀星球（银河系的核心世界）的一次数学会议上，年轻的哈里·谢顿发表了一篇演讲。谢顿的演讲阐述了通过心理史学中的数学来预测未来的观点。心理史学是一门他刚开始进行研究的科学。自然地，国王接受了他的观点（在银河系的未来，政客们远比今天更关注科学）并且接见了谢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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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研究的，”谢顿对国王说，“是想说明通过研究人类社会来预测未来是可能的，当然不能预测所有的细节，只能从大体上，虽然不具确定性，但却具有可以预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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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国王得知谢顿还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时，感到很沮丧。谢顿仅仅形成了如何预测未来的理论的雏形，并且是在假设数学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事实上，谢顿对他是否会成功也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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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社会时，我们把人类放在第二位，但是现在又有了人类思想这一附加的因素，”谢顿解释道。“列入考虑范围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上的冲动给研究增加了不少的复杂性，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照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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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顿指出，事实上，可以有效预测银河系未来的心理史学必须考虑2500万个星球上相互影响着的人类变量，每个星球都包含十亿多的可以自由思考的头脑。“然而从理论上讲，做一个心理历史学分析是可能的，但它不见得在任何实际意义中都能完成。”他坦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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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悲观的现实使国王不快，谢顿很快发现自己成为了川陀星球上的一个逃亡者，从一个地区流浪到另一个——从皇府的市内区，到大学城，到农垦区，到一个废弃的采矿中心。在书的最后写到，谢顿意识到川陀是银河系的一个微观缩影，是成百上千个有着各自风俗习惯的社会的归宿。这是他达成一门心理史学科学的解决方法！他不需要分析2500万个世界的数据，而只通过把川陀当成实验室就可以了解人类行为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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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20世纪末，讲求实际的人类学家独立地制订出了一项类似的为分析人类社会行为的计划。通过在地球上与世隔绝的小社会中进行最后通牒游戏（和一些其他的形式），科学家发现人类天性并不那么普遍。事实证明，后工业社会中的大学生并不能完美地成为整个人类种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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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全世界范围的游戏计划是由人类学家乔·亨利希（Joe Henrich）提出来的。之后在1996年，一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生和东秘鲁马奇根加的农民进行了这个最后通牒游戏。游戏的规则同大学生的一样：给一个选手一定金额的钱并且让他必须和第二个选手分享这笔钱。第二个选手可以接受（第一个选手留下的剩余的钱）或者拒绝。当他拒绝时，所有钱将被收回，谁也得不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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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亨利希在秘鲁试验最后通牒游戏时，这个游戏已在大学生中广泛流传。大学生经常把金额出到总数的40％以上。人们往往接受这样的给予金额。有时候，如果出钱太少，就会遭到拒绝。在马奇根加，亨利希注意到，人们往往会给出更低的金额——而且大抵还是会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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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希望马奇根加人和其他人做出一样的选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依德（Robert Boyd）告诉我，“他们做出的选择是如此迥异，使得我不知道该再期待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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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上的其他人只计情感而不计收益时，马奇根加人真正地了解了博弈论的理性选择的规则了吗？或者其他孤立的文化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很快亨利希、博依德和其他人从麦克阿瑟基金会得到了经费，并利用这些资金在四块大陆上的15个小规模社会群体中重复了这个游戏。结果让人十分费解。从斐济到肯尼亚，从蒙古到新几内亚的参与者，游戏的结果既不同于大学生的，也不同于经济学理论所讲的，但不管怎样他们都以愉快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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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文化中，比如马奇根加，给予低金额是典型的并被广泛接受的。但在其他文化中，金额经常很低却往往被拒绝。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有时给予特别慷慨——甚至比一半还多。但在有些社会这样慷慨的给予又很可能会被拒绝。而在其他组中，不管给予多少，从来没出现过拒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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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实让你对人类社会性的本质重新思考，”现在于亚特兰大爱默里（Emory）大学就职的亨利希对我说，“人类社会性多种多样。