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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黄河、大运河的治理和盐碱地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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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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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在与黄河斗争的历史中,明清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时治理黄河与过去大都采用“分流”的方法不同,主要是以水治水,即在下游“筑堤束水,以水攻沙”【14】,就是用人工筑堤,加快流速,使流水的冲蚀力量增大,带走泥沙,避免河床淤浅与决堤泛滥。当时封建统治者治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南北大运河的“漕运”,使载运南方大米到北京的船只畅通无阻。但由于减少了黄河的泛滥,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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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在治河方面享有盛誉,并且作出重大贡献的有潘季驯和陈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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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湖州人,曾四次出任治理黄河的“总督”,著有《河议辩惑》、《两河经略疏》等。他认真研究了水流的性能和黄河的情况,针对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认为治河不宜采取“分流”的办法。因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相反“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这是“一定之理,必然之势”【15】。所以他主张“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他说治河的方法,没有奇特的窍门,全在“束水归漕”,而束水的方法,只在“坚筑堤防”。为了防止河水溃决,他规定要设几道防线,即筑缕堤、遥堤、月堤和格堤四种(缕堤距河近,是第一道防线,缕堤内又筑月堤以止水;遥堤离河远,是第二道防线,格堤在遥堤内,以阻水流)。又定伏秋洪水暴涨的时候,要实行“四防”和“二守”。四防是“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是“官守”与“民守”。这些治河的理论和方法虽然还仅限于对下游地段的治理,但因立论是科学的,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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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本是一个“布衣”,对农田水利很有研究,曾经作过实地考察,沿黄河上行直至宁夏。后来遇到在朝做官的靳辅,靳辅很赏识他,留他在身边工作。在1677—1687年靳辅担任“河道总督”期间,治理黄河的工作主要是由陈潢承担的。陈潢的治河理论和成就,在张霭生编纂的《河防述言》中有比较全面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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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潢在治河方面的贡献,首先是把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建筑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他用的“测水法”是测流速和流量的方法,按《河防述言》所述是“用土方法,以水纵横1丈、高1丈为一方,计此河能行水几方”,使筑堤的宽度和高度以及其他工程设计能更合乎要求,洪流通过时既能起到攻沙的作用,又不致因容纳不下而泛滥成灾。他对于黄河的治理问题,不仅局限在下游,而且认识到对黄河中游地区治理的重要。他从实地考察中,认识到黄河的泥沙是从中游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从而指出治理黄河必须“彻首尾而治之”,不然“终归无益”。这种从全面考虑根治黄河的思想,可以说是我国治河理论上的一大进步。可惜他的远大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但没有实现的可能,反而在他为进一步治理黄河而积极筹划的时候,蒙受了不白之冤,他的科学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便抑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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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的疏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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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山东境内开凿的大运河,有些地段由于地势较高,水源不足,给航运造成了很大困难。这个困难后来是明代的一位名叫白英的老船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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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整顿山东境内已经很难通航的这段河道时,束手无策,后来由于采纳了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才得以完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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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英是一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熟悉汶河水文与沿河地形的老船工,他建议:在运河附近地势较高的汶河上修筑一座“横亘五里”的拦水坝,并开新渠把汶河水引到大运河地势最高的南旺,又把一些水泉也加以疏浚,引到南旺;许多水流汇集南旺后,再向南北分流,向北分水量十分之六,流经150千米到临清,为调节地形坡度造成的水位差,这一段设置了17座水闸;向南分水量十分之四,流经200千米到徐州,这一段设置了21座水闸。这样,就保证了运河全程的通航,他还建议把南旺附近的河湖浚深加大,以利调节水量。白英提出的筑坝、开河、导泉、挖湖以及建闸等一系列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南北大运河的通航问题。白英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地学和水利工程技术知识,为南北大运河的通航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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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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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东部滨海平原是海河、滦河和潮白河水系的下游,由于地势平缓,排水不畅,土壤有不同程度的盐碱化现象。