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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 [:170108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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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会议，好创意诞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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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著名小说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出版了一部史诗性的著作《创造的艺术》（The Act of Creation）。此书试图解释科学界和艺术界的一些突破性创新是如何产生的（在开篇部分，库斯勒花了大量的笔墨讲述人的幽默感，因为他认为幽默感与诗人及物理学家们较丰富的灵感是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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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勒的研究范围很广，从阿基米德到爱因斯坦，从弥尔顿（Milton）到乔伊斯（Joyce）。库斯勒的分析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时时妙语连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这本书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析案例，从中可以发现一个不断重现的模式。据他看来，创新行为只是发生在人脑中的一种活动，而他对于可以促进和鼓励创新行为得以发生的居住环境几乎只字不提。比如，从这本书的目录中可以发现，书中没有一个章节是在讨论创新行为得以产生的超级动力源——城市。库斯勒相信，创新的能量来源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影响。但是他好像对让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得以完成的环境特点并不太感兴趣，比如：人类的生活环境、办公环境、媒体环境。从根本上来看，认为好创意产生于人的大脑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大脑不可避免地都是与外部的一些网络相互连接的。通过这些网络才能完成信息和灵感的传递与流动，也只有在这些网络中，伟大的创意才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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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技发展的重大突破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只有库斯勒一个人感兴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经出版过一本更具影响力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这本书比《创造的艺术》还要早两年问世。在这两本书出版以后，不计其数的学位论文和学术文章都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对科学发展的成因进行过探索。一些研究者着重从具有传奇色彩的伟大科学家的生平故事切入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者则通过在实验室里模拟一些科学发现中涉及的认知活动，并进行实验分析，从而从理论上找出答案；另一些研究者则采访一些杰出的科学研究者们，询问他们在产生奇思妙想的顿悟时刻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同时请他们回忆自己的思维范式改变时的一些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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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早期，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凯文·邓巴（Kevin Dunbar），决定采用另一种视角进行研究：他不去阅读科学家们的生平故事，也不去试图在实验室得出结论，也不去听科学家们回忆自己取得科学突破时的一些细节，相反，他准备去实地观察他们是如何进行工作的。邓巴的研究风格其实更加接近于真人秀节目《老大哥》（Big Brother），与传统的科学研究的哲学思路相去甚远。邓巴在4个领先的分子研究实验室里安置了摄像机，将室内进行的各项活动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同时，他还对一些科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深度专访，请这些人描述最近在实验中取得的各项进展，以及各种假设性思路和思路的转变过程。这些都采用了一般现在时态来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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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采用的录音采访和媒体采访这两种新的研究思路，让他避免了传统研究中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研究依靠被采访者的回忆。因为，被采访者在回忆的过程中，一般会倾向于将自己最初想到创意的过程简化、压缩成一些简短的陈述，而不再记得去讲述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在曲折的研究之路上，最终克服难题，找到好创意。邓巴把自己的研究思路趣称为“in vitro”，意为体外研究模式，与传统的“in vivo”体内研究模式相对应。换句话说，邓巴并非是在人造的培养皿环境里，而是在自然环境里，研究创新的形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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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和他的研究团队将所观察的实验过程的各种细节都详细记录下来，并用一种自定义的分类系统将各种信息交换行为进行标注，从而可以对在实验室里流通的信息进行追踪，找出其中潜在的变化模式。比如，在团队互动活动中，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换活动可以被标注为“说明”、“同意并阐明”或者“疑问”等。最重要的是，邓巴追踪了每个研究项目进程中所发生的思维变化。比如，一位研究者为了在实验中完成一种稳定的可控制操作，曾做了无数的持续尝试，但却一直遇到各种挫折而不能成功。于是他突然间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进行另一组全新的实验；两位正在进行不同研究项目的科学家通过信息交换，突然发现在两人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惊人的关联性，且这种关联性的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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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在进行了各项实验以后得到了一项惊人的研究结果，那就是大部分科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都与其所处的物理环境之间存着一种关系。