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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中医药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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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机构与医药教育、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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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医药机构已较为完善，其规模不但为中国此前历史所无，也是当时世界所仅见的。当时的医药机构是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中的医政事务。隋时太医署有两百多人，唐时有三百多人，人员分工比隋时更为精细，有令、丞、监、正等主管官员，还有主药、医师、药园师、典药、针工、按摩工，以及各科博士、助教、学生等。由于鬼神迷信盛行，在尚药局和太医署还设有咒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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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教育制度，唐时已相当健全。除了传统的个人之间的传授外，国家也采取措施，在太医署设医学，分医科、针科、按摩科和咒禁科招收学生，置博士和助教进行教授。医科“以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分为体疗（相当于内科）学生10人，学期7年；疮肿（相当于外科）学生3人，学期5年；少小（相当于小儿科）学生3人，学期5年；耳目口齿（相当于五官科）学生2人，学期4年，角法（相当于拔火罐等外治法）学生2人，学期3年；针科学生20人，学习经脉孔穴；按摩科学生15人，学习“导引之法以除疾，损伤折跌者正之”【87】。学习期间还进行月考、季考、年考和毕业考等，根据成绩优劣而分别录用，有的留太医署，有的派到地方。如果毕业考试连续两年不及格的，即令退学。在各州也设置医学，设博士、助教，收录学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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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医药较为重视。开元十一年（723年）九月，玄宗曾制《开元广济方》5卷，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八月，敕郡县长官就《开元广济方》选取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796年）二月，德宗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卷，计586方，颁行州府，散题于大街通道上。【88】唐政府还在陵寝庙宇处储存药物，以备救灾，并建立了养病坊，收治病人。同时，唐攻府制定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惩处医疗事故和欺诈现象。《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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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元方和《诸病源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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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不断探索着疾病的起因和记述临床症候，取得不少成就。隋大业六年（610年），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受命对前人的经验进行总结，“共论众病所起之源”，编著成《诸病源候论》一书。巢元方的事迹已不可考，仅知他是隋大业中（605—616）的太医。他所撰的《诸病源候论》，全书50卷，分67门，1720论，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反映了我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和临症实践的提高，成为我国历史上内容最丰富的探讨病因病机的一部专著。其中对一些疾病的起因有不少创见，突破了前人的定论，发现和描述了一些真正的病原。如对于疥疮等病的病因，隋以前多认为皮肤感风惑邪热所致，属于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致病的传统学说，巢元方等通过临床的细致观察，发现疮里“有难见”的细虫，确认疥疮是疥虫所引起的，并强调“疥疮多生于手足指间，渐渐生至于身体”，比较正确地描述了疥疮病原体、传染性、好发部位的临床表现特点。在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病因方面，巢元方等在继承前人提出的气温突变等因素致病的认识外，还提出了“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的见解，虽然他们还没能认识“乖戾”是什么东西，但较前人已前进一步，并指出这类疾病“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对于绦虫这类寄生虫病的感染，书中亦明确提出是由于饮食不当所致。对一些疾病的临床表现，也有较详细的描述，例如对糖尿病、漆过敏、泌尿结石、水吸血病等都有较详细而正确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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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修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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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神农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弘景生活在南北对峙的时代，虽然尽了个人最大的努力，但“闻见阙于殊方”，加之个人著述，“铨释拘于独学”，难免存在着片面性和错误。隋唐以来，政权统一，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内外交通发达，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和提高，外来药物和新发现的药物日益增多，《神农本草经集注》的缺陷也日益突出。因此制定一部新的本草，不仅是社会的要求，而且也具备了可能的条件。显庆二年（657年）苏敬提议修订新本草，唐政权组织了长孙无忌、许孝崇、李淳风、孔志约、于志宁等22人与苏敬一起集体编修新本草。同时，唐政府“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征集全国各地所产的药物，并令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修订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为过去的医药经典所局限，“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经过“详探秘要，博综方术”，进行编撰，于659年撰成《新修本草》颁行。【90】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行的最早的一部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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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草》内容包括本草并经图目录，共54卷，分药图、药经、本草三部分，收载药物844种，其中考正过去本草经籍所载有差错的药物四百余种，增补新药百余种。书中详细记述了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及主治的疾病。该书颁行后，很快流行全国，在统一用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存仅有残卷的影刻、影印本，但在后世本草和方书中保存了部分内容。由于书中收录有各地动植物的标本图录，全书文图并茂，有图经25卷，因此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动植物形态学著作，在生物学史上也有着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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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草》编订以后，还出现了不少医家的本草著作。较著名的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10卷，对《新修本草》遗漏的药物进行增补；有专门记述食物治疗和鉴定食物的《食疗本草》和《食性本草》；有主要是记述国外引进药物的《海药本草》和兄弟民族地区药物的《滇南本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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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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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在临症医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出现大量的方书，其中隋代所撰的《四海类聚方》达2600卷，卷帙浩瀚，为前所未有的著作，可惜早已佚亡。现存著名的有《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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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是《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简称，作者是唐代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一生从事医学实践和医学研究，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认为一个好医生，必须精勤不倦地努力学习前人留下的大量医药典籍，博通医学源流，吸取前人的经验，具备坚实的医学知识基础。