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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乾嘉学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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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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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以后，我国科学研究的特点又与西学传入时期不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与当时整个学术思潮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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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候，一些讲求“经世致用”，不满空谈理学的学者，在研究古典著作方面，非常认真，越研究越感到读懂古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对于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以至文字声韵、训诂等都作了一番求实考证的工夫，并从此开创了考证学（又称朴学或汉学）这门学问，名家有顾炎武、黄宗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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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初屡兴文字狱，人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受到极大限制，迫使学者们多去选择考证古典文献这条比较保险的道路。加之为了控制和笼络一批士大夫，康熙年间，组织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大型类书和工具书；乾隆、嘉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网罗各门学问的专家学者三百多人，把所著录的古籍一一加以校勘注释并作了提要。于是考证学就大为兴盛起来。乾嘉时期考证学派在学术界占绝对优势，所以又称乾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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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对科技发展的影响，虽然有它积极的作出贡献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却是起着消极阻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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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的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乾嘉学派的研究精神和方法最值得称道的是严谨认真，实事求是。他们在具体研究中多用比较、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因此在考证古典文献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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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中，有些是专门的科技文献，如《周髀算经》、《内经》和《考工记》等。绝大部分虽然不是科技专著，但其中却包括有许多重要的科学知识，如《墨经》中的力学、光学和数学知识，《诗经》中的生物学、物候学、气象学和农学知识，《尚书》中的天文学、地理学知识等等。把它们考证清楚也非常需要。考证首先是从经书开始的，后来为了通经，又需博史，所以也考证史书和子书等。考证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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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校注。清代学者对于经书和经传差不多都逐字逐句地作了注疏，对前人的解释多有补充和改正。例如《易经》是一部比较难懂的书，自清初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胡渭著《易图明辨》之后，乾嘉学者焦循又著有《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等，消除了笼罩着《易经》的神秘云雾，不能不说是清代考证学者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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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经、史都要掌握一些数学、天文和地理知识，所以有关这方面的古书得到乾嘉学者的重视，进行校勘和注释的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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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中的天文算法类书籍，由戴震、顾长发、陈际新等负责校勘和编写提要。其中的古算书如《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和《缉古算经》等都是比较难读又是非常重要的书，书中除错漏字外，还有许多术语与通行的完全不同，要使人能读懂这些典籍，必须通过认真地校勘和注释才行。注疏这三部算经的工作，是由李潢完成的。李潢撰《九章算术细草图说》2卷，《海岛算经细草图说》1卷，《缉古算经考注》2卷，把《九章算术》和《海岛算经》的各个问题，按照原术补图演草，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刘徽注中不易了解的文字也能解释清楚。不过三部书中还留下几处没有校注清楚。对于《四元玉鉴》的注疏，有沈钦裴的四元玉鉴细草和罗士琳的《四元玉鉴细草》两种。沈钦裴对朱世杰的四元消法和垛积术有精辟的见解，而罗士琳的《细草》也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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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典天文学资料的整理，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在历法方面。乾嘉时期的李锐受前辈名家梅文鼎的影响，曾想把从古六历到明大统历做一系统的研究，但是直到他去世时才完成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的注释和奉元历、占天历的部分注释。他不但解释了难懂的文字，并且对各历中因传抄、翻刻而产生的错误都进行了订正。如对四分历中的“求昏旦中星”，“求漏刻法”，乾象历中的“月行三道术”等，都为之补脱简、订误差，并且作了尽量详细的解释。这些校注对后人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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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古典地理著作，也因成书较早，在长期流传抄刻中难免错字乱句，又因古人行文用字与近代有所不同，如不经校注，是不易理解的。乾嘉学者对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如《山海经》、《禹贡》，“正史”中的《地理志》、《水经注》等的校注和对书中山川州郡的今释，给予后人不少理解和阅读上的便利。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水经注》的注释，由于在传抄翻刻中产生的讹误，使经文与注文每多混淆，对研究《水经注》很是不利。经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等人的校注，解决了不少经、注混淆的问题，又补充和纠正了一些脱漏和错误的地方，并且否定了前人认为《水经》是汉代桑钦所著的说法，指出它是汉末三国时人的著作。戴震仔细阅读《水经注》后，发现经文与注文在行文用字上有明显不同的三种情况：（1）经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更举水名，注则详及所纳群川；（2）各水所经州县，经但云某县，注则常称某故城；（3）经例云“过”，注则云“迳”，以此作为区别经与注的依据。可见，乾嘉学者在校注方面用功很深，因此取得的成绩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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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辨伪。许多伪书或年代有误的书，经过考证，大半成为可以信赖的了。这项工作相当重要，因为所凭借的资料如果有伪，那么研究出来的结果自然也有问题了。