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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方医学知识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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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医学知识的早期传入,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除有关人体解剖方面的知识之外(传教士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三人译有《人体图说》1卷,传教士巴多明还用满文译有人体解剖学,以上两种只有抄本。当时有刊本的只有邓玉函所编译,由毕拱辰整理出版的《泰西人身说概》2卷),对西医、医院概况、医学教育等也略有介绍(见《西方要纪》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著;《职方外纪》艾儒略著,卷2;《泰西水法》熊三拔著,卷4)。康熙年间传教士石铎琭(Petrus Pinuela)著《本草补》1卷,这是最早介绍西药来我国的专著,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曾引用此书。康熙本人曾接受西医的治疗,治愈疟疾、心悸、唇瘤等症。有一些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为人们治病。但总的讲来,此时西医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西医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中医思想格格不入,很难为人所接受,另外从疗效方面讲,当时的西医也并不具有显著的功效,而后一方面很可能是造成西医影响不大的更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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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后,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西方的医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外科、产科、眼科等手术疗法已有明显的疗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这些新的西医、西药知识便进一步传入我国。这些医药知识大都是伴随着贸易活动和传教活动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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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英国船医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传种痘法来我国,并写了《种痘奇方详悉》一书。1820年英国传教士玛礼逊(R. Morrison,1782—1834)、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敦(T. 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诊所。1827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 R. Colledge)在澳门设一眼科医院,翌年又设一医院于广州,聘白拉福(J. A. Bradford)和柯克斯(Cox)共任医职。1835年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也在广州开设一所医院。这些就是西医医院在我国开始出现时的情况。到1876年全国教会医院已有16处,诊所26处,1905年医院增至166处、诊所241处,1919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5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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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在开设医院的同时,也都在医院附设有学校。例如合信在香港就曾设医学校招收少量学生培养为助手。1854年美国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夫妇在广州设立博济医局,附设医学校,一般把它视为近代西医学校在我国的开始。这类学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设立的最多,比较著名的有广州夏葛医学校(1901年),上海震旦医学院(1903年),北京协和医学校(1906年),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1908年),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0年),沈阳南满医学堂(1911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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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后传入的西方医学书籍,是从合信所编译的《全体新论》等书开始的,它们大都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其后嘉约翰在1859—1886年编译出版了西医、西药方面的书籍有二十余种,如《西医略释》、《裹扎新法》、《皮肤新编》、《内科阐微》、《眼科摘要》、《割症全书》、《炎症略论》、《内科全书》等。稍后,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编印介绍西医西药的有关书籍,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等书。同时,德贞在北京同文馆也编译了若干种有关著作,如《全体通考》、《全体功用》、《西医举隅》、《英国医药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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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西医的刊物,如1880年嘉约翰在广州出版《西医新报》和1888年在上海出版的《博医汇报》等,都是比较早的医学刊物。其中以《博医汇报》影响较大,它就是后来的《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的前身。外国人在中国开设西药厂是从上海老德记药房(1853年)开始的,其后陆续有科发药厂(1866年,德)、屈臣氏药房(1871年,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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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以上这些活动虽然在客观上是传入了西医西药方面的各种知识,为我国医学的发展注入了不少新的内容,但从西方列强的主观动机来看,这一切都是它们施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活动“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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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办西医方面的教育事业,开始于1865年同文馆中设立医学科,但每班只有几个人,而且不能实习,没有临床经验。1881年天津设立医学馆,1891年改名北洋医学堂。1902年天津创办北洋军医学堂,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馆,1906年改为京师专门医学堂。辛亥革命后北京、杭州、江苏、江西、湖北、河北、山西等地也都设立了医学专门学校,西医教育逐渐推广。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早的留学生是学医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生中学医的逐渐增加。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大都成了医学院校的教职人员,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现代医学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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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医的影响日益扩大,对传统的中医学以及整个中国医学界的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已形成中西医同时并存的局面,在广大的乡镇和农村,中医仍占绝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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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中西医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一些人迷信国故,尊经崇古,顽固地拒绝与否认西医的科学成就。另一些人则只看到西医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一面,而把中医一概斥之为不科学,或者主张“废医存药”。1914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还公然提出废止和取缔中医的主张,但因各省中医组织请愿反对而未能实行。当时也还有一些人试图吸取西方解剖学和西药等方面知识。如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1892年),他主张“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年),则曾用中药、西药配合治疗;恽铁樵(1878—1935)还试图对中西医的特点进行对比的论述。但是由于他们对西医缺乏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因而他们的努力成效不大,甚至有些地方是牵强附会的。关于中西医结合开创中国医学新的途径的问题,经过各种曲折和反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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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的中医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王孟英的《温热经纬》(1852年),唐宗海的《血证论》(1884年),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1916年),恽铁樵的《药庵丛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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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科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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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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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以“求强”,“求富”为招牌推行洋务运动以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工厂和矿山,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大量的传入我国。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造船、造炮直到机器碾米和磨面,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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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洋务运动作为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向西方科学技术学习的运动,却没有获得成功。尽管花费了国家无数资财,然而“求富”、“求强”均未能实现。特别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丧师辱国、毁于一旦,至此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完全破产了。正如洋务运动的领导人物,在中法战争后被撤换掉的奕䜣所不能不承认的:“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仍并无自强之实。”【81】洋务派遭到朝野上下几乎一致的抨击:“国家费百万之帑项,聚数千人之精力,竭数十载之经营,不得谓谋之不深,虑之不远。乃一旦与倭人相对,将不知兵,士不用命,师徒挠败,陵寝震惊,失地丧师,枪炮轮船全为敌有。所谓洋务出身者,或逃避伏法,或战败降倭,或潜亡内地,前功尽弃,莫可挽回,中国遂不得不力主和议,是役也,办理洋务之员实有难逃之罪责。”【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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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三十多年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的同时,日本却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方面取得很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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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和日本同样都受到西方的侵略。1514年葡萄牙海盗船第一次闯到广东近海并于1557年强租了澳门,几乎同时1543年葡萄牙船第一次来到日本的种子岛,使日本第一次领略到西方的火炮。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来到中国活动,传教士沙勿略则早在1549年就到了日本,据说他后来也要来中国,但病死途中才改派了利玛窦。他们给两国都带来了地图、钟表等。在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两国几乎是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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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雍正之后鸦片战争之前(1723—1840)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日本在1638—1720年也同样实行过封建锁国政策。从时间上讲,都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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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1853年美国人培里也率舰队威逼日本开口通商,俄国派普查金入使长崎。1863年美舰炮轰下关,英舰炮轰鹿儿岛,1864年英、法、美、荷舰队联合炮轰下关,日本又被迫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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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两国国内的政治情况而言,中国是腐朽透顶的清朝,日本当时封建统治集团德川幕府也是摇摇欲坠。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情况很多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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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幅员上讲,中国还算是个大国,不论人力和财力,相对地讲,都比日本大得多。每年的岁收,中国大约是日本的七八倍。就文化传统而言,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曾经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对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介绍,在初期,日本借助于汉译西书之处也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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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治维新以来,“二十年间,遂能变法大备,尽撮欧洲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强国”【83】。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在近代亚洲历史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这种成功和失败都绝非偶然,而是存在着许多必然性的历史因素的。从向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学习来看,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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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形成了一种“天朝大国”思想。从明末清初杨光先等人直到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以及阮元一类妄自尊大的人物的思想可为其代表。这一类的思想,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当有人在同文馆表演电报收发时,一批清朝官员观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84】有这种“泱泱大国”故步自封的思想,又谈何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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