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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55 恐怖之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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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汽笛只鸣响了一次，劳埃德·朗(Lloyd Long)明白，这个夜晚终于要来临了。6天前，18岁的朗和一群志愿者来到了犹他沙漠中的杜格威实验基地。随后每天晚上的活动都是一样：日薄西山，朗和其他志愿者乘一辆货车抵达附近一片无人的沙漠。他们在那儿的露天浴场洗净身体，穿上新衣服，然后夹着一床被子来到目的地——那儿的沙地里插着许多高脚椅，一把挨着一把，长近一公里。椅子长阵的拐角处摆着笼子，里面装着猕猴和豚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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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汽笛鸣响时．劳埃德朗都会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将目光投向格兰尼特匹克山。负责这项实验的威廉·提格特(William Tigertt)上校叮嘱他们：“当汽笛响起时，一定要保持安静，轻轻地呼吸。”通常情况下，随后汽笛会第二次鸣响，也就意味着实验因为糟糕的风沙天气不得不推迟，实验者则马上换回原来的衣服，乘车返回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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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55年7月12日这个夜晚，天气非常好。正是进行实验的理想时机。微风从格兰尼特匹克山徐徐吹来，随后劳埃德朗听到了一声轻响，距其一公里外，大约一升溶液被洒向夜空，溶液中充满病菌。那是Q型热的病原体。一种能够引发强烈头痛与肌肉疼痛的病菌。Q型热通常情形下对人体危害不大，但是患病者约有l/30的死亡率。劳埃德·朗的实验团队中刚好有30名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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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淡淡的病菌雾飘过来时，朗几乎没有感觉到。看到人们纷纷从防护服中钻出来，他才知道，病菌雾已经飘走了。他必须重新洗澡，在紫外线灯下消毒杀菌，杀死那些残留的微生物，然后再洗一次澡。衣服会做焚毁处理。做好这一切后，实验对象将被空运到华盛顿旁的德特里克基地，随后实验将进入第二阶段。这是第一次——据美国陆军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利用人体进行生物武器的投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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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了广泛的生物武器实验。而且据他们猜测，俄国人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因而尽管美国政府表面上谴责生物武器，暗地里从1943年起，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生物武器实验。参与实验的科学家被集中在德特里克基地，那儿成了美国生物武器实验的研究中心。科学家首先在动物身上完成了将各种不同病原体制作成生物武器的实验，并为美国军队发展出相应的抵抗疫苗。然而对人体进行类似实验，却是十分困难的。在美国空军的档案中记载着如下文字：“空军能够很准确地预测利用生物武器空袭一座‘猴子城市’的结果，但是我们无法预测，用生物武器空袭人类城市，会取得什么样的战果。”美国军方决定，必须在人体上进行类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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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体作为医学实验对象，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所有药物在投入实际使用前，都必须进行临床试验。然而跟临床试验不同的是，利用Q型热病原体进行的实验，并非追求治愈病人，而是要使人致病。这才是它难以被人接受的原因。直到看到志愿者同意进行实验，德特里克基地的研究人员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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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陆军来说，有一批人非常适合这类实验，他们都是基督再临派成员。他们的信仰一方面不允许他们参军，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他们一副健康的体魄：他们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也不喝咖啡。他们中很多人还是素食主义者。“一般人不适合这个实验，他们总是周六晚上喝得醉醺醺，如何能够告诉你自己是否出现了某些症状?”一位宗教上层人士为这项医学研究如此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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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格特上校迅速联系了基督再临派教会，并向其解释了这个实验的崇高目的，使得教会赞同基督再临派成员参与实验。1954年1O月19日，基督再临派秘书长，医学问题负责人西奥多弗莱茨(Theodote Flaiz)积极回应了政府的倡议：“参与这项实验，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并不仅仅是参与一项重要军事医学研究，他们将为全体国民的健康与安全做出贡献。”1955年到1973年间，共有2200名年轻人报名参加这项实验。加上炭疽病、鼠疫、伤寒、脑膜炎。美军当时共进行了153项生物武器实验，它们有个共同的秘密代号，“白衣行动”(Operation Whitec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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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第一部分，就是劳埃德·朗参与的Q型热实验。在他们前往犹他沙漠前，德特里克基地的实验道具“8号球”派上了用场。这是一个高达l3米的空心不锈钢球，因为它的颜色是黑的，类似台球桌上的8号球，工作人员就把这个昵称送给了它。实验开始时，作为实验对象的基督再临派成员跨人球内的小隔间，它大小近似于电话亭，被牢牢地焊在“8号球”内壁上。然后他们戴上连接着“8号球”内壁的呼吸面罩。一切准备妥当后，由技术人员远程操控，将细菌液和病毒注入球中。实验对象呼吸一分钟带菌空气后，马上送入病房隔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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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他返回后，实验过程差不多：实验对象躺在配备有电视、杂志和娱乐设备的单人间中，等待着头痛症状的出现，这是Q型热的典型症状。大概有l/3的实验对象实验后染了病。症状的轻重取决于，在先前的“8号球”阶段是否产生了抗体，以及在犹他沙漠接触病菌时所处的位置。劳埃德朗当时在边上，他接触病菌一天后，仍然健康如新。