我国古书，作伪的很多，所以辨伪在整理古代文献中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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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著录作伪的书，在提要中多指明全伪或部分作伪，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全伪，《管子》疑非管仲作，《黄帝素问》断为周秦间人作，《墨子》疑非墨翟作，《山海经》非夏禹伯夷所作，东方朔《海内十洲记》全伪等等。辨伪从清初就很盛行，如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把《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作的传定为伪书。乾隆中叶孙星衍著《尚书今古文注疏》则又辨清了许多问题。这些都为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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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佚。在流传中亡佚了的书籍和史料，从一些类书和较早的著作中搜辑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已经失传了数百年的古典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刘徽的《海岛算经》，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益古演段》等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用聚珍版刊印的，对推动数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地理方面辑出的佚书有毕沅辑：王隐《晋书地道记》，张澍辑：阚骃《十三州志》和《凉州异物志》等也很宝贵。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辑的科学史料很多，尤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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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实际的学风阻碍科学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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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乾嘉学者在古典文献的考证方面作出的成绩确实非常出色。有一部分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需要的。问题在于当时考证学派风靡一时，甚至整个清代的学术也以考证为主。这种倾向使得学术风气流于繁琐，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对自然规律的探讨研究，从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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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把清代的古典文献研究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他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这一对比，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两者有相似之处，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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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文艺复兴，主要是指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对古典文学艺术（即古希腊和拉丁的文学和艺术）的同情和强烈的爱好，并且表现为对中古文化的否定。从热衷于研究古典文献和作为其前一时期文化的对立面来看，文艺复兴的确与清代考证学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但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学的重新研究与教会道德相违背，产生了对宗教的怀疑，削弱了教会的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性；而清代考证学虽是宋、明理学的对立物，却为文化高压政策所造成，没有进步作用，这又是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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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艺复兴而论，虽然重视的主要是文学和艺术，但却对自然科学的革命产生深刻的影响。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冲决了教会的桎梏，纷纷探索新问题，各种新思想、新学术骤然兴起，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自然科学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我国清代的考证学派尽管对古典科学著作的整理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它是由于封建文化专制政策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对于古籍的整理，对新事物的探索，或缺乏勇气，或不感兴趣，因而花费的心血虽令人赞叹，但却是造成学术文化以至科学与欧洲相比较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之一。当时科学落后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悬殊。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探险，以及与此同时关于这些地区的科学知识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新兴的自由商人要求扩大商品贸易的因素在起作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技术能以梦想不到的速度向前发展，也要归功于生产的发展。我国乾嘉时期已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了，但社会经济还停留在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主的水平上，加以较长时期的闭关自守，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就必然是相对缓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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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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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传入是在比较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就是说与一般的科学技术交流不同，它从西方传入是附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的。传入时，又只在我国社会最上层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传播。因此，在传入知识的本身和所产生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阻碍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和完整的科学作品的传入，同时在我国也缺少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来自生产发展上的迫切需要，因此西方科技知识传入之后，只在天文、数学和测绘地图等方面对我国科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未能很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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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比明代更发展了一些，但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却远不如明代后期那样丰硕。这主要是因为清代封建统治者不断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和闭关自守政策造成的。上层建筑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作用，从乾嘉时期之所以是考证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来看是非常明显的。加之不久以后又遭受到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入侵，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我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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