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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种媒介中设计的话语迁移到新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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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变异的另一种范畴也大量出现：社会的共享媒介环境。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英国音乐家、艺术家布赖恩·伊诺（Brian Eno）第一次搬到纽约市时，他住进了格林威治村中央的一间平房里。当时的城市正处于暴乱中，到处都充满了对“萨姆之子”（Son of Sam，连环杀手）的恐惧，以及随时可能破产的威胁中。不过，伊诺曾在伦敦和柏林待过，早已习惯了这种无政府状态。事实上，与欧洲的生活经历相比，让他感到最刺激的就是电台发出的狂乱混杂的声音。听了多年英国广播公司阴沉、专业的声音，美国电台怪异的咆哮声在伊诺听来像是一个疯狂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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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开始录音。像许多实验型音乐家一样，伊诺一直在探索如何让磁带发出乐器般美妙的声音（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直以来，让我感到最欣慰的工具就是录音机，然后是键盘，贝司排在第三位”）。披头士（The Beatles）将《白色专辑》（White Album）里最长的音轨，保留给约翰·列侬（John Lennon）利用磁带循环拼组成的《革命之9》（Revolution # 9）。20世纪60年代中期，魔音琴（Mellotron）得以研发，键盘上的按键可以触发磁带循环的设置。然而，这些实验中都没有将口语作为合音或打击乐元素。毕竟，按照传统的标准，《革命之9》中的絮叨和呢喃声，根本算不上是一种音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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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装载着福音传播者、无政府主义人士，以及毒舌派播音员声音的伊诺，开始与大卫·伯恩（David Byrne）合作，并开始发掘音乐的可能性。最终，伊诺发行了新专辑《我在鬼丛林当中的生活》（My Life in the Bush of Ghosts），这张专辑结合了非洲节奏和古怪的乐器演奏，是一种全新的结合，但缺少了伯恩的新浪潮（New Wave）声音——这是两人此前合作的脸部特写合唱团（Talking Heads）所有专辑中最突出的特色。一反传统唱法，伯恩和伊诺用一种分层、循环的口语单词来完成了这些歌曲，这种想法是由电波引发的。这就是功能变异的一个典型实例：将一种媒介中设计的话语迁移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出人意料地形成了一种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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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鬼丛林当中的生活》标志着音乐借用的诞生：它不仅是一种新的音乐形式，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让人们去思考如何创造音乐（就像50年前，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改变了我们对艺术的看法一样）。若干年后，当全民公敌乐队（Public Enemy）的制作人汉克·肖克利（Hank Shocklee）坐下来录制《没什么能阻挡我们》（It Takes a Nation of Millions to Hold Us Back）这张专辑时，他故意模仿了伊诺和伯恩的层次感和打击乐。《没什么能阻挡我们》也成为他所处时代中最有影响力的专辑之一，回声响遍更广泛的文化界——从手机、顺口溜、告示牌，到排行榜，就像《重回61号高速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和《宠物之声》（Pet Sounds）之前做的那样。可以肯定的是，伊诺的这一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且就像“孤独的天才”顿悟的时刻：创新者将自己锁在实验室中，突然想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创意。但是这个故事有个关键点：伊诺并不是独自与录音机待在一起；他曾连接到一个有非常多种声音的网络，每种声音都以不同的频率播放着。伊诺不需要咖啡馆，他有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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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模式，弱关系下的创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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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期，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马丁·吕夫（Martin Ruef）决定调查商业创新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吕夫感兴趣的是咖啡馆的多样性模式，而不是政治类型的“大熔炉”；是专业和学科的多样性，而无关种族或性倾向。吕夫采访了766名去创业的毕业生。他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来评估他们的创新性，这个系统是基于下列因素建成的：引进新产品，或申请商标和专利。然后他开始追踪每名毕业生的社交网络——重点不是熟人的数量，而是种类。有些毕业生的社交网络中大多都是组织内部的人，有些经常联系他的朋友和家人，还有一些在朋友和同事的圈子外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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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夫这项研究的发现为咖啡馆模式的社交网络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支持：最具创意的人往往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通常会延伸到组织外部，涉及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根据吕夫的分析，多样、横向的社会网络，其创新性要比单一、垂直的社交网络高出三倍。在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长期的熟识度结合而成的群体中，从众和惯例往往会抑制潜在的创意火花。社交网络受限也就意味着企业家几乎不会从外界获取有趣的概念。但是，如吕夫所言，那些在自己的“孤岛”外面搭建起桥梁的企业家，能够从这些外部环境中引入新的想法，并把他们用于新的环境中。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他对雷神公司（Raytheon Corporation）组织网络内部好创意的由来做了调查。伯特发现，那些建立桥梁以跨越紧密群体之间“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的人，更容易产生创新思维。