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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方医学知识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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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医学知识的早期传入，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除有关人体解剖方面的知识之外（传教士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三人译有《人体图说》1卷，传教士巴多明还用满文译有人体解剖学，以上两种只有抄本。当时有刊本的只有邓玉函所编译，由毕拱辰整理出版的《泰西人身说概》2卷），对西医、医院概况、医学教育等也略有介绍（见《西方要纪》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著；《职方外纪》艾儒略著，卷2；《泰西水法》熊三拔著，卷4）。康熙年间传教士石铎琭（Petrus Pinuela）著《本草补》1卷，这是最早介绍西药来我国的专著，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曾引用此书。康熙本人曾接受西医的治疗，治愈疟疾、心悸、唇瘤等症。有一些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为人们治病。但总的讲来，此时西医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西医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中医思想格格不入，很难为人所接受，另外从疗效方面讲，当时的西医也并不具有显著的功效，而后一方面很可能是造成西医影响不大的更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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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后，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西方的医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外科、产科、眼科等手术疗法已有明显的疗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这些新的西医、西药知识便进一步传入我国。这些医药知识大都是伴随着贸易活动和传教活动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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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英国船医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传种痘法来我国，并写了《种痘奇方详悉》一书。1820年英国传教士玛礼逊（R. Morrison，1782—1834）、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敦（T. 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诊所。1827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 R. Colledge）在澳门设一眼科医院，翌年又设一医院于广州，聘白拉福（J. A. Bradford）和柯克斯（Cox）共任医职。1835年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也在广州开设一所医院。这些就是西医医院在我国开始出现时的情况。到1876年全国教会医院已有16处，诊所26处，1905年医院增至166处、诊所241处，1919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5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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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在开设医院的同时，也都在医院附设有学校。例如合信在香港就曾设医学校招收少量学生培养为助手。1854年美国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夫妇在广州设立博济医局，附设医学校，一般把它视为近代西医学校在我国的开始。这类学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设立的最多，比较著名的有广州夏葛医学校（1901年），上海震旦医学院（1903年），北京协和医学校（1906年），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1908年），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0年），沈阳南满医学堂（1911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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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后传入的西方医学书籍，是从合信所编译的《全体新论》等书开始的，它们大都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其后嘉约翰在1859—1886年编译出版了西医、西药方面的书籍有二十余种，如《西医略释》、《裹扎新法》、《皮肤新编》、《内科阐微》、《眼科摘要》、《割症全书》、《炎症略论》、《内科全书》等。稍后，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编印介绍西医西药的有关书籍，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等书。同时，德贞在北京同文馆也编译了若干种有关著作，如《全体通考》、《全体功用》、《西医举隅》、《英国医药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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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西医的刊物，如1880年嘉约翰在广州出版《西医新报》和1888年在上海出版的《博医汇报》等，都是比较早的医学刊物。其中以《博医汇报》影响较大，它就是后来的《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的前身。外国人在中国开设西药厂是从上海老德记药房（1853年）开始的，其后陆续有科发药厂（1866年，德）、屈臣氏药房（1871年，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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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以上这些活动虽然在客观上是传入了西医西药方面的各种知识，为我国医学的发展注入了不少新的内容，但从西方列强的主观动机来看，这一切都是它们施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活动“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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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办西医方面的教育事业，开始于1865年同文馆中设立医学科，但每班只有几个人，而且不能实习，没有临床经验。1881年天津设立医学馆，1891年改名北洋医学堂。1902年天津创办北洋军医学堂，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馆，1906年改为京师专门医学堂。辛亥革命后北京、杭州、江苏、江西、湖北、河北、山西等地也都设立了医学专门学校，西医教育逐渐推广。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早的留学生是学医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生中学医的逐渐增加。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大都成了医学院校的教职人员，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现代医学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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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医的影响日益扩大，对传统的中医学以及整个中国医学界的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已形成中西医同时并存的局面，在广大的乡镇和农村，中医仍占绝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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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中西医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一些人迷信国故，尊经崇古，顽固地拒绝与否认西医的科学成就。另一些人则只看到西医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一面，而把中医一概斥之为不科学，或者主张“废医存药”。1914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还公然提出废止和取缔中医的主张，但因各省中医组织请愿反对而未能实行。当时也还有一些人试图吸取西方解剖学和西药等方面知识。如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1892年），他主张“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年），则曾用中药、西药配合治疗；恽铁樵（1878—1935）还试图对中西医的特点进行对比的论述。但是由于他们对西医缺乏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因而他们的努力成效不大，甚至有些地方是牵强附会的。关于中西医结合开创中国医学新的途径的问题，经过各种曲折和反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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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的中医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王孟英的《温热经纬》（1852年），唐宗海的《血证论》（1884年），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1916年），恽铁樵的《药庵丛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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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科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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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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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以“求强”，“求富”为招牌推行洋务运动以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工厂和矿山，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大量的传入我国。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造船、造炮直到机器碾米和磨面，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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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洋务运动作为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向西方科学技术学习的运动，却没有获得成功。尽管花费了国家无数资财，然而“求富”、“求强”均未能实现。特别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丧师辱国、毁于一旦，至此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完全破产了。正如洋务运动的领导人物，在中法战争后被撤换掉的奕䜣所不能不承认的：“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仍并无自强之实。”【81】洋务派遭到朝野上下几乎一致的抨击：“国家费百万之帑项，聚数千人之精力，竭数十载之经营，不得谓谋之不深，虑之不远。乃一旦与倭人相对，将不知兵，士不用命，师徒挠败，陵寝震惊，失地丧师，枪炮轮船全为敌有。所谓洋务出身者，或逃避伏法，或战败降倭，或潜亡内地，前功尽弃，莫可挽回，中国遂不得不力主和议，是役也，办理洋务之员实有难逃之罪责。”【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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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三十多年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的同时，日本却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方面取得很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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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和日本同样都受到西方的侵略。1514年葡萄牙海盗船第一次闯到广东近海并于1557年强租了澳门，几乎同时1543年葡萄牙船第一次来到日本的种子岛，使日本第一次领略到西方的火炮。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来到中国活动，传教士沙勿略则早在1549年就到了日本，据说他后来也要来中国，但病死途中才改派了利玛窦。他们给两国都带来了地图、钟表等。在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两国几乎是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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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雍正之后鸦片战争之前（1723—1840）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日本在1638—1720年也同样实行过封建锁国政策。从时间上讲，都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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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1853年美国人培里也率舰队威逼日本开口通商，俄国派普查金入使长崎。1863年美舰炮轰下关，英舰炮轰鹿儿岛，1864年英、法、美、荷舰队联合炮轰下关，日本又被迫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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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两国国内的政治情况而言，中国是腐朽透顶的清朝，日本当时封建统治集团德川幕府也是摇摇欲坠。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情况很多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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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幅员上讲，中国还算是个大国，不论人力和财力，相对地讲，都比日本大得多。每年的岁收，中国大约是日本的七八倍。就文化传统而言，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曾经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对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介绍，在初期，日本借助于汉译西书之处也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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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治维新以来，“二十年间，遂能变法大备，尽撮欧洲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强国”【83】。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在近代亚洲历史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这种成功和失败都绝非偶然，而是存在着许多必然性的历史因素的。从向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学习来看，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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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形成了一种“天朝大国”思想。从明末清初杨光先等人直到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以及阮元一类妄自尊大的人物的思想可为其代表。这一类的思想，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当有人在同文馆表演电报收发时，一批清朝官员观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84】有这种“泱泱大国”故步自封的思想，又谈何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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