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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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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医药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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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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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政制度方面，沿袭了两汉的制度。晋时仅有太医令，到南北朝时期，增设了太医丞，藏药丞，侍御师，太医博士，太医助教，尚药监等官员。刘宋政权设置了太医署和医学，教授生徒，官方创办的医学教育自此开始。由于统治阶级自身对医药的需要，加上经常的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伤病人员，迫使南北朝各个政权的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医药学的整理、总结与研究，并采取一些防病、治病的措施，如派遣医师和拨送医药到灾区进行救治，以笼络人心。其中北魏政权尤为突出，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前，就曾令李脩“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38】行于世。永平三年（510年），宣武帝拓跋恪下诏设置医馆，“严敕医署，分师治疗，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同时组织医工，对浩瀚的经方，“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39】，以推广、普及医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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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的基础上，这时期我国传统的医药学进入一个广泛总结整理的阶段，出现了大量医药学著作，其中特别是对脉学、针灸学、本草学和药物炮制加工技术以及方剂学进行了总结，使我国传统的医药学体系更加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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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和与《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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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切脉诊断疾病，是中医诊断学的一项独特方法。春秋战国、秦汉以来，人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脉学的知识和内容，都还比较零散。晋代的名医王叔和，对历史上的脉学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他“撰岐伯以来，逮于华陀，经论要诀，合为十卷”【40】，著成《脉经》一书。《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书中列举了二十四种脉象，对每一种脉象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为了便于人们理解，把脉象分为八类相似的脉。这些脉象基本上符合于现代对血液循环系统特性的认识，包括对心脏搏出最，动脉管的韧性和弹性，血液在动脉中流动的情况，血液黏稠度，心脏跳动的频率和节律，血管充盈度等内容。它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挥了脉学在疾病诊断，预后以及对疗效观察等方面的作用，与中医传统的脏腑辨证结合起来，指出五脏六腑病症的脉象，指导在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脉经》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后世的脉学虽有所发展，但基本上是在《脉经》的基础上的发挥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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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和《针灸甲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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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中独特的治疗技术针灸学，这时亦由皇甫谧（215—282）进行了总结。皇甫谧少年时家中贫穷，又游手好闲，到二十岁时才奋发读书，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刻苦攻读，干活时还带着书。经过努力，“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但他不愿做官“耽习典籍，忘寝与食”，被人称为“书淫”。在身患严重的风痹疾时，“犹手不辍卷”【41】。皇甫谧为了战胜风痹，致力研读针灸书籍，发现以前有关著作中，“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根据《黄帝内经》的《素问》、《针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参照其他书籍，并结合个人治病的心得，“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42】，总结整理为《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亦是针灸学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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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经》全书12卷，分118篇，内容包括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皇甫谧纠正了晋以前经穴纷乱的现象，统一了穴位。书中记述单穴49个、双穴300个，共349个穴位，并具体地指明了针刺深度、留针时间和艾灸时间。皇甫谧还结合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对针灸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作了明确的说明。《甲乙经》既是对晋以前针灸学的系统总结，又对后世的针灸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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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和《神农本草经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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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后世的医药学家都把它视为药物学的经典，经过反复辗转传抄以及药物的不断增补，在药物的性能和分类方面造成了不少的错误，引起了混乱。这种状况到南北朝时期已相当严重，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南朝著名药物学家陶弘景（452—536）注意到这种现象，因而立意对《神农本草经》重新进行整理，编著了《神农本草经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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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自幼勤奋好学，据称读书万余卷，齐高帝萧道成未帝作相时，曾被引为诸王侍读，他“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43】，后辞官隐居，专事著述和炼丹。他一生中对“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44】，深有研究，在医药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著作很多，《神农本草经集注》是其主要著作。