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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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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医学理论的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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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学的发展和名医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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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药学知识的积累和提高，兼之社会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潮的兴起，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鬼神致病论产生了怀疑，出现了对疾病的真正原因进行朴素唯物主义说明的各种尝试。例如，春秋时期齐国国君生病，乞求神灵保佑，当时齐国的大臣晏婴认为，疾病是由生活所引起，求神是无用的。又如公元前541年，晋侯有疾，郑国的子产认为疾病是由“饮食哀乐”【52】所造成，与鬼神无关。秦国著名的医生医和则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对一些疾病的产生进行了广泛的说明。医和认为自然界存在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分别导致寒、热、末、腹、惑、心等六类疾病。他指出：“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53】尽管这一理论还比较原始和粗糙，但它把疾病的原因归之于自然界的因素，归之于因人体内部失去某种平衡所致，这就与鬼神致病论划清了界限，使得在诊断和治疗上采取与巫术迷信截然不同的方法，为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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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医药学的发展状况，可以从名医扁鹊的活动窥其一斑。扁鹊姓秦，名越人，渤海鄚（今河北任丘县）人，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为医或在齐，或在赵”，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陕西一带。他“随俗为变”，根据当地人民的实际需要，有时作“带下医”（妇科），有时作“耳目痹医”（五官科），有时又作“小儿医”（小儿科）。这一方面说明扁鹊有较全面的医术，另一方面也说明医学分科的专门化在当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诊断方面，扁鹊采用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证明当时对人体作客观检查的手段有了较大的进步。扁鹊尤擅长于望诊和切诊，《史记》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的记载，说明他在切脉诊断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治疗上，扁鹊研究并熟练地掌握了当时已经得到普及与发展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在处理具体病案时，往往采用多种方法兼用的综合疗法。如对虢太子的“尸蹷”（类似休克、假死）之症，就先后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疗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扁鹊在医疗实践中，提出“病有六不治”的原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信巫不信医”不治，反映了扁鹊与巫祝迷信不两立的唯物主义态度，也表明了在当时医与巫的激烈斗争中，医必定胜过巫的生气勃勃的活力和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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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医药学著作，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和《导引图》等篇，就是这一时期关于经脉、医方和医疗体育的专门著作。《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已知最早的经脉学专书，也是最早的灸疗学著作，它们分别论述了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路线，以及相应的病症与疗法，是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经络学说的先声。《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医学方书，全书五十二题，每题列出治疗一类疾病的医方，少则一二方，多则二十余方。记有病名103种，方数约300个，药名247种，其中近100种药物与汉代出现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相同，表明这时的方剂学和药物学均有了较大的发展。所谓“导引”是“导气令和”和“引体令柔”的简称，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体育。《导引图》就是这一方法的形象画图，共四十余幅。其中有为专治某种疾病而设的动作，也有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运动，它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导引术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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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整体观、脏腑经络学说和阴阳五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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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无数医家的临床实践和不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战国晚期出现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它既非记述一时之言，又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一个时代医学进展的总结性巨著。《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它以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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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的导引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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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认为人体器官各有不同的功能，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认为人体某部分发生病变，可以影响到整个身体或其他器官，而全身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到局部的病理变化。《内经》又把人体放在一定的外界环境中进行考察与研究，在论及医学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时，处处结合四时季节变化、地理水土、社会生活、思想情绪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人体与外界环境相互感应的观点。这些整体观念是《内经》，也是中国传统医学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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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的基本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研究人身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内经》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它是从临床实践中观察得来的。如对脏腑功能的叙述时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统的吸收，其中水谷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而“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内溉五脏，外濡腠理”。这是关于血液循环概念的早期描述。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的道路，其干线叫经，分支叫络。它把人体结成一个表里上下、脏腑器官相联系沟通的统一整体。脏腑发生的种种变化，往往通过经络反映到肤表腧穴上来；反过来，针灸有关腧穴，可以通过经络的传递治愈或缓和、控制脏腑的变化。这就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的说明。这一学说两千多年来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成为中医体系中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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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应用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医对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诊断和治疗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形成自成体系的学说。它运用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消长变化的朴素的矛盾发展观点，指出人体必须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即必须“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才不致生病；主张人要积极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以此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纲。它提出了“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原则。