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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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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入的政策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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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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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大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一般得不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但在明末清初，情况却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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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第二次来北京，同庞迪我等8人携带了很多贡品，谒见皇帝。贡品中一些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如世界地图，自鸣钟和西洋琴等，得到万历皇帝的赞许，待他们以上宾之礼，同意在京师居住。一时朝中重臣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很是推崇西学，亲自向利玛窦请教。西方科技知识首先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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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年间，由于修改历法的需要，成立了历局。当时聘用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Jacobus Rho，1593—1638，意大利人，1624年来华）、汤若望等参加历局的工作，翻译西书，编制天文计算用表，并制日晷、星晷和望远镜等仪器观测天象，培养了一些通晓西方历算的人才。崇祯末年，与清兵交战，曾命汤若望督造洋炮，并令将制造方法传授给“兵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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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权稳定后，顺治皇帝对汤若望非常器重，命他掌管钦天监印信，任钦天监监正，监员也由汤若望选荐。这样，钦天监就掌握在汤若望手中，监员中的传教士也渐增多，成为耶稣会活动的一个据点。顺治去世后，汤若望等遭到朝廷反对派的强烈攻击，被捕下狱，几乎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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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历狱问题彻底解决后，西法才得恢复。这时汤若望已病死，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康熙十三年（1674年）升为监正，奉命监造观象仪器多种。后因吴三桂之乱，再奉谕督制西洋大炮，试验有效，大受嘉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升工部右侍郎，并准携带天文仪器随侍皇帝到盛京（今沈阳）进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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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去世后，法王路易十四为了对抗葡萄牙，需要加强在中国的影响，特意挑选数名学识渊博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这批来华的传教士中留在京师工作的有张诚（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1654—1707，法国人，1687年来华）和白晋（Joach，Bouvet，1656—1730，法国人，1687年来华）二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我国与俄国谈判时，曾命张诚等随使臣前往担任翻译工作。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命白晋回国聘请一些有学问的传教士来华。不久，又有10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如雷孝思（Joan－Bapt Régis，1663—1738，法国人，1698年来华）长期测绘制图，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65—1741，法国人，1698年来华）着重于解剖学的介绍，并把一些西方名著译成了满文。更为重要的是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任用传教士共同完成了全国地图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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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雍正皇帝对耶稣会士极为不满，除任职钦天监的传教士外，一律被驱至澳门看管，各省天主教堂也被拆除殆尽。乾隆年间，虽然有所改变，但已不如康熙时代。乾隆对于个别有专长的耶稣会士也能重用。如蒋友仁擅长天文、历法、制图和建筑技术，很得赏识。他主持编绘的《内府舆图》制成铜版104幅，印刷成册。乾隆命印100册，赐给群臣。蒋友仁逝世前一年（1773年），因罗马教皇解散了耶稣会，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完全中止了。1785年耶稣会虽然由罗马教廷宣布恢复，但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却没有再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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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万历到清康熙大约一百余年间，封建朝廷对西方科技知识传入的政策，既能对先进的科学技术（虽然只是部分的）给予重视，利用传教士之所长，也能把科学活动与传教活动加以区别。那时我国的封建皇帝，如顺治和康熙，尽管他们非常尊重传教士，也未被说服拜倒在罗马教皇的脚下。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发展科学和技术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华大帝国的至尊思想也妨碍了他们更好地向“四夷”学习。从科学方面看，在天文、数学和大地测量方面收到的成效比较大；从时代方面看，要以康熙亲政的大约半个世纪中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最为活跃。这与封建统治颁布历法和扩大版图的需要，历局等机构的设置，以及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等因素都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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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三种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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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谈的是封建朝廷，特别是封建皇帝对有一定学识的耶稣会士和他们传入的科技知识采取的方针和政策。至于士大夫则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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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否定，极力反对。如明末的冷守中、魏文魁和清初的杨光先等。他们都是宋儒理学的维护者，认为天主教的教义与儒家的理论不合，对传教士在民间的传教活动尤其不满。他们在反对天主教的同时，也反对传教士引进的西方科技知识。冷守中和魏文魁甚至还主张用宋代理学家邵雍论先天象数的《皇极经世》来制历。