虽然此书早已散佚，但从敦煌石窟的残卷和后代著作所摘引的内容看，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陶弘景在著述时，“苞综诸经，研括烦省”【45】，整理和校订本经的365味药外，又增加365味，合730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包括序录，合为七卷【46】。为了区别《神农本草经》原载药品和新加的药品，他用红色书写原有药品，用黑色书写新加入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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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集注》是《神农本草经》以来关于药物的又一次系统总结。陶弘景在“集注”中改变了《神农本草经》以上、中、下三品进行分类的方法，创立了新的药物分类法。一种是以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来分类的方法，把730种药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有名未用等七大类。后来唐朝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法，都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诸病通用药”，以病症为纲，根据药物的治疗功效，把药物分别归入不同的病症项下，共分八十多类，有利于临床治疗和医药的普及推广。但由于陶弘景本身属道家，他的思想和著作中都有不少迷信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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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炮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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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加工的炮制技术，这时期也得到发展。活动于刘宋时期的雷对此进行了总结，编著成我国最早的药物炮制技术专著《炮炙论》一书，“直录炮熬煮炙，列药制方，分为上、中、下三卷，有二百件名”【47】。原书已散佚，从后代所引的内容看，《炮炙论》提到的药物炮制方法有17种，内容包括炮、炙、煨、炒、煅、水飞等方法。如说“凡使当归，须去头芦，以酒浸一宿入药”，“乌头宜文武火炮令皱折劈开用”【48】等。这些处理可减低药物毒性，增加疗效，或易于保存，并可使药物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书中有的名称和方法现仍沿用和保留。后代中药的炮制方法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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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和《肘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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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还有大量的方剂学著作问世，其中除各种内外科医方外，还有《疗目方》、《疗耳眼方》、《小儿方》以及少数民族和国外的药方，说明了当时医药学的发达。可惜的是这些方书大多已亡佚。现存最著名的有《肘后备急方》，原为晋葛洪（281—341）著，名《肘后卒急方》，后经陶弘景整理补充为《肘后百一方》，金代杨用道又进行增补，改为现名，简称《肘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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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葛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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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自号抱朴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家。他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他经常外出寻书问义，甚至“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49】这种坚韧的求学精神，使他既“穷览坟索”，又“兼综术数”，有着渊博的学识。他精通医药学，在究览典籍的过程中，深感以往近千卷的医药经方，“混杂烦重，有求难得”，因而“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写成《玉函方》一百卷。同时，他感到以往医书，“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对于“贫家野店”，是难以办到的，针灸治疗对于没有研习医方，不明穴位者，亦起不到救治的功效。这种状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虽有其方，犹不免残害之疾”，因而他又写了《肘后卒救方》。方中“率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同时，在书中还记述了简易的灸法，“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50】《肘后方》的内容包括急性传染病，各脏腑慢性病，外科、儿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法，对各种疾病的起源、病状均有叙述，特别对传染病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书中附有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和药方。这是一部具有普及推广意义的实用方书，一直为后世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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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迷信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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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服饵丹药求长生不老的风气，在统治阶级中非常盛行。但服食丹药的现实不是求得长生，而是适得其反，不少封建帝王和官僚因服食当时盛行的寒食散（又称五石散）而丧命。针对服饵寒食散的副作用，这时出现了不少治疗方书，这是从谬说中衍生出来的多少带积极意义的医药学成果。此外，炼丹实践也提供了一些可以治病的化学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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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盛行、鬼神迷信渗入了医药学领域，对于祈求鬼神，企望长生不老所造成的危害，不断有人觉悟，起而反对。最突出的是周朗（425—460），他对刘宋政权的腐败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提出了变革的主张。在谈到医学时，他尖锐地揭露鬼道妖巫的为害，指出：“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淫风辄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右，居灵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又针药之术，世寡复修，诊脉之伎，人鲜能达，民因是益征于鬼，遂弃于医，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复半。”他主张“今太医宜男女习教，在所应遣吏受业，如此故当愈于媚神之愚，惩艾腠理之敝矣”【51】。周朗的主张触犯了昏庸的帝王，使他一直不能得志，最后被以违背封建礼教而处死，年仅36岁。他在那鬼神迷信泛滥的年代里，敢于触犯封建统治者，反对鬼神迷信，提倡科学的斗争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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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