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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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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中外科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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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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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既使宋元时期国内商业发展的规模远远地超过唐代，同时也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把中外的交流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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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57】。宋廷既然以海舶通商收入为一大财源，因而多方奖励与扶持，以广招徕。987年，宋太宗派宦官8人分四纲，到南海各国招徕商人贸易。此后，即开辟了四条主要的海上交通线，已如第二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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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通商的国家达五十多国，南宋海船开往通商贸易的国家也有二十多国。泉州的阿拉伯人公墓，泉州和其他城市的阿拉伯建筑，以及南洋一带印度洋沿岸和非洲国家出土的宋元瓷器，都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兴盛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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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宋代制度惯例，海舶发航，对番汉纲首、作头、梢工人等设宴犒遣。如番舶遇风损坏，官方设法拯救，捞到的货物召保认还。如官吏非法剥削以致亏损，许番商越级申诉，处分贪官。宋政府采取了种种招徕、保护与奖励的办法，海上贸易日趋繁盛。元代的海外贸易保持了宋代的规模，也是很兴盛的。元政府规定舶商、艄公、水手人等，其家属一律免除差役，以示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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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我国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北宋初年，海外贸易通行货物37种。到南宋绍兴初年增至二百几十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又迅速增加，粗细货物共达320种。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商业往来日益频繁，外贸收入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北宋政府外贸税收由每年30万贯增至50万贯，到南宋更增至每年200万贯，占全国各项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仅广州一港，在1140年市舶税收就达110万贯，超过国库总税收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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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北宋是全国最大港口，外商很多。到南宋，在广州和泉州都设置“蕃坊”供外商居住。同时，还设立“蕃市”和“蕃学”，可见当时外商人数之多。当时的外商在中国居住5年、10年的很多，甚至有居住五世以上的。南宋时期，泉州和广州市舶“物货浩瀚”；到元代，泉州成为世界两大贸易港之一，经常停泊大帆船百艘，小帆船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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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兴盛，中外人士往来频繁，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居留，甚至在中国政府担任官职。此外，中外商船海舶的船长、水手、商人等互相往还，这些都对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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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0 元阿拉伯数码铁板（西安元安西王府旧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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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中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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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外的科学技术交流随着交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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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方面，阿拉伯数码以及阿拉伯国家通用的“土盘算法”（用竹棒、树枝在沙土盘上笔算之法）传入我国。此外，还有许多阿拉伯文的数学著作传入我国。如《罕里连窟允解算法段目》3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8部，《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15部，《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17部，等等。可惜这些书已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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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国此时期的数学成就也传入一些国家。如15世纪数学家阿尔卡西所叙述的除法、开平方、开立方，和中国古代算法十分相似。至于高次开方求廉法、开方不尽时命分的方法和二项定理系数等，更和宋元算书完全相同。而宋元算书如《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等，都曾在朝鲜、日本翻刻。日本刻本还加了注解。有名的“契丹算法”（中国算法）在13世纪初曾传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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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天文、历法方面，札马鲁丁等人来到我国，带来了一批阿拉伯的天文仪器。元朝政府设立回回司天台。1267年，札马鲁丁还撰进万年历，由元朝政府下令颁行。1271年，札马鲁丁造星盘等仪器共7件，并携来包括阿拉伯文托勒密《天文集》在内的科学书籍23种。与此同时，我国的天文学也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有名的《伊儿汗历》中包含有中国历法的内容。13世纪中叶，元朝政府的旭烈兀汗，其随行人员中有汉族天文家数人。旭烈兀还接受了纳速刺丁的建议，在马拉干建造了天文台。纳速刺丁在这座天文台工作，并主持了《伊儿汗历》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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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方面，宋元时期医药交流也较前扩大。如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中的药物，便是中外医药交流的历史见证。宋政府两次向朝鲜赠送《太平圣惠方》，并派遣医官带去药物百种。同时朝鲜药物也输入我国。元代我国针灸医生赴越南治病，而越南的治痢疾方以及丁香、沉香等许多药物也输入我国。宋代，我国的朱砂、牛黄、茯苓、川椒等六十多种药物运往欧洲。元代，我国的针灸疗法，以及姜茶、大黄、麝香、肉桂等多种药材传往阿拉伯国家。波斯医生并著书介绍中国医学。在我国，元代设立的“广惠司”，以阿拉伯医生治病，专用回回药物，接着又设立“回回药物院”，专卖阿拉伯药物。《回回药方》在我国的传播，特别是从阿拉伯国家、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进口的香料药物，其中有许多开窍药，功能起死回生，挽救陷入昏迷状态的危急病人，这一些新药的使用和发挥，新医方的不断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医药学，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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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方面，在宋代，我国农作物良种的繁育和交流进入了空前的发展阶段。如前已述稻谷的优良品种“占城稻”原产于中南半岛，在宋代以前已传入我国福建地区。到宋代，“占城稻”从福建向江淮、两浙地区大量移植。南宋初年，池州种植的“黄粒稻”是从高丽引进的稻种，籽粒饱满，是一种优良品种。从国外引进的优良稻种，在我国农民的精心培育下，更加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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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从国外引进的植物、果品等都冠以“番”字，如番荔枝、番石榴、番椒、番茄、番木鳖等都是宋元时期或元末明初由外国船和中国船从外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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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拉伯人大量来到中国，所以宋元时期的广州、泉州等地伊斯兰教建筑较前更加发展。广州怀圣寺光塔建于唐代，宋元时期重加修葺。大中祥符初（1009—1010）伊斯兰教徒在泉州建立清净寺，完全是阿拉伯风格的建筑，青色花岗岩砌成的寺门、门顶、门楣、内顶等都是叙利亚大马士革建筑式样。该清净寺是我国较早建立的伊斯兰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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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 泉州清净寺大门拱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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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冶铸方面，大型铸件的铸造技术也传到日本，1183年，著名铸师陈和卿等7人应邀赴日本，改铸东大寺大佛，像高53尺，所用铸炉高1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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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向国外输出的主要是瓷器，其次为丝织品和矿产品；输入方面多为香、药、苏木、象牙、珊瑚、玳瑁等。当时，我国从日本输入硫黄、水银，以及宝刀和各种工艺品，输出瓷器、药材、丝织品和书画等。南宋出口瓷器更多。从东南亚到非洲，都出土有大量宋元时期的瓷器。中国的瓷器和制瓷技术向东传到日本，向西传至西亚和非洲、欧洲，以致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1171年，埃及国王把中国瓷器40件赠给大马士革国王，可见中国瓷器的名贵。当时在欧洲可以用中国瓷器换取相同重量的黄金。1223年日本的加藤四郎等人到中国学会造瓷技术，由于加藤从中国引进了陶瓷技术，后来在日本被尊为“陶祖”。中国造瓷技术11世纪传到波斯，15世纪传到意大利，以后在欧洲才逐步推广。一千多年来中国瓷器在全世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其间，宋元制瓷技术的高度发展为中国瓷器在国际上获得美誉和市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