只要你的理论是有关人类行为的，你就必须解释它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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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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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跨文化的博弈论的研究，清楚地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并非像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样自私。而且研究还表明，在群体日常生活的文化细节方面中确实存在行为的差异性。组内成员也存在个体差异，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甚至个人财富方面的个体差异，但这些因素并不怎么影响成员拒绝他人给予金额的可能性。做出这样的选择，相对于个体特性来说，更明显地取决于一个社会参与的各种经济行为。特别是，平均的给予金额似乎反映了一个社会与其他群体交易的数量。研究表明，在市场交易中运用更多的经验，并没有把竞赛变残酷，反而使市场更公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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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吝啬的马奇根加人，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经济上是分离的——事实上他们就连与自己家人外的其他人发生联系都很难。所以他们基于市场的经济活动是非常有限的，他们都表现得非常自私。在具有更多“市场综合”的文化中，像肯尼亚奥玛人的牲畜交易，最后通牒游戏的给予金额普遍偏高，平均占总数的44％，而且经常会达到总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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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玛人的平均给予金额同美国大学生的十分接近。但美国大学生有时会给出低金额，奥玛人却很少这样做。大学生发现，他们给出的低金额通常会被拒绝，相反在某些社会中无论多低的金额都会被接受。比如蒙古西部的吐尔库特（Torguud）蒙古人，低金额就很少被拒绝。即使这样，吐尔库特的平均给予金额仍达到30％～40％——尽管事实是给予者如果给予金额更低可以得到更多。显然相对于金钱来讲，蒙古的本土文化更看重公平。并且吐尔库特人并不十分在乎因拒绝一个给予的金额而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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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不同社会的研究，人类学家发现了文化因素规定无私行为的各种不同方式。比如在巴拉圭的Aché，猎人们通常将一天的猎物留放在村子的周边。部落的成员们再找回猎物与村民分享。所以在做最后通牒游戏时，Aché人经常给出高金额，往往比总数的一半还多。印度尼西亚捕鲸为生的Lamalera人也是这样，他们公正仔细地把捕获的鲸鱼的肉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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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文化在其他社会里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在坦桑尼亚，哈扎人分肉吃，但他们对此不满并且一旦有机会就会走开摆脱分享。但是，不分享的人有可能会遭到受人排斥的风险，以及社会的谴责和流言蜚语。这样使得在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哈扎人给出低金额时会遭到很高的拒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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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给予高金额并不总是意味着该文化中渗透着利他主义。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奥和格瑙人经常给出高于一半的金额，但是这样的慷慨也经常受到回绝。表面的原因是奥和格瑙人认为接受别人的馈赠意味着你今后还有义务报答人家。一份过高的给予金额甚至可能会被看成一种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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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卡麦勒（Colin Camerer），一位在跨文化博弈研究领域中与人类学家合作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结果是另一种对经济行为上的文化影响的扭曲。“给予过多的金钱，不会显得格外慷慨，这实际上是一种吝啬的表现——是自降身份的，”卡麦勒解释道，“因此金钱被贬值了，因为人们不想受到侮辱，也不想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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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跨文化的博弈实验所产生的惊人结果表明，博弈并不必要用科学家预想的办法来衡量。博弈实际上接近于一种文化实践的形式，而不是单纯地用来测试经济行为。选手们明显地都在尽力体会博弈与真实生活的相关联系并都做出相应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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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奥玛人迅速意识到真实生活和最后通牒实验中变量的相似性。在公共物品博弈（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出现的）中，实验者［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简·恩斯明格（Jean Ensminger）］提供给4个奥玛人每个人一些钱，参与者捐献部分给社会，并留下剩余的。然后恩斯明格会将金钱总额加倍，并将其平均分给四位参与者。当她向其肯尼亚助手们描述这次博弈时，他们迅速回应说这就像哈兰比一样——一次为社会工程募捐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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