所有的实验对象事后都恢复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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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年“白衣行动”的实验对象都为曾经那段经历感到无比自豪。“当时，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那儿感觉像被骗了一样。”现年66岁的劳埃德·朗说道，他如今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退休人员。9·11恐怖袭击后，以及随着人们对生物武器恐惧的日益增长，几位当年“自衣行动”的志愿者还数次接受了采访。尽管存在着对基督再临派教会与军队交往过密的批评声，并且早在60年代也有人质疑：一个崇尚非暴力的基督教派，应不应当支持生物武器实验?“白衣行动”的学者们对此做了肯定回答。参与行动的志愿者时常收到美军关于实验危险性的提示。并且可以随时退出实验。尽管如此，今天类似的实验已经很难获得批准，毕竟这类实验对人体器官例如肺的损害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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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在犹他沙漠中的病菌，第二天都被阳光杀死了。生活在沙漠中的豚鼠，也在实验前被工作人员隔离于实验区40.55公里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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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染上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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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基地实验中心内的“8号球”。这个空心不锈钢球被用于一次生物武器实验。现在则作为历史文物供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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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57 心理学的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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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9月12日美国市场营销专家詹姆斯·维卡里(James Vicary)在纽约媒体会议上引发了一场偏执狂潮，对有些人而言其影响至今还在延续：维卡里为到会的记者播放了一部关于鱼的电影短片。此间一台特殊的放映机在屏幕上打出了169次命令“喝可口可乐!”——每隔5秒出现一次。投影图像只闪现1/3000秒，时闻之短令在座记者无法意识到其存在。只有当放映员有意把文字颜色调暗时，它们才像水印花纹一样出现在电影画面中并被大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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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卡里宣称不久前他在新泽西州李堡地区一家电影院做过相同的实验。6周之内共有45699名电影观众毫不知情地收到了。吃爆米花!”和“喝可口可乐!”的密令。结果是影院收银台可口可乐销售量提高了18.1％，爆米花销售量提高了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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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十分愤慨。偷偷向观众脑中灌输购买爆米花欲望的人难道就不会操纵一场谋杀?就不会把一队僵尸般听凭摆布的无辜者送入战争?就不会唆使女人丢掉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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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心智遭到干扰和入侵”，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这样写道。作家奥尔德斯·哈克斯利警告人们提防这个“令人震惊的危险”，如他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那样，人类很可能失去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控制权。禁欲女性基督教联合会怀疑罪恶的广告信息为酿酒坊和小酒店所用，来推动各自的生意。只有《时尚》(Vogue)从此事中找到积极之处。他们展示了一件价格达160美元的黑色乔其缎“下意识裙装”，据说“可以直击内心的潜在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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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卡里并不是唯一一个使用下意识信息进行实验的人。长久以来心理学领域早已注意研究意识感知范围之下的信息有何功用。但他却是第一个宣称实现遥控电影观众的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说，他的公司“潜意识制造”将在一个月内为15家影院装配特殊投影机，影院可以试用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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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卡里说，隐蔽广告最终可以使电视观众摆脱插播广告的干扰。“不知有多少夜晚我想好好坐在电视机前看电影，而偏偏就在约翰要吻玛丽的时候，一段洗衣粉广告打断了播放。”下意识信息则是消费者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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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可不这样认为。时事评论员万斯·帕卡德就是广告反对者，他在《隐秘的诱骗者》(Die geheimen Verfuhrer)一书中直接揭露了广告行业影响人们购买决定的种种伎俩。该书甚为畅销，而维卡里的实验似乎证明了帕卡德的隐忧。市场专家的特别投影仪不久以后被人们称为“心理学的核弹”。看来政策干预势在必行。在参议员多次介入后，维卡里于1958年1月前往华盛顿，向政治家们演示他的广告新方法。广告小报《打印机油墨》(Printers’lnk)的一篇报道认为，播放带有隐蔽爆米花广告的电影，确有一些荒诞之处。“国会议员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看其实看不到的东西，而正如事前所说确实没有看到，这似乎令大家感到很满意。”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观察到的情况不甚相同，一些政客比较失望，因为他们并未感到吃爆米花的欲望。据说唯一出现的反应来自共和党议员查尔斯·E·波特，他在放映期间说了句：“我想我得买个热狗。”维卡里迅速找到理由解释他广告技术的表面失败：“只有个人需求与广告信息本来就有关联的人才会被鼓动。”下意识广告是种形式温和的广告，绝不会把共和党人变成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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