比如，像分子生物学这样的一门科学研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大脑里对它的研究场景进行假设，认为一般都是由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孤独地进行研究：他们弯着腰，站在显微镜前面仔细地观察，在一个偶然的机遇，突然就有了一个对研究项目很关键的新发现。但是，邓巴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这种不经意间的顿悟是不容易出现的。相反，大部分科学研究的重大发现都是出现在实验室里的科研讨论会上。在讨论会上，十几名研究人员聚集在会议桌前，随意地提出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讨论最近的工作进展和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计划。如果看看邓巴绘制的、产生好创意的信息分布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好创意的集中产生地并非是在显微镜的镜头下，而是在研究人员的会议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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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在研究中发现，某一组的信息交流活动更能引发研究的重大突破。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研究问题的背景信息会再次得到阐明，同时，来自同事们的提问会引导研究者从一个新的思维方向对问题进行思考。讨论组的一些信息交流与互动活动会让研究者重新审视自己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奇妙现象，从而避免他们把这些现象当作由于实验的操作失误而出现的偶然情况。邓巴认为，在小组共同讨论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个讨论者的理论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作为另一个研究进行下一组理论分析的依据之一……层层推进后，最终整个项目研究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益，并取得一些重大的进展”。在实验室的讨论会上，不同研究领域之间才更有可能出现一些有用的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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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的研究带来一个鼓舞人心的新发现：即使在当前科技技术最为先进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取得更多好创意的关键还是在于一群研究者们围坐在会议桌上，各抒己见地进行讨论，共同分析和解决问题。实验室里的讨论会为研究者们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新的信息可以进行组合，一个项目的信息也可以外溢为其他项目组的研究人员所用。相反，如果研究者只是独自在办公室里工作，对着显微镜不断地观察，那么他的思维很可能会受研究环境的限制，也可能受困于自己的思维偏见。而研究小组的讨论会则提供了一种社交环境，通过讨论与对话，让信息得到“流动”，从而把一种“固态”网络转变成一种利于好创意出现的“液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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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 [:170108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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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的20号楼和微软的99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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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邓巴对会议室的研究告诉我们，会议室并非可有可无，相反，会议室的物理结构特点对我们大脑里的好创意的产生起着具体的推动作用。如果想把信息的液态网络冷冻并固态化，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工作人员安排到一个个独立的办公室里工作，并把交流的大门紧闭。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恶劣情况的出现，网络时代的许多公司都更加倾向于在公共区域里布置工作环境，不需要经过提前的预约安排，各个部门之间的员工都可以随意闲聊，自由地组合在一起工作。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把这种有趣的现象形象地比喻为：企业办公室向西部农村的进发。公司之所以这样安排员工的工作环境，初衷其实是为了在规章次序与杂乱无章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早期人们对远程办公的便利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吹捧和宣传，受其影响，李岱艾广告公司（TBWA）曾经尝试在公司内部，将办公室的环境以“无区域划分”的形式进行布置。将办公桌和员工的小隔间随意摆放，连办公室的私人区域也不能幸免。结果是员工们在公司里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根据每一天所要进行的工作项目的情况，员工们进行自由组合，并把工作区域进行新的安排，以便适用于当天临时的工作需要。总的来说，这次尝试是一次巨大的失败，因为它只是让过度的混乱取代过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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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比李岱艾广告公司的开放式办公室计划更加保守一些的方案也渐渐地不再受人们欢迎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不喜欢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工作。当人们在一个开放式的办公环境里工作时，就如同完全公开地当众工作。事实证明，在这样的公开环境里工作，其弊端与在关起房门的私人办公室里工作一样多。一种更加理想的工作环境的设置可以参照麻省理工学院具有传奇色彩的20号楼。该楼是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临时建筑，但最终却安全地屹立了55年。