它应用五行的生、克、乘、侮等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肌体各腑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既相生又相克的关系，提出了所谓“母病及子”、“子病累母”等疾病传变关系和“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治疗准则，都是五行说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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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直接应用于医疗实践，形成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中医学成为我国古代科学中最完善的学科之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阴阳五行说毕竟是思辨性的早期哲学思想，故它在医学中的应用不能不带有经验描述的性质和历史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近现代医学和生物学兴起之后，如何吸取新的科学营养，发展中医学的理论，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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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防治思想、病因说及解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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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强调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主张“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要人们主动地防御自然界致病因素的侵袭，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即在未病之前先采取预防措施。而当得病后，《内经》提出要防止病变的传变，提倡疾病的早期治疗，“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至于如何治病，《内经》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的道理，以及临床上如何掌握治本、治标的问题。至于具体治疗，则运用了内服（包括药物和饮食治疗）、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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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病因，《内经》指出引起疾病的外来因素是邪气（邪是不正常的意思），主要指存在于自然界的反常的风、寒、暑、湿、燥、火，还有饮食不节、劳倦过度以及情绪不正常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正气旺盛，邪气不容易伤害人体，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只有当人体的正气相对虚弱，外因才通过内因起作用引起疾病。它还指出有时邪气潜入身体，当时没有发病，后来由于某种诱因，突然发病，因为“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其实并不是鬼神造成的。它更明确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即凡是笃信鬼神的人，不可以同他们讲医药治病的道理，这些都是对鬼神致病论的有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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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剖方面，《内经》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书中所记载的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容量等，尽管不完全正确，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采取分段累计的方法，度量了从唇经咽以下到直肠、肛门的整个消化道的长度，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统计基本一致。这一实践加深了人们对人体结构、功能及其联系的了解，为医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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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医学史上，《内经》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它初步建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历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家和不少有创见的学派，为祖国医学增添了新内容，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来讲，主要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研究和学习《内经》的理论，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内经》作为一部科学名著，早已引起了国外医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重视，它的部分内容，已相继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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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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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诸子百家的自然观和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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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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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思想领域中，对维护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天命观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不断揭示着天命观的虚伪性，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不断提供新的证据；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或多或少地从天命观的迷雾中摆脱出来，多少揭开了天命观强加给自然界的神秘面纱，从而提高了研究、探讨自然界各种问题的兴趣与积极性，给自然科学的发展以有力的思想武装与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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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奴隶制的没落，旧思想崩溃，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纷纷探索新的问题，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新学术、新思想纷纷涌现，成为一股历史潮流。因而，连思想比较保守的、以孔丘（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孟轲（公元前389年—前305年）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于天命观和有无鬼神等问题也不能不闪烁其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曾占统治地位的天命观的动摇与衰落。在天文学的进步面前，孟轲也曾正确地指出“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54】。这就是说，天和星辰虽然高远得很，但却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循，只要人们加以研究，千年间冬至的日期是可以预知的。这表述了人们对太阳运动长期观测、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认识客观世界自信心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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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中，荀况（公元前298年—前238年）是先进思想的杰出代表。在著名的《荀子·天论》中，荀况阐发了自然界没有意志，而且是按一定的规律性运动的反天命思想。他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党通傥，偶然的意思）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的现象，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的结果。对于万物的生长变化，荀况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55】这些都是力图从自然界本身的矛盾运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宝贵尝试。从这些观念出发，荀况进一步提出了“大天而思之，孰与畜物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56】的积极主张，即他认为人们是可以能动地了解自然变化的规律并加以利用。他的这些认识和主张，反映了人们在自然科学取得一定进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探索并利用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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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反对各种鬼神迷信的斗争，也随着科学的进展而获得新的动力。荀况在《荀子·非相》篇中对当时流行的相面之术进行了批判。韩非在《韩非子·显学》等篇中对当时出现不久的“长生不老术”持批判的态度，对巫祝迷信更作了辛辣的嘲弄。在《韩非子·五蠹》篇中，韩非对古代人类发展阶段，作了具有朴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叙述，是对人类自然发展历史的可贵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