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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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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造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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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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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隋唐时期经济文化发达的形势相适应，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在这时问世了。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确切年代现尚无法确知，但认为它出现在7世纪初的唐代初期，却是比较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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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的发明，必须先具备纸张、笔、墨等物质条件，具备刻印的工艺技术，掌握反文印刷原理。这些物质技术条件，在我国早已具备。自汉代发明造纸以后，纸作为一种方便的书写材料，逐渐发展和普及，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已普遍被采用，产量和质量都有相当高的水平。笔墨先秦时已经使用，东汉时发明的人造松烟墨到魏晋时已相当精妙。3世纪时的韦诞所造的墨，被赞为“一点如漆”。现存晋代、六朝墨迹，虽经一千四五百年，仍然墨光漆黑，字迹如新。松烟墨既是优良的书写原料，也是印刷的上好着色原料，用它印刷时，字迹清晰整齐，不会模糊漫漶。由于我国主要使用烟墨，没有油墨，这是直至清代还是木刻印刷盛行的一个原因。加上金属活字印刷所要求的技术条件较高，因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展受到限制。至于刻字技术，历史更是悠久，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先秦以来的印玺，秦汉时代的刻石，尤其是魏晋时道教所刻制的大量木刻符箓，有的字数已达120字。还有晋代的反写阳文凸字的砖志，萧梁时的反写反刻阴文神通石柱等，说明人们已掌握了熟练的反刻文字的刻凿技术。此外，用在丝织品上精巧的镂板印花技术以至石刻上的摹搨技巧，也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印刷的启示与经验。正是在这充分而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应时而生了。雕版印刷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为原料，虽然刻字费工，但由于木刻工艺简单，费用低廉，印刷便捷，较手写传抄优越百倍，因而深受人们欢迎而不断被推广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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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印刷活动主要是在民间进行的，大致用于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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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于宗教活动。唐朝时，佛教盛行，佛像、佛经的需求量很大，而绘画手抄费工费时，满足不了需要，因而采用木刻印刷。7世纪中叶，“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74】，印刷和发行量都甚为可观。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木刻陀罗尼经，刻于704—751年，为目前发现的最早印刷品。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该经是在西安翻译和刻印的。9世纪中叶，司空图在为僧惠确作的募雕刻《律疏》中，提到“印本渐虞散失，欲为雕锼”，说明此时以前早有印本，由于逐渐散失，想重板刻印。大中元年至三年间（847—849），崇尚道教炼丹的纥干皋任江南西道观察使时，曾“大延方术之士，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75】。所印的数量说明印刷技术已很发达。现存世界上第一部标有年代的木板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出资刻印的《金刚经》，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长76.3厘米，阔30.5厘米，可看出刻板的面积很大，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全卷完整无缺，刻印技术已很纯熟。唐末成都印刷书籍中，也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道教除印刻符箓外，亦刻印道教书籍。中和三年（883年），在成都书肆中出售的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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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在韩国发现的木刻《陀罗尼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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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于刻印诗集、音韵书和教学用书。长庆四年（825年），元稹曾记述了白居易的诗歌广泛流传，为各阶层男女老少所喜爱的生动情景，说：“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且特意注明江浙一带“多作书模勒”白居易和元稹自己所写的诗，“卖于市肆之中”【77】。“模勒”即为刊刻，反映了当时印刷出售诗集已很普遍，也反映了江浙一带印刷业已很兴盛。9世纪中叶日本来华名僧宗睿于咸通六年归国时，带有印刷的书籍《唐韵》一部5卷和《玉篇》一部30卷，说明多卷本的著作已经雕版印刷。唐末成都书肆出售的书籍中，有刻印的字书、小学等教学书籍。敦煌亦发现有唐末印刷的《切韵》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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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于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书籍的印刷。唐时的农业生产发达，中央政权颁行的历日往往发行较慢，满足不了各地农村掌握农时的要求，因而民间刻印历日出售的活动很活跃。835年前后，“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78】。现存最早刻印的日历是乾符四年（877年）历书，上刻有节气、月大、月小及日期，并杂有阴阳、五行、吉凶、禁忌等。另外还有成都樊赏、长安大刁家印制的民间日历残片。这些珍品连同上述的《金刚经》印本等均为斯坦因窃走，现存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唐末长江下游一带印历出售也很风行，并发生过印本不同而引起争讼的事件。医药在唐代较为重视，得到推广普及，开始有民间印刷出售的医药书籍，如长安东市印售的就有《新集备急灸经》，并注明“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现存有咸通二年（861年）根据印本抄写的传抄本，也为法人伯希和窃走，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另，成都出售的印刷书籍中，“多术数、字学、小学”【79】。随着工商业的发展，8世纪80年代在市场上出现一种名为“印纸”的印刷品，作为商人交易及纳税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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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唐咸通九年印《金刚经》（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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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自发明之后，不断得到发展和推广使用，到9世纪时已相当普遍，成为一种新兴的重要手工业部门，对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科技文化生活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五代时，我国虽处分裂战乱时期，但印刷术仍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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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唐乾符四年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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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阶层从民间印售书籍的过程中，了解到印刷的重要性，因而五代时在官方兴起了刻印儒家经典的活动。