与那些能在多元化的群体中建立积极连接的人相比，只在自己部门内部分享信息的人很难为雷神公司提出有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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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吕夫和伯特的研究证实了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的“弱连接的力量”（strength of weak ties），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一书中进一步推广了这一观点。透过功能变异的镜头来看社交网络的弱连接，我们能看到一些重要的变化：这种弱连接使得信息在整个社会网络中高效流通，即信息没有被困在一个由紧密结合的团体形成的孤岛上。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从弱连接中传来的信息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也就是创新学者理查德·奥格尔（Richard Ogle）所说的“创意空间”（idea-space）：一种复杂的工具、信仰、隐喻和研究对象。从一种创意空间中开发的新技术可以通过长距离的连接转移至另一个创意空间；在新环境中，这种技术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属性，或触发一种会引发新突破的连接。弱连接不仅能提高信息在网络上的传输速度，也会促使这些创意发生功能变异。古腾堡是一位冶金学家，但他与德国莱茵兰的酿酒师之间存在一种弱连接。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只是一位排版界的先驱，因为他对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进行了量化改进。但他没有让自己的思维局限于单纯的冶金领域，而是有了更重要的成就：成为印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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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连接产生的功能变异还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科学性顿悟的经典故事：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然而，正如奥格尔和其他人所言，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研究DNA问题的小小科学圈内，对分子结构有最清晰和最直接认识的人，既不是詹姆斯·沃森，也不是弗朗西斯·克里克，而是伦敦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她采用了一种最先进的技术来研究DNA的神秘链状结构——X射线晶体学。但是，富兰克林的观点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限制：首先，X射线技术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她只想到了螺旋结构和碱基对对称；其次，她的思想还受到工作概念的限制。她使用的是一种感应法：掌握X射线技术，然后使用收集到的信息来构建DNA模型（“我们打算让数据说出DNA的结构”，她曾对克里克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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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要想“查看”DNA的双螺旋结构，除了X射线的分析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沃森和克里克使用了多种工具，涵盖了不同的学科，包括生物化学、遗传学、信息理论、数学，当然还包括富兰克林的X射线图像。甚至克里克提出的雕塑造型也对破解DNA的结构代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富兰克林相比，沃森和克里克就像是两个“半路出家”的学者：克里克大学学的是生物学，后来转学物理学；这两个人对生物化学领域都知之甚少。然而，DNA问题不是掌握单一学科的知识就能解决的。为了了解分子的结构，沃森和克里克不得不借用其他领域的工具。奥格尔曾说过：“一旦创意空间中两个很少接触的观点发生连接，它们就开始自主地对对方作出新的阐释，从而产生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效应。”沃森和克里克就是这样，他们一边在实验室外休息，一边去想这个问题——那些治学严谨的同僚很鄙视他们的这种行为。然而，凭借这些不同领域的弱连接和他们的创新能力，沃森和克里克一直以一种私人咖啡馆的模式来工作，并最终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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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的壁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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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这种创意模式解释了21世纪企业创新中存在的一些奇怪的矛盾。尽管多数高科技企业已经接受权力下放和液态网络的创新模式，然而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苹果公司仍然在实行自上而下的严密管理模式，而且还对新开发产品实行保密制度。史蒂夫·乔布斯和乔纳森·伊夫永远都不会让大众参与下一代iPhone的开发。如果开放和密集的网络会带来更多的创新，我们该如何解释苹果公司的这种情况呢？就开放性而言，与维基百科相比，苹果公司更像是威利旺卡（Willy Wonka）的巧克力工厂，充满了奥秘。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乔布斯和伊夫都是全能的天才，他们能保证公司开发出一系列革命性的产品。毫无疑问，这两人在专业方面都是才华横溢，但他们谁都不能独立设计、构建、策划和推销像iPhone这样复杂的产品，就像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传说的车库中制造苹果电脑一样。显然，苹果公司的领导层是无可匹敌的，但其中必然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东西，才能保证将这种革命思想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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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虽然苹果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对外界采取一种壁垒心态，然而该公司的内部结构却是条分缕析的，以方便不同观点发生碰撞和连接。乔布斯通过“概念车”的比喻来说明他们的管理方法。当你去参观车展，看到那些充满魅力的创新型概念车时，你会想，“我现在就想买它” 。5年后，这辆概念车终于上市了，但它的性能可能已经从法拉利降到福特斑马（Pinto）了——所有真正的突破性功能已被淡化或完全消除，遗留下来的特征看上去和去年的款型也没什么差别。这种遗憾的命运同样也可能发生在iPod身上：伊夫和乔布斯很可能会勾勒出一个辉煌的、革命性的音乐播放器，然而两年后却放了一个哑弹。是什么让创新灵感永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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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苹果公司的产品开发过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咖啡馆模式，而不是装配线。iPod产品的传统生产方式就是按照线性的专业知识链执行的。首先，设计师想出一个基本的外观和功能，将它传递给工程师；工程师会去想如何实现这种功能，然后再将它传给制造商；制造商会去思考如何实现大规模的生产，最后，再将产品发送给销售人员；销售人员负责说服人们去购买它。这种模式很普遍，因为在以效率为核心的环境中，这种模式更适用，但这种模式会对创新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原始想法在这种渐进环节中会被削弱。