他反对那种读了几年方书，就认为天下无病不可治的轻浮态度。他自己非常勤学苦钻，“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谦虚好学，对于诊断和医疗方面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91】。因此，他精通医学，有很深的造诣。他反对那种借医术以追求名利的行为，主张医生必须有高尚的品德。认为医师治病，应没有贪求财物的私念，对患者要有同情和爱护之心，不论贫富、贵贱、亲疏都应一视同仁，精心诊治。他后来曾总结行医的经验，提出“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作为行医准则，把“不为利回，不为义疚”【92】，作为行为方正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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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提倡人人都应懂得医术，借之“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他看到当时的方书，“部帙浩博”，如遇到急病，求检非常困难，等到寻得医方，“疾已不救”的状况，因此立意编著成两部简易实用的方书，各30卷，并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93】之义，取名《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方书是孙思邈一生心血的结晶，在中国医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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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要方》是孙思邈积五十多年的临症经验，结合历代医学典籍而著成的，书中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和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针灸、食治、预防、卫生等，并把妇科病和小儿护理放在重要的地位。《千金翼方》是他集晚年近三十年的经验而写成，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内容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疮痈等记述最为突出。书中共收载当时所用药物八百多种，对其中两百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作了详细记述，还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对外来医药知识也有记载，其中都凝聚着他长年采集、观察和应用药物的经验。由于他在药物方面的成就，被后世尊为“药王”。更为可贵的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改变了以往那种论病、用方、用药都本古代医经的做法，他兼取各家医说和成就，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发展。如他改变过去每方用药不过五六味，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病不能用此方的传统；又如他改变张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以医方之主治为纲等。孙思邈敢于冲破传统，大胆创新，开了中医学史上的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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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台秘要》成书于752年，全书共40卷，分1104门，是一部综合性的医学著作，其内容包括各科疾病和医方。作者王焘虽不是一个专业医师，但他因“幼多疾病，长好医术”，加上他在唐廷做官数十年，“久知弘文馆图籍方书等”，研读了大量的医书，因而完成了这部著作。他自己也称在编撰这部著作时，“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所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伏念旬岁，上自炎昊，迄于盛唐，括囊遗阙，稽考隐秘，不愧尽心焉”。【94】由于唐以前方书已大多佚亡，因此《外台秘要》为后世保存了很多已佚方书的内容，在医药史上具有相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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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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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在外科治疗方面有着较大的进步，《诸病源候论》中有关于肠吻合手术和如何护理这一复杂的腹部手术的记载，还记有结扎血管的方法等。成书于841年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治疗骨折和脱臼的专著。书中对骨折和脱臼的整复手法、治疗技术等，提出了清洁伤部的“煎洗”，检查诊断的“相度损处”，手法牵引的“拔伸”，使移位的断骨复位的“收入骨”，使骨折的两断端正确复位并防止再位移的“捺正”和夹板固定，使用通经活络药等十大治疗步骤。孙思邈关于下颌骨脱臼的整复术完全符合现代解剖生理学的要求，一直沿用到现在。其他关于眼科的白内障手术和镶牙技术，也都在唐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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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以来，儒、道、释三教盛行，泛滥成风，在当时问世的各种医书中以及一些著名的医家身上都受了影响，存在着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在整理古代遗产时，所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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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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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医学宝库中，包含着各少数民族的贡献。生活在西南一带的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话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经验，如用酥油止血和青稞酒治疗外伤等等。藏族有着天葬的风习，经常解剖尸体，故对人体生理解剖学有着比汉族更为清楚的认识。8世纪时，藏族对人体神经的分布和功能，已有较深的认识，认为从脑部发出条条“白脉”（神经往往是白色的），支配着全身各个部位，一旦“白脉”有病，受其支配的肢体的相应部位就麻痹或发生运动障碍；并且知道有跳动的动脉和不跳动的脉（静脉），指出这是流通气血的管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近代生物学才了解到胚胎发育过程重演了生物进化史上的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三个阶段，而在一千两百多年前，藏族人民已认识到人类胚胎发育经过38周才成熟，其间经历了鱼期、龟期和猪期，这是藏族人民在生物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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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汉藏两族联系密切，医学交流比较频繁，藏族的医药学得到迅速发展，既吸取了汉族的经验，也吸取了邻国印度的经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藏医学体系。8世纪左右著名医学家宇陀·元丹贡布编成的《四部医典》（藏名《居悉》）是藏医学的经典著作，奠定了藏医学的基础。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对病因病理、诊断和治疗、药物方剂、卫生保健、胚胎发育等都有详细的记述，书中所载药物，包括内地出产和西藏特产近一千种。《四部医典》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它传入蒙古族地区后，蒙古族人民结合本民族经验，发展成蒙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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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断方法上，藏医除采用与中医相似的望、闻、问、切外，还有尿诊。利用清晨起床后第一次小便做标本，通过观察尿的颜色、气味、泡沫、漂浮物、沉渣以及加其他物质后的变化，来判断病症。这种诊断方法至今在医学上仍经常使用。藏医用药方法有多种形式，以丸药最常用；除药物治疗外，还有穴位放血、穿刺术、灌肠、冷热敷、导尿、熏蒸治疗、药水浴身、油脂疗法等，有的至今仍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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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藏医学继续向前发展。17世纪出现了包罗藏医学全部内容的彩色挂图，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同时还出现藏族画家丁津诺布画的位置较准确的人体解剖图，图中用红字标骨骼，蓝字标脏腑，黑字标肌肉。这些图形，对于普及医学知识，进行形象教育，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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