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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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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必须承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可能脱离开一定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它受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教育、统治阶级施行的政策等各种条件的制约。通过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条件的关系，毫无疑问，对于我们自觉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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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社会生产对科学技术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能够提供的经验和手段，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它所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零星而不系统的，科学的抽象也只能是经验性的，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用于实验与观测的设备又是十分贫乏与简陋的，所以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很大限制，于是对其本质的揭露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这里说的是古代科学在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下具有的经验性与描述性的特征。这丝毫也没有贬低古代人们经过世代努力而取得的科学技术巨大成就及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应该说，没有古代科学技术的积累也就没有近现代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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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差异是很大的。占人类历史99.8％以上时间的原始社会，其技术的进展极其缓慢，要经过数万年以至数十万年的漫长时间才出现若干技术的较大进步，这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制约的。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越到后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步子越大。当然这期间的发展由于社会的各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有快有慢，有起有伏，有时甚至有迂回曲折的情况出现。不过，科学技术发展的曲线与生产发展的状况基本上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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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学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如我国古代数学与天文学的发展就远远走在生产的前面，这与科学本身发展的固有规律有关。由于人类思维的发展，由于科学资料的积累和知识的丰富，也就不断地为科学本身的独立发展开拓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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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不与阶级斗争、政治制度以及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采取的各种政策发生关系。虽然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带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里，它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所掌握，并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它的发展不能不受上述因素的制约。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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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需要将其打破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时，由于社会的进步需要经过斗争使一种社会形态转变成更为进点的另一种社会形态时，阶级斗争为了冲破旧有的生产关系，对社会进步讲来是必要的，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讲来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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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四千多年前，我们的先民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制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而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使社会开始养得起一批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的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只是到了这时，才有可能出现文字，使各种知识脱离“口传身授”的状态，有可能被记载下来，从而加速了积累和传播的过程，促成了科学从技术中独立出来。这些都为科学技术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3】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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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化时期。这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曾代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同奴隶主阶级进行了长期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对封建的诞生起了催生或“助产婆”的作用。新的社会制度一旦建立，促使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较快的发展。这正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对科学技术的大力促进一样。这些时期的历史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在春秋战国时期和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封建主义的上升时期内，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成就卓然。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农业方面，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学已开始形成；医学开始形成了以《内经》等著作为主所构成的体系；天文学在天体观测和历法编制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就；数学方面出现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专门著作；还有造纸术的发明，在建筑、纺织以及几乎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所有门类内，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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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的科学技术，和奴隶制度下的巴比伦、埃及特别是和奴隶制度高度发达的古希腊相比是略逊一筹的。但是中国却较早地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尽管在封建社会初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起点并不高，但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其后较长时期内保持了这种领先的势头。这清楚地说明了，在先进的社会制度下的政治和经济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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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在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或阶级矛盾激化时，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其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有时也作一些调整。这种调整对整个社会（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如比较大的一次调整，是从唐中叶开始直到北宋初年才完成的。经过这次的较大调整，废除了过去官僚贵族世袭的占田制度而确立了土地自由买卖的私有制；废除了劳役地租实行了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剥削方式，劳动者获得了更大的人身自由。土地占有出现了“千年田，八百主”的局面。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使北宋时期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持续到元代。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三大发明都出现于（或大规模使用于）北宋。整个宋元时期在天文、数学、农学、医学以及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同时这也是整个中世纪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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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以不断解放和提高社会生产力，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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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世界上规模罕见的农民起义。每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政策和措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耕织”、结束豪强的土地兼并等，这往往在一个新王朝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往往造成科学技术得到较快发展的局面。但总的说来农民战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是间接地表现出来的。具体地探讨黄巢起义或是太平天国起义等如何直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般说来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也不能否认，因战争的需要而直接促使某些兵器、火器以及其他作战器械的发明或改进，或是因战乱伤亡而促进了医学的某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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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社会一直绵延不断，不曾发生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这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代相继，在不间断积累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自己的高峰，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所谓绵延不断，并不等于说发展的道路是平坦的。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时期地出现过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但也多次出现过南北分裂，几个政权同时并立的局面。而这种统一和分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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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统一全国，经过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在中国历史上相对地来说，还是统一的局面较多。