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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科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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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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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以“求强”，“求富”为招牌推行洋务运动以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工厂和矿山，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大量的传入我国。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造船、造炮直到机器碾米和磨面，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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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洋务运动作为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向西方科学技术学习的运动，却没有获得成功。尽管花费了国家无数资财，然而“求富”、“求强”均未能实现。特别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丧师辱国、毁于一旦，至此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完全破产了。正如洋务运动的领导人物，在中法战争后被撤换掉的奕䜣所不能不承认的：“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仍并无自强之实。”【81】洋务派遭到朝野上下几乎一致的抨击：“国家费百万之帑项，聚数千人之精力，竭数十载之经营，不得谓谋之不深，虑之不远。乃一旦与倭人相对，将不知兵，士不用命，师徒挠败，陵寝震惊，失地丧师，枪炮轮船全为敌有。所谓洋务出身者，或逃避伏法，或战败降倭，或潜亡内地，前功尽弃，莫可挽回，中国遂不得不力主和议，是役也，办理洋务之员实有难逃之罪责。”【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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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三十多年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的同时，日本却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方面取得很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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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和日本同样都受到西方的侵略。1514年葡萄牙海盗船第一次闯到广东近海并于1557年强租了澳门，几乎同时1543年葡萄牙船第一次来到日本的种子岛，使日本第一次领略到西方的火炮。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来到中国活动，传教士沙勿略则早在1549年就到了日本，据说他后来也要来中国，但病死途中才改派了利玛窦。他们给两国都带来了地图、钟表等。在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两国几乎是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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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雍正之后鸦片战争之前（1723—1840）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日本在1638—1720年也同样实行过封建锁国政策。从时间上讲，都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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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1853年美国人培里也率舰队威逼日本开口通商，俄国派普查金入使长崎。1863年美舰炮轰下关，英舰炮轰鹿儿岛，1864年英、法、美、荷舰队联合炮轰下关，日本又被迫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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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两国国内的政治情况而言，中国是腐朽透顶的清朝，日本当时封建统治集团德川幕府也是摇摇欲坠。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情况很多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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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幅员上讲，中国还算是个大国，不论人力和财力，相对地讲，都比日本大得多。每年的岁收，中国大约是日本的七八倍。就文化传统而言，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曾经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对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介绍，在初期，日本借助于汉译西书之处也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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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治维新以来，“二十年间，遂能变法大备，尽撮欧洲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强国”【83】。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在近代亚洲历史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这种成功和失败都绝非偶然，而是存在着许多必然性的历史因素的。从向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学习来看，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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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形成了一种“天朝大国”思想。从明末清初杨光先等人直到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以及阮元一类妄自尊大的人物的思想可为其代表。这一类的思想，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当有人在同文馆表演电报收发时，一批清朝官员观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84】有这种“泱泱大国”故步自封的思想，又谈何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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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则不然，他们过去除了保持自己的古老传统之外，还长期向外国学习（主要是向中国学，也学朝鲜）。他们并不存在什么“大国”的包袱。1868年，也就是实行明治维新的当年，由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其中有一条就是“求知于全世界”。维新伊始，就把它作为基本的国策定了下来。当他们了解到西方的科技知识比较先进的时候，便马上由学习中国转向学习西方。兰学（传入之初荷兰书较多，故当时日本称西学为兰学）就很快在日本传播开来，虽然也有些曲折，但比起中国，阻力却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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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方面，中国当时还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弱点。从明朝末年时起，在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中间，从徐光启到李善兰，本身都不通晓外语，都需要经过传教士“口授”才能“笔录”。而且由于科举考试，尊孔读经，一般知识分子头脑里有不少“泱泱大国”的思想，当时的社会风气仍是“耻言西学，有读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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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情况则与此不同，从一开始他们就注意学习外语。由杉田玄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解体新书》（1774年）开始，翻译工作大都是日本人自己进行的。从人数上讲，日本也比当时的中国为多。18世纪末19世纪初“兰学”更为兴旺，1862年福泽谕吉（著名的兰学堂“庆应义塾”的创始人）在英国遇到一位中国人，彼此问及两国可以直接阅读并教授西文书籍的人数时，中国仅有11人，而日本已多达五百余人，至于有志学习兰学的日本人，数目当然就更多了。这些人，在日本各地传播先进的西方科技知识和推进社会变革，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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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是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新学制保证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各种人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872年（即宣布实行维新之后的4年）日本颁布了统一的新学制，推行义务教育，开始是四年制，1907年改为每个国民有义务受6年教育，使用统一的教材。这时，中国还是采用科举考试的老办法。虽然设立了同文馆，内部也腐败得很，学生的年纪有的很大，甚至是有了孙子的老祖父，其中很多人不过是拿薪水，当闲差。一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决定废止科举考试，制定了学堂章程。这比日本已晚了三十多年。当初李善兰等人所译的科学著作，对日本学术界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三十年之后，当中国决定改革学制，各级学堂需要教科书的时候，则有很多是取自日本了。三十年之间完全调换了位置，说明日本的教育和科学确实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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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在培养自己的专家方面也比中国做得要好。1877年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开创时期，16名教授中只有4名日本人，其余都是聘请的外籍专家。但仅仅过了9年，到1886年改称理科大学时，外籍教师只剩下2人，其余13名全部是日本人担任。中国则不同，以同文馆为例，到1884年止，聘用西人教习28人，中国人教习4人（其中3名是中文教习，担当科学教习的只有李善兰1人），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洋教习越请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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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之下，日本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会、杂志等相继创立。1879年创帝国学士院，开始设博士等学位。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在科学研究的若干领域里作出了成绩。例如长冈半太郎在磁学方面的研究（1889年），志贺洁所发现的志贺赤痢菌（1891年）等都已具有当时的世界水平。在技术方面已经可以制造1300匹马力的蒸汽机（1894年）和建造300千伏安的水电站（1899年）。日本的科学和技术已经把中国抛到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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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洋务运动的失败也还有社会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以政治上的原因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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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奉还大政”于天皇，国体实际上进行了改变，实行了带有日本特点的君主立宪制。明治前日本各地方的割据势力有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藩”。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各“藩”和工商业者互相联合，有些本身也转变成为资产阶级参与了政治。许多大臣，在明治天皇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定的革新集团，同心同德，推进维新运动。中国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死守“中学为体”的信条，顽固地维护封建的旧法统、旧制度，不肯作半点改变。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住那摇摇欲坠的皇帝宝座。封建主义正像当时中国人的辫子，死死缠住人们的头脑。朝廷内部又互相倾轧，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和洋务派之间矛盾重重，尔虞我诈，而西太后又正是利用群臣间的矛盾来控制他们，到了戊戌政变前后更有帝党、后党之争，日甚一日。清政府到了晚期，完全奉行“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主义路线，实际上清政府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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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反封建也是很不彻底的，封建主义也拖了一个不小的尾巴。这条封建主义的尾巴，使日本很快变成了一个封建色彩很浓厚的军国主义国家，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日本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也可以说，日本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走过一段不小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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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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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前后，伴随着民族资本的一些工矿企业的逐步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和发展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反对洋务派对帝国主义投降的政策，要求抵制列强的种种侵略活动。他们对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势力进行猛烈的抨击，反对封建官僚买办的垄断。他们主张“恃商为本”（王韬），认为“商握四民之纲”（薛福成），为抵制外国和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认为只是“师夷之长技”已很不够，向西方学习，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政治，要求变法自强，实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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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当时的封建统治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势力也都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与过洋务运动，有些人还到过一些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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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乃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发起的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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