工程团队看到原始设计会说：“我们不能完全做到，只能做到80%。”制造团队会说：“当然，我们只能完成其中一部分。”最后，原始设计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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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苹果公司的做法起初看上去很混乱，但它避免了好创意在开发过程中被“掏空”的问题。苹果公司将这种做法称为“并发”或“并行生产”。在产品开发周期内，所有团队（设计、制造、工程和销售）成员都会时不时聚在一起，集思广益，交换思想和解决方案，商讨最紧迫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交流是开放的，以接纳不同团队的观点。与传统的生产周期相比，这个过程充满了争议，还会带来很多翻译难题，但却更为自由——精通不同学科的人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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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总是垂青于那些具备关联性思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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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上伟大的创新者都能成功地在日常工作中建立一个跨学科的咖啡馆环境。达尔文之所以推迟发布他的进化论，最受认可的说法是他担心理论发布之后引发的争议会影响家人，因为心爱的女儿安妮死后，他那信仰虔诚的妻子艾玛精神状况不佳。但是，达尔文有很多业余爱好，他分散了自己对进化论的注意力，开始研究珊瑚礁，养鸽子，对甲虫和藤壶进行分类研究，写了许多关于南美洲地质学的重要论文，还花了几年时间来研究蚯蚓对土壤的影响。所有这些兴趣都不是他的工作重点，但那些兴趣为进化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关联，促使他最终发表了《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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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无数的传记中。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曾在化学、物理、神学和政治理论等领域徘徊。在成为政治家的前几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还在开展电学实验，研究墨西哥湾暖流（Gulf Stream），设计暖炉，还当印刷商赚了一笔钱。19世纪50年代，约翰·斯诺（John Snow）还在伦敦街头揭示霍乱之秘，他还发明了保存乙醚的先进设备，出版有关铅中毒和死胎复活的研究论文，此外，他还以全科医生的身份照顾病人。像富兰克林、斯诺和达尔文这样举世闻名的创新者，都具备一些共同的智力素质——思维敏捷，好奇心强。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征：兴趣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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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霍华德·格鲁伯喜欢将这种并行工程称为“企业网络”（networks of enterprise），但我更喜欢用一个备受诟病的当代术语来形容它们：“多重任务处理”（multitasking）。当然，这并不是指现代计算机屏幕的多重任务处理：只需在几秒钟内就能从电子邮件切换到电子表格和Twitter。我描述的事物不像数字时代那么疯狂；个人任务在向下一个项目推进时可能会留滞几天或几周。然而，仍然会出现一些稳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主题的变化，而是各项任务中执行工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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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约翰·斯诺来说，他参与的这些项目包含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智力活动模式：要设计一种控制氯仿温度的机械装置需要用到不同的技能，治疗病人以及为《柳叶刀》（The Lancet）写论文也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用“多重任务”来形容这种工作模式最合适不过了，因为项目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但这种对工作连续性的强调掩盖了这种心理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缓慢的多重任务模式下，一个项目会在数小时或数天后才会占据舞台的中心，而其他项目则会在意识的边缘徘徊。认知性的重叠使得这种模式具备创新性。当前的项目可以从边缘项目中获得灵感，从而建立新的连接。这并不是一个跳出思维框架的问题，因为思维可以在不同领域来回走动。从一个领域移至另一个领域会迫使思维从新的角度考虑，从而打破视野盲点，或从一门学科中借用一种工具来解决另一个学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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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故事是这样的：1854年苏荷疫情爆发期间，他实地探查这场流行病的根源，解决了霍乱的水源传播之秘。事实是，早在1854年前，他就对水源理论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斯诺之所以能够看到盛行的“毒气”理论（miasma）周围的观点——霍乱是由有毒气体的吸入而引起，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曾从事过麻醉工作，这方面的实践使他了解到气体是如何扩散到大气中的。斯诺认为如果疾病是通过有毒气体传播的，那么死亡率的地理分布也会表现出独特性：大规模的死亡人数会产生有毒气体，导致紧邻地区出现大量的死亡，当距离病源区域越来越远时，死亡率也会大幅降低。出于同样的原因，医生的经历使斯诺摆脱了“毒气”理论的盲点。通过对患霍乱病人的治疗，斯诺指出，疾病对人体的影响表明病源已被人体吸收，而不仅仅是吸入体内，因为疾病会直接损害消化系统，而病人的左肺部基本未受任何影响。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对于斯诺而言，要想在霍乱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他就必须像分子化学家和医生那样思考。因为一再缓慢地执行多重任务，在将注意力转向霍乱之秘时，手上就有了许多解释性系统可用。正如我们看到的始祖鸟的羽毛，斯诺万万没有想到，他设计的氯仿吸入器竟能使现代世界摆脱致命细菌的威胁。这正是功能变异的一种不可预知的力量,机会总是垂青于那些具备关联性思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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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变异（exaptation），在生物学上又称为“联适应”，指在某一环境中进化的而又适应于其他功能。如进化中鸟类蜂窝状的骨骼很轻，适应了未来的飞行。联适应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阶段逐渐生成新结构的一种机制，每种结构在其进化的每一阶段的环境中都有某种功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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