影响比较大的是杨光先，他专门写了《不得已》、《选择议》上疏朝廷弹劾汤若望等私传邪教，阴谋不轨。杨光先本不通历法，只知抱残守缺，沿用旧历。他对新法妄加指摘，并痛哭流涕地向朝廷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0】当时康熙虽然已经即位，因为年幼，大权掌握在辅臣鳌拜一派人手中，鳌拜与传教士有矛盾，于是判处汤若望等死刑，后又赦免，只处决了钦天监中从事者李祖白等5人。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康熙亲政后，命大学士图海等在观象台测验新旧历法，结果证明西法确实比较优越，又改用以西法为基础的时宪历。杨光先因年老免刑，去职还乡，途中暴死。对于杨光先，也有应该肯定的一面，就是他指出了耶稣会士来华有“不轨”目的这一事实，引起了清廷对耶稣会的警惕。以后除对传教活动有所限制外，在钦天监中又增了一名满人做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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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态度以徐光启、李之藻和清初的江永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西方传入的东西，缺乏分析的精神，全部接受下来，对耶稣会士极为信赖，对西方科技知识过分推崇。他们努力学习西学，从事翻译和研究，在推进我国科学研究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特别对我国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贡献较大。在改历工作中他们同冷守中、魏文魁等守旧的人进行了争辩，这在当时封建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也是值得称赞的。不过，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容易被传教士的手法所蒙蔽。例如徐光启不仅没有怀疑传教士来华的目的，而且还妄想依靠天主教以“补益王化”（《辨学章疏》），结果当然是此路不通。他对我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的成就以及西方科学的评价都过于偏激，错误地认为我国古代数学“所立诸法芜陋不堪读”（《勾股义绪言》），片面地认为我国历法不讲“故”，说西洋历法“至为详备……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历书总目表》）。其实耶稣会士传入的第谷（Brahe Tycho，1546—1601）体系，当时在欧洲已经落后几十年了。由于我国没有自己的翻译人才，以至哥白尼等人的著作已经传到了北京，却因传教士的忌讳，没有予以介绍，这对我国科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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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种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能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例如王锡阐和梅文鼎等人在深入研究中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有批判地去伪存真，因此能够青出于蓝，取得超过前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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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和梅文鼎都是清初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本着不带成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所以当在朝的士大夫在改历问题上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的看法是：旧历固然应当改变，但西方也不是没有缺点，不能一味盲从。后来，当王锡阐写成他的天文学名著《晓庵新法》时，梅文鼎为这部书作序，称赞作者“能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可是，他们都是些在野的知识分子，只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一些贡献，不能在社会上起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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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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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康熙帝和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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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和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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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即康熙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二个皇帝。他8岁即帝位，15岁亲政，直到去世，在位61年，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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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爱好自然科学，《清史稿·圣祖本纪》称赞他“几暇格物……为古今所未觏”。这虽然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在封建帝王中确实是很难得的。他的兴趣比较广，对中国历史、文学有相当鉴赏能力，又喜欢美术，推崇程朱理学，在天文、历算方面也有比较好的基础。因此当他接触西方科学的时候，态度是积极的，而且自己也渴望学习这些知识。他早年从南怀仁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每天听讲，孜孜不倦；后来又学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康熙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南怀仁去世后，他又请耶稣会士白晋和张诚在内廷讲学。在讲授之前，先令他们学好满文和汉文，而康熙自己却不学外文。传教士讲授的学科有测量、数学、天文、解剖学和哲学等。张诚在到北京的第三年（1690年）即将几何、三角和天文方面的书籍译成汉文和满文印出，作为教科书和供皇帝阅读之用。这时康熙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学习的劲头依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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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努力学习，康熙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在数学、天文学和测量学方面了解较多。例如他能评论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著作，曾召见梅文鼎畅谈历象算法；能计算“河道闸口流水，昼夜多寡”；能用“测日晷表，画示正午日影至处，验之不差”；在他58岁的那年，巡视大运河时，决定在筐儿港建筑一座拦水坝，随后就在河西务（今河北省武清县东北、运河西岸，当时是漕运要冲）“登岸步行二里许，亲置仪器，定方向，钉椿木，以纪丈量之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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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康熙皇帝玄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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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的直接领导下，利用耶稣会士在科技方面的长处与我国学者合作完成的工作，除下面准备介绍的全国地图的测绘外，还有《康熙永年历》的颁行，《数理精蕴》与《历象考成》的编著等，都对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