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年），冯道等倡议发起刻印儒家经典。次年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80】。自长兴三年起，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前后22年，刻成印板《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2部，130册，并印刷出售。自此，刻印书籍成为政府的出版事业。另一方面，私家的刻印业仍很活跃，所刻印的书籍除释、道、儒三家经典外，还有文学、史学、法律、类书、历本等，五代时期印刷事业的发展，为宋代印刷术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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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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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以后，我国的造纸技术不断革新和进步，魏晋南北朝时，纸已代替帛、简之类，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造纸的主要原料除原有的麻、楮等外，桑皮、藤皮也被利用来造纸。北方主要仍使用麻、楮造纸，质量和数量都有较大提高。南方的藤纸由于质地优良，也成为官方文书主要的用纸，曾经盛行于一时。其中浙江剡溪（今嵊县一带）的“剡藤”尤为驰名。西晋张华《博物志》中已说到“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唐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更称“剡溪上多古藤株枿，谿中多纸工，擘剥皮肌以给其业”【81】，反映了擘剥藤皮造纸和造藤纸手工业到唐代更发展为当地普遍的手工业。在工艺技术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使用了帘床设备捞纸，提高了工效，又使纸张有一定的规格。防止纸张虫蠹以及染色的“潢治”法，已经发明并得到推广，《齐民要术》专门记载了“染潢及治书法”一条，叙述利用黄蘖染纸的技术要领。另外还有关于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记载。这时期的纸张质地匀细，外观洁整平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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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以至宋代，我国的造纸手工业遍及全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也促进了造纸业和造纸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麻纸、楮皮纸、桑皮纸、藤纸等继续发展，新的造纸原料如竹、檀皮、麦秸、稻秆等不断被开拓利用。麻纸这时仍是主要的用纸，有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等多类品种，麻纸的产量相当可观，唐玄宗时，仅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量就达五千番之多。扬州的六合纸亦是一种品质优良的麻纸，宋米芾的《十纸说》称：“唐人浆锤六合幔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濡。”藤纸在唐时成为一种名贵的纸张，人们相尚成风，舒元舆在《悲剡溪古藤文》中说，“人人笔下动数千万言”，用量很大，“自然残藤命易甚”，供不应求。由于藤的滋殖较慢，产地有限，在竹纸问世以后，藤纸就逐渐被竹纸取代了。中晚唐时，竹子开始在南方成为造纸的原料，并得到迅速的发展，9世纪初李肇在《国史补》中记述各类名纸时，已提到“韶之竹笺”，说明广东竹纸已具较高水平。竹子纤维较硬易断，技术处理比较困难，竹纸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造纸技术已相当精熟。北宋初，江浙一带和福建也均已以嫩竹造纸，竹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12世纪前曾以“剡藤”闻名的浙江剡溪，已是“今独竹纸名天下”。竹纸取代了藤纸，而且品种多样，单是上品就有“姚黄”、“学士”、“邵公”三种，为“工书者喜之”【82】。明代的竹纸继续发展，福建尤为突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造竹纸》中称，“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并系统记述了取材、加工到焙干的生产技术过程。书法绘画的名贵用纸宣纸，唐时以“玉版宣”之名在安徽宣州（今泾县）一带问世，并被列为贡品。宣纸在唐时以檀皮为原料，到清代改用檀皮、稻草合料制造，其质地细腻、洁白、柔软，且经久而不变色，被赞为“莹润如玉”，至今仍为世所宝。唐时造纸中加矾、加胶、涂粉、洒金、染色等加工技术也有所提高，纸的品种繁多，美观幽雅，例如全国闻名的有十色笺、五色金花绫纸、薛涛深红小彩笺等，还出现了各种以花鸟禽兽为图案的模底纸（即水纹纸），深受人们喜爱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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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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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炼丹术和化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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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帝王因自己姓李，便托附老子李聃为始祖，把老子封为玄元皇帝，并不断给老子加封了一系列尊号；又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炼丹的道士出入宫廷，成为帝王的座上客。炼丹术便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著名炼丹家和炼丹著述。如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既是杰出的医学家又是有名的炼丹家，又如陈少微及其著作《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张果及其著作《神仙得道灵药经》、《丹砂诀》等。这些对后世的炼丹化学和药物，都有很大的影响。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当时的道观搜集道教的典籍，汇编成《三洞琼纲》共三千七百多卷，是为《道藏》的开端。现存的《道藏》增收了唐、宋以来的很多著作，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刻版印行，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增刻《续道藏》，清道光年间又有增补。正续《道藏》计收有著作1476种，合计5485卷，分订为1120册，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丛书。《道藏》内容很庞杂，包括有很多与道教无关的书籍，其中与炼丹有关的有一百多种，是我们研究炼丹术中化学知识的珍贵资料。人们取得这些化学知识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走过极其曲折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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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者以及士大夫欲图借助于神丹企求长生不老，结果却屡屡招致严重的病痛以至死亡，共有6位唐代皇帝因服食丹药而死。【83】事实教育了人们，使人们对于炼丹的骗局不断有所觉悟。如长庆元年（821年），一名叫张皋的处士上疏给爱好金石之药的唐穆宗，说：“先朝暮年，颇好方士，征集非一，尝试亦多，累致危疾，闻于中外，足为殷鉴。”【84】炼丹术所企求的长生不老的欲望不断破灭，导致炼丹术由盛至衰的演变。宋代炼丹虽仍流行，但已渐渐转入强调内丹，即强调自身的修炼，所谓“诚则灵”，把能否得道成仙说成是修炼者自身的功果了。到了明代，炼丹术便趋于没落了。这说明伪科学虽亦能盛行于一定的时间，但经不住实践的考验，最终必将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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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