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特别是在它的初期，对科学技术发展是起过促进作用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筑长城、开灵渠、修驰道、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这对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再如汉武帝时，汉初刘姓诸王割据的局面已告结束，国家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得到加强。汉武帝北击匈奴，开发南方，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和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他还兴水利、治黄河、推广先进的田器和耕作方法。这些措施使政治稳固，经济发展，因而文化和科学技术都有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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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在分裂为几个政权、群雄割据的时期内，科学技术也并不一定因分裂而停滞，甚至有较为发达的情况。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宋辽金元时期就都是如此。当然，绝不能因此就得出分裂可以促进科技发展，甚至得出“乱世出科学”的错误结论。恰恰相反，即便是在群雄并立的情况下，就中国古代的具体历史情况而论，仍然是需要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有时这种稳定情况可能局限在一定的局部地区），科学技术才会得到发展，春秋战国和南北朝时期是如此，朱辽金元时期也是如此。分裂情况下科学技术仍然得到发展的原因，还要从另外的角度去分析，例如前已述及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又如由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可能使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从而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研究和讨论问题。以及各政权间的生存斗争，使得统治阶级不能不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作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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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有较多的自由研究、讨论的学术空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条件。例如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诞生，新兴地主阶级开展了历史上著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在世界历史上，只有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主义所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与之相媲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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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正统的今文经学派和谶纬神学已随东汉王朝的灭亡而支离破碎。晋武帝曾下令禁止谶纬之学，正是这种状况的说明。各分裂的政权，长期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使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受到了较大的削弱，因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是相当活跃的。玄学和反玄学，反对佛教迷信等，“贵无”与“崇有”之间，“神灭”与“神不灭”之间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辩论。思想上的活跃，导致学术上的繁荣。这期间私人著书和修史之风较为盛行，出现了刘徽、裴秀、葛洪、何承天、祖冲之、郦道元、贾思勰、陶弘景等许多科学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科学著作，如《九章算术注》、《大明历》、《水经注》、《齐民要术》、《本草经集注》等。此外还有记载各地风土史料的著作《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等书籍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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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宋元科学技术何以能有较大发展的原因时，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也比较活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宋代，以周敦颐、邵庸、程颢、程颐、朱熹等所主张的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实际上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学说）为一方，和以张载、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唯物主义的反对理学的观点为另一方，不断相互辩难，进行争论。当时的宋儒理学，既不像汉代儒术那样被崇为一尊，更不像明代以后把朱熹思想定为不准逾越的官方哲学那样不可侵犯。在一定程度上参加讨论的各方，可以做到自由讨论，抒发己见。这种学术空气无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利的。此外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当时，不仅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主张“天人相分”、“天变不足畏”，就是唯心主义的理学也不得不抛弃汉儒以来历代行之不衰的“天人感应”的陈词滥调，而提出以“太极”（客观唯心主义流派）或是“心”（主观唯心主义流派）为宇宙万物之本。就是最荒唐的象数学（数学神秘主义的一种流派），也是把数字间的某些联系看成是宇宙万物发生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切都是科学的发展迫使唯心主义也不得不采取的新的形式。当然这也不是说“天人感应”说就此绝迹，而只能说明它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有人根据宋儒理学的某些特点，迷惑于它所采取的新的形式，而认为它是构成了宋元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这是不对的。但是“天人感应”学说影响的大大削弱，无疑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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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叙述中人们不难看出，一方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中国古代，例如谶纬和反谶纬、玄学和反玄学、佛学和反佛学、理学和反理学等一直持续不断。在斗争中，双方都吸收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并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一斗争也起到了不断解放思想、活跃学术空气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科学本身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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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直接的生产者身受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他们虽然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文化，因此，对这些经验的总结与归纳，并使之提升到经验科学形态的工作，一般是由“巫”、“史”或“士”完成的。所以，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与知识分子的状况，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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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叙及，在奴隶制社会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即已产生了知识分子。由于这时的教育完全局限于奴隶主阶级内部，教育面极其狭窄，知识分子的数量十分有限。虽然如此，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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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士”这个十分活跃的社会阶层，这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变革的产物，同当时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有关系。这时出现的私学，在整个封建社会经久不衰，是培养“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汉代开始，出现了封建社会正式的官学，并逐渐形成了从京师到郡、县、乡的教育网。隋唐时期创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虽然这时门阀高低仍是取仕的重要条件，但这一制度为中小地主中一些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机会。到了宋代，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考试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这给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扩大以很大的刺激。当然这一教育网远非是普及的，但整个社会的教育面毕竟不断得到扩大；虽然“士”在全国人口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其数量仍然是可观的。中世纪的欧洲，教育与文化完全由教会掌握，教育面限制在很小范围内，知识分子大多数为神职人员，甚至连封建庄园主、骑士也大都识字不多，官爵是由世袭或依军功授予的。同这种情况相比，中国士的数量和教育面都要大得多。这不能不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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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这就决定了大多数的“士”以精通经籍为务，以统治术的研究为本，即他们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这些方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兼通或旁通天文、地理一类，仍是一部分“士”所追求的目标。数学、天文、医学等科学技术专门教育时断时续地还为人们所重视，这些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多少起着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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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历来主要地依附于统治阶级，所以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同统治阶级本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状况有关。当统治阶级能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历史上多少起一些进步作用的时候，“士”为统治阶级所用，由于有这么一个大国家需要治理，那么多的人需要活下去，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要求得到满足，就不能不关心生产的发展，不得不求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以达到强国安民的目的。这大约就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多为官办和“士”的务实思想的缘由。不少的著名科学家同时又是官吏臣僚，其原因也大概与之有关。长时期一直延续不断的天象记录，代代相传不绝的历法的编制，以及与之有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制造，大规模的纬度、恒星测量等，一些大型药典的编修、水利工程的兴建和治水理论的探讨，还有地理志的编纂等，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并由统治者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完成的。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办手中。精美的丝绸，历代的官窑瓷器，郑和宝船的建造，从万里长城直到王宫寝殿的修筑，甚至从《考工记》到《武备志》、《营造法式》等技术著作，也都是在官办的情况下编纂的。这充分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是为统治阶级所掌握和利用的，而“士”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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