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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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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学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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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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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地理著作的特点是撰述各地州郡以及山、川的“地记”大量出现，其中以描述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各州、郡的为多，反映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地记的内容很广，包括各地的历史和地理情况，见于著录的有：谯周的《三巴记》，顾启期的《娄地记》，庾仲雍的《湘州记》和记述黄淮地区的《齐州记》（李叔布撰）等等。关于记山的著作，有释慧道的《庐山记》和葛洪的《幕阜山记》等。专记水道的代表作是桑钦的《水经》和郦道元的《水经注》。总的说来，地记的内容很不一致，有偏重于史传的，也有偏重于地理物产的。山记的内容多以描述寺观为主，其地理学价值不大。水道记大都记载了水道的来龙去脉，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自然面貌，科学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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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描述局部地区的地记外，还先后出现了《畿服经》、《地理书》、《地记》等几部全国性的总志。《畿服经》为晋初挚虞所著，计170卷，书中记述了全国各地的情况，“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悉具”【31】。《地理书》是南齐陆澄所撰，计149卷并附录一卷，这是他“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32】的地理著作，按地区编成的。《地记》是梁人任昉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八十四家著作编撰而成，全书252卷。这些总志的篇幅浩大，内容相当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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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地方性或是全国性总志的地记著作，基本上已散佚殆尽，所存无几。但从现存的少量著作和片断记载中，仍可窥知这时地记发展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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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秀和制图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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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秀（223—271）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从小就很好学，有着渊博的才识。晋武帝时曾佐理国家军政，官至“司空”（相当于宰相的地位），接触到不少的地理和地图资料。用于国家管理和战争需要的地图，春秋战国时期已很普遍，至汉代已有较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几经战火，图籍损失惨重，据裴秀所说，到西晋时已是“秘书既无古之地图”，汉代萧何所收秦之图籍亦已不存，幸存下来的“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这些一般的行政区图大都简单粗陋，既不设比例尺，方位的划定又不准确，对名山大川亦不备载，“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有些图籍“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另外由于历史的变迁，古代地理经典《禹贡》所记载的山川地名，已“多有变易”，而“后世说者或强牵引”，造成了混乱。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满足当时所谓“大晋龙兴”的政治和军事需要。故此裴秀立意制作新图。他研究了大量的古代资料，对照当时的实际情况，“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在门客京相璠的协助下，编制成《禹贡地域图》18篇。这可以说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历史地图集。在制作过程中，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古代文献所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考核比较，力求弄清搞准，而不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采取“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的办法，并且改正了旧有的“天下大图”过分巨大，用缣80匹，不便展阅，记载又不精确的弊病，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1∶800000，历史上均一里为180丈，1929年方改一里为150丈）的比例，缩制成方丈图。【33】图中“备载名山都邑”，使“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34】，为军政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可惜，裴秀主持绘制的这些地图，早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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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晋书·裴秀传》中有关制图六体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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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秀在地图学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主持编制了上述地图，更在于他把前人的制图经验加以总结提高，第一次明确地建立了我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在《禹贡地域图》序中，裴秀明确地提出六条制图原则，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第一条说明必须有按比例反映地区长宽大小的比例尺，第二条是确定各地间彼此的方位关系，第三条是要知道各地间的路程距离，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形高低变化和中间物的阻隔，道路有高下、方斜、迂直的不同，制图时两地间所取的距离应是水平直线距离，故要“因地而制宜”，采取逢高取下，逢方取斜，逢迂取直的方法，确定水平直线距离。这六条原则是互为关联、互为制约的，“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在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裴秀对数学在制图中的运用非常重视，指出：“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35】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已把数学中的比例运算方法，与测定远方地物间水平直线距离的“重差术”应用于地图的绘制中。裴秀提出的这些制图原则，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影响我国传统制图学一直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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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和《水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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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祖国的山川地形和地理情况的描述，代不乏人。到三国时，桑钦所写的《水经》一书，简要地记述了全国137条水道。随着社会和生产的发展，要求有新的较为详尽的著作问世。活动于北魏中、晚期的郦道元，深感前人的不足，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写成了我国古代地理学名著《水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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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他的生年不详，据后人推算可能生于465年或472年，曾任过北魏政权的御史中尉和一些州郡的官吏，于527年被人杀害。他一生勤奋好学，历览大量书籍，并注重于地理考察。少年时曾随他的父亲到过山东，后来他曾先后在山西、河南一些州郡任地方官。所到之处，他“寻图访赜”，“访渎搜渠”，对当地的地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详细记录。他虽然生长在北魏统治的地区，但对全国甚至域外地理状况也非常关注。