把这个建筑当作一个参考，一方面是因为它培育出许多突破性的创意，另一方面是它孕育了一些研究机构，比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学系，博士音响（Bose Acoustics）和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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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20号楼的辉煌历史，麻省理工学院曾在一篇媒体报道中写道：“因为这座楼没有分配给任何一个学院，任何一个系，或任何一个研究中心，于是，一般情况下，它总是能为一些新的研究项目提供工作地点，为研究生的课题研究提供环境支持，也为跨学科研究中心提供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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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自己的著作《建筑物如何学习》（How Buildings Learn）中，对20号楼进行了强烈的赞美，指出它成功的魔方：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规章次序与杂乱无章之间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和其他大多数的学术大楼一样，楼里也有墙壁、房门和办公室。但是，因为这座大楼最初只是一个临时性建筑，其使用年限当时估计为5年，5年后将可能被推倒并毁掉。因此，一旦有新的研究思路出现，在大楼的空间利用上就会有新的需求，而如果要在这座大楼内根据需求做一些环境布置方面的改变，管理当局的干预和阻拦一般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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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们的办公环境都处在一些固定的物理结构中，所以，大部分的办公室都有一种自然的倾向，会去打乱并干扰信息组成的液态网络。从根本上来说，所有办公环境都是由固态的实体组成的，于是人们常常倾向于通过划分不同的部门和组织等级，制定正式的组织结构图，形成一种概念上的实体地图。20号楼却尽力抵制这种让思想僵化的力量，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座楼的造价很便宜。如此一来，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创造合适的研究环境，在20号楼工作的人们完全不担心会因为推倒一面墙壁，或者在天花板上打一个洞而受到处罚。不过，建筑学家和室内设计师们正在研究如何去创建一种新的工作环境，从而为促进信息的液态网络的流动提供更为稳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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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微软公司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Redmond）的研发总部开始投入使用。这座办公楼就是著名的99号大楼。这座楼是由微软设计师玛莎·克拉克森（Martha Clarkson）与一些微软内部爱搞小发明的研发部门的同事，以及一些具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的同事一起合作完成的。99号楼最初的设计思路是：建造一个办公楼，让它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和研究灵感，而对建筑物进行重组和变形，以便提供最合适的工作环境。建筑内部的各个办公区域都是由一些特殊的墙围成的。这些墙可以根据员工的工作需要进行移动，并重组成新的办公区域。在较大的“情景工作室”（situation rooms）里，一般是一些重大项目的团队在工作。在这种工作室里，有一些较为私密的工作站、会议桌，还有沙发。大部分的墙都是可以任意涂写、擦试的。这样一来，如果员工在去洗手间的路上突然想到了一个创意，就可以马上在墙体上写下来，方便其他的同事看到。在传统的办公室里，茶水间一般放置着咖啡壶和冰箱等。而在这种新的建筑里，取代茶水间的是一些开放的“交流站”（mixer stations）。在这些地方，员工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想法或者聊聊天。在某种意义上，克拉克森先在设计图上确定了各个茶水间的位置，接着以它们为中心，设计了一个新型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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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描述人脑最有效率的状态时，首次引入了“心流”（flow）的概念。这个比喻是相当巧妙的，因为它准确地描述了当人脑想出好创意时，脑内必须具备的一种流动状态。这种流动性并非像激光照射一样强度集中，也和一次突然发生的“头脑风暴”所带来的神奇顿悟有区别。这种流动的状态更像是沿着小溪漂流，有一个明确的流向，但同时，又因为溪水自然的波动和回旋冲击，而被撞向一些令人感到神奇的新方向和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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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站在99号楼的中庭里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点：这幢建筑物的空间设计是人为地构建起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流”。这种“心流”的生成源于一种液态网络，一种由来自不同的“情景工作室”和“交流站”工作的人们，在大脑中进行有效思考并通过集合连接而形成的液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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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号楼和20号楼一样，都在空间的设置上把可能造成的“信息外溢”当作一种优点。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信息可以外溢。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种特点与拥挤且人员密集的城市里形成的液态网络有一种本质上的相通性。然而，虽然有相通性，但是在全球资金最雄厚的一家公司的封闭办公室里，所能产生的思想的碰撞也是有限的，思想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两点上，这样的办公室根本比不上一个大城市的一条人行道。当然，上述这两种情况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形。在99号楼之类的建筑物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建筑物都从城市环境和只具有临时使用功能的20号楼中学习到了“心流”的重要性。一个企业的办公楼将永远不能复制出14世纪的热那亚（意大利西北部城市）和20世纪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那种盛况，但是，办公楼的设计为了向那个方向发展而寻找创意，力图建造一些并非给高级主管办公用的隐秘“水晶宫殿”、摈弃在角落的私密办公室或毫无特色的小隔间。这种新的设计将增加办公人员们思想的“流动性”，因为在那些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时而扩张、时而收缩的办公环境里，人们的思想可以自由流动，相互碰撞。不难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各种好创意将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接一个地慢慢生长出来。要开发我们所处的相邻可能空间其实很简单，有时候只要推开一扇门就足够，但是有时候，可能还需要移动一面墙，给思想一个可以流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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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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