明中叶以前,这里是“碱草丛生”,无人耕种的地区。元代虞集曾经建议修筑海塘开垦北京以东的滨海荒地,但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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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河北滨海地区的盐碱荒地为水田,是从万历年间开始的。《明史》记载,汪应蛟在天津驻兵的时候,看到附近葛沽、白塘一带大片土地荒芜,他对“斥卤”之地不能耕种的说法,不以为然,指出:“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遂募民垦田5千亩,其中十分之四为水田,获得了每亩收4~5石的成效。这是天津附近较大规模的改造盐碱洼地种植水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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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元、明、清运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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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九年(1591年)袁黄在他著的《宝坻劝农书》中进一步指出:滨海一带的碱卤之地,弃而不耕,如同抛黄金于路旁而又自苦穷困的人一样!他提出了利用盐碱地的实施方案,先在受潮水浸渍的地方“挑沟筑岸,或树立桩撅”,以阻拦潮水。继而开出“中间高,两边下”的田,并且相隔“十数丈即为小沟,百数丈即为中沟,千数丈即为大沟,以注雨潦”。最初可以“种水稗”,数年以后“斥卤既尽”,就可以“种稻”了。袁黄的见解和他提出的具体措施都是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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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汪应蛟和袁黄差不多同时的徐贞明,很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反对“寄命于天”,主张大兴水利,改造自然,发展生产。为了倡议开发京津一带的水利,他亲自考察过北京以东的地形、水文和土壤等自然环境,并且绘制有地图。根据他的考察,认为若能“筑塘捍水,虽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可成田”【16】,即沿渤海的广大滨海平原,都可利用丰富的水源发展灌溉,开辟稻田。他曾招募南方的农民来营治水田,一年之间,就垦田4万亩。当他正准备在河北东部平原大规模开辟水田,实现京畿食米自给的计划时,却遭到了当地占有大量土地的宦官勋戚等豪强的反对和诬陷,以致罢官回乡。从徐贞明和陈潢等相类似的遭遇来看,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阻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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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岁数收”技术与新作物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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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对森林长期无计划地乱砍滥伐,开垦荒地,围湖造田,自然生态平衡所遭到的破坏到明、清时期已很严重,水、旱、虫等灾害比以前更频繁地发生,经常威胁着农业生产。另外,这时人口增长比较快,乾隆时已超过了2亿。劳动人民为了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努力治理黄河,开发利用盐碱地,并胼手胝足、历尽艰辛,克服自然灾害,千方百计在一小块土地上提高产量。这时期,施肥技术更趋精细,“一岁数收”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还从国外引进了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丰富了各地的农业生产内容,使种植制度更多样化了。明代全国粮食产量据宋应星估计:江南水稻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经济的繁荣程度仍是南方超过了北方。由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影响,经济作物栽培面积显著增加,有些地区还出现了某些经济作物集中发展的趋势。明初,政府重视棉业生产,令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又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17】。到明中叶,植棉范围已有较大的扩展,如江南松江、上海等地植棉面积差不多与水稻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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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数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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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数收”耕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这一阶段农业技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它是人们在对农作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综合运用各项生产要素,通过间作、套作、混作、轮作等技术措施,合理安排种植,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使一年内的收获次数由一次增加到二、三次,乃至更多次。清代,关中地区一般是两年三收,运用了套种技术后,有的地方一年就可达到“三收”。轮作倒茬,合理安排前后农作物也能提高产量。《甘薯疏》说:“若高仰之地,平时种蓝,种豆者,易种薯,有数倍之获。”为实现“一岁数收”,除了要重视农作物品种的选择和加强田间管理外,特别要求土地肥熟,那就是要深耕、多耕和多施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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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土地,耕深耕浅各不相同,明代《农说》提出:“启原宜深,启隰宜浅。”清代《知本提纲》则提出:“轻土宜深,重土宜浅。”深耕的标准南北大致差不多,在1尺左右,甚至有更深的。“启土九寸为深,三寸为浅”【18】,是南方的标准。“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至二尺者”【19】,是北方的情况。达到深耕的办法一是采用深耕的农具。南方主要依靠铁深耕;【20】在北方除使用大犁、双牛大犁以及特用深耕犁之类的深耕农具外,并采用“重耕”的技术,“山原之田,土燥阴少,而生气踵于下,耕时必前用双牛大犁,后即加一牛独犁以重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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