在从事地理研究和考察过程中，郦道元深切地感到以往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都失之简略，都赋一类作品为体裁限制，更不能畅述达意，《水经》“虽粗缀津渚”，略具纲领，但却只记水道，不记水道以外的地理情况。而且，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着的，随着年代的推移，人们对于上古的情况已很渺茫，加上部族的迁徙，城市的兴亡，河道的变迁，地名的更换等，地理情况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历史上的著作，已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郦道元觉得把历史上的地理变迁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庶备忘误之矜，求其寻省之易”，十分必要。【36】因此，他以《水经》一书为蓝本，著《水经注》，全面描述全国的地理情况。《水经注》计40卷，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二十倍于原书，约达30万字，所引用的书籍四百三十多种，还转录了不少碑刻材料。所以，这不是简单的注疏之作，而是颇具匠心的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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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的内容十分丰富，作者以大量的地理事实详注《水经》，并系统地进行了综合性的记述，既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空间的真实感。书中以河道水系为纲，详细地记录了河流流经地区的地形、物产、地理沿革等，尤其对于河流分布、渠堰灌溉以及城市位置的沿革记述最为详细，而且具有清楚的方向、道里等方位和数量的观念。尽管郦道元所实地考察的地方有限，引用的历史资料有的并不确切，记述难免有失实之处，而且也掺杂有封建糟粕，但全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地理面貌。有些地区我们可以依据《水经注》较真实地复原一千四五百年前的地理情况，对现在的经济建设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水经注》所涉及的内容东北到朝鲜的埧水（即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至印度新头河（即印度河），西至安息（伊朗）、西海（咸海），北至流沙（蒙古沙漠）。这些域外地理知识，直至今日仍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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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物找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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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成书的《地镜图》，对矿藏地表特征进行了观察、综合、研究，从而总结出了丰富的植物找矿的经验性认识。《地镜图》原书虽已早佚，但从后人的引文中仍可看到它的部分内容。早在先秦时代的《荀子·劝学篇》中就记载有“玉在山而草木润”，晋张华的《博物志》也记载有山上“有谷者生玉”，《地镜图》则大大地充实了这方面的内容，说：“二月，草木先生下垂者，下有美玉；五月中，草木叶有青厚而无汁，枝下垂者，其地有玉；八月中，草木独有枝叶下垂者，必有美玉；有云，八月后草木死者亦有玉。山有葱，下有银，光隐隐正白。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后来，唐代的段成式又作了进一步的总结，说：“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37】这些记载，虽不一定与实际相符，有的可能是根据不足的臆说，但它却是现在利用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理论的肇始，为人们寻找地下矿藏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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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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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医药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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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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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政制度方面，沿袭了两汉的制度。晋时仅有太医令，到南北朝时期，增设了太医丞，藏药丞，侍御师，太医博士，太医助教，尚药监等官员。刘宋政权设置了太医署和医学，教授生徒，官方创办的医学教育自此开始。由于统治阶级自身对医药的需要，加上经常的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伤病人员，迫使南北朝各个政权的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医药学的整理、总结与研究，并采取一些防病、治病的措施，如派遣医师和拨送医药到灾区进行救治，以笼络人心。其中北魏政权尤为突出，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前，就曾令李脩“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38】行于世。永平三年（510年），宣武帝拓跋恪下诏设置医馆，“严敕医署，分师治疗，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同时组织医工，对浩瀚的经方，“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39】，以推广、普及医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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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的基础上，这时期我国传统的医药学进入一个广泛总结整理的阶段，出现了大量医药学著作，其中特别是对脉学、针灸学、本草学和药物炮制加工技术以及方剂学进行了总结，使我国传统的医药学体系更加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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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和与《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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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切脉诊断疾病，是中医诊断学的一项独特方法。春秋战国、秦汉以来，人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脉学的知识和内容，都还比较零散。晋代的名医王叔和，对历史上的脉学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他“撰岐伯以来，逮于华陀，经论要诀，合为十卷”【40】，著成《脉经》一书。《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书中列举了二十四种脉象，对每一种脉象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为了便于人们理解，把脉象分为八类相似的脉。这些脉象基本上符合于现代对血液循环系统特性的认识，包括对心脏搏出最，动脉管的韧性和弹性，血液在动脉中流动的情况，血液黏稠度，心脏跳动的频率和节律，血管充盈度等内容。它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挥了脉学在疾病诊断，预后以及对疗效观察等方面的作用，与中医传统的脏腑辨证结合起来，指出五脏六腑病症的脉象，指导在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脉经》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后世的脉学虽有所发展，但基本上是在《脉经》的基础上的发挥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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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和《针灸甲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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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中独特的治疗技术针灸学，这时亦由皇甫谧（215—282）进行了总结。皇甫谧少年时家中贫穷，又游手好闲，到二十岁时才奋发读书，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刻苦攻读，干活时还带着书。经过努力，“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但他不愿做官“耽习典籍，忘寝与食”，被人称为“书淫”。在身患严重的风痹疾时，“犹手不辍卷”【41】。皇甫谧为了战胜风痹，致力研读针灸书籍，发现以前有关著作中，“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根据《黄帝内经》的《素问》、《针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参照其他书籍，并结合个人治病的心得，“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42】，总结整理为《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亦是针灸学的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