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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59 喷气式飞机里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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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首次通过抛物线飞行(见“1951 眩晕轰炸机的俯冲”)体验失重状态8年后，人们开始研究，如何使乘客在失重状态下保持各项生理机能。在此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和美国先后发射了绕地卫星，这让人们相信，载人航天飞行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那么人体如何忍受长时间的失重状态?在失重状态下，人体还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吗?如何进食?如何饮水?如何睡眠?进食倒并非一个大的问题，那么饮水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空军上尉胡利安·E·沃德(Julian E.Ward)及同事受命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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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招募了25名志愿者参与实验，研究如何在抛物线飞行中的失重状态下饮水。他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容器：有敞口的水杯、带吸管的敞口水杯以及能自动将水压人嘴中的人工压力杯。实验结果如一团乱麻——“这项实验的许多结果是我们事先未曾想到的”。在使用敞口水杯时，除了2名志愿者，其他人都遇上了大麻烦，当他们仰着头倾斜水杯时，水并不像在重力状态下那般顺流而下，流入嘴中，反倒如一团变形虫，糊到了脸上。当他们呼吸时，水通过鼻腔进入气管，引起一阵咳嗽。实验人员甚至声称，这种情形下，人甚至可能稀里糊涂地“溺水而亡”。在敞口杯中放人吸管一样不管用。用人工压力杯倒是没什么问题，只不过喝完一口后，下一口要等一会儿才会自动压入嘴中。这一系列实验中还出现了被沃德称为“失重倒置现象”的情形：由于胃部受到的压力减小，导致胃容物向头部运动，通过食道进入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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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饮水实验更为复杂的是研究失重状态下睡眠问题的实验。通过抛物线飞行制造的失重状态长不过35秒，失重状态下入睡并不难。主要问题在于睡醒后。一些飞行医学家认为，在失重状态下醒来，人会完全丧失方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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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夫顿·M·麦克卢尔(Clifton M.Mcclure)少尉奉命解答这一问题。在经过48个小时连续的不眠后，他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帮助自己加重倦意，然后登上了F-94C喷气式飞机的后座。在飞机飞行到3500米高空时，他摘掉耳机，于25分钟后进入了睡眠。而后飞行员开始进行抛物线飞行，制造失重状态。他把麦克卢尔的左腕用绳子系在座舱中，待进入失重状态后叫醒了他。麦克卢尔醒后的第一感觉是：手臂和腿正在“飘离身体”。他费尽力气才抓住座舱中的把手，完全丧失了方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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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证实，失重状态下，更加麻烦的是骨骼和肌肉受压的骤减。在另一个实验中，实验对象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以此研究失重状态对骨骼和肌肉的影响(见“1986 卧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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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59 邮包炸弹手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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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亨利·A·默里主导了一项争议巨大的实验，实验中，实验对象的信念会受到极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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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邮包炸弹手落网。特德·卡钦斯基是目为一项心理实验而转变为连环杀手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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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3日，150名全副武装的FBI警员闯入了位于蒙大拿州林肯镇旁的森林中的一座小屋。小屋的主人是一位54岁的前数学教授，毕业于精英大学哈佛，其博士毕业论文曾获过奖。随后，报纸报道了这一事件，标题中将其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连环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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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从1976年到l995年利用16枚自制的炸弹，炸死了3人，并导致11人重伤。他制造这些恐怖袭击活动旨在抗议不断发展进步的科技，在他看来，科技不可阻挡的进步将禁锢个人自由。FBI之所以将其称为邮包炸弹手(Unabomber)，是因为他的首批受害者曾供职于大学以及航空公司(Universities and Air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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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捕入狱后，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位曾经学富五车、光芒四射的数学家放弃一切。躲进一间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小屋中埋头制造杀人的炸弹?历史学家阿尔斯通·蔡斯(Alston Chase)在他2003年出版的《哈佛与邮包炸弹手》(Harvard and the Unabomber)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默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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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起，卡钦斯基参加了一项由亨利·A·默里牵头的为期3年的实验。默里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院的教授，当他将卡钦斯基作为实验对象吸纳进其实验后，他的学术辉煌开始步入黄昏。当时的默里62岁，创造了一项指导性的心理测试系统(TAT，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主题统觉测验)，并且就这个主题写了本广为流传的书，还参与了美军新兵心理测试，测试被试的心理素质能否胜任秘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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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钦斯基是如何知晓默里实验的，已经无人知道。可能是他自己看到了默里实验的征召通告：您是否已经准备好，在这一学年中作为实验对象参加一系列实验和测试(学校提供报酬)，参与解决某些心理学谜题(正在进行中的人性格发展变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也可能是默里教授亲自挑选了他。在此实验中，默里教授希望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挑选性格尽可能不同的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例如自我安全感强烈的、随和的、缺乏自我安全感的。测试结果显示，在他挑选的22名年轻实验对象中，卡钦斯基是最为缺乏自找安全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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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实验对象私人领域的持续性，默里教授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化名。卡钦斯基得到的化名是“守法的”。这听起来很讽刺，但是并非不可理解：卡钦斯基并不是一个反叛者。他出生于工人家庭，在哈佛求学时严重缺乏安全感。他朋友极少，在父母巨大期望的压力下，他学习刻苦，很少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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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最核心的部分，默里称之为Dyade(二元对抗)：压力下的对抗辩论。实验对象坐于一间明亮的屋中，屋四面安装着单面镜，屋内景象从屋外看来，一览无余。实验者在屋外透过镜子观察和拍摄着实验对象的一举一动，同时有机器记录着实验对象的脉搏和呼吸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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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告诉所有实验对象，会有一位同学跟他们一一辩论。但是他没有告诉他们，这名学生是一名极有辩论天赋的法学院学生，并且接受了默里的特殊训练，专门学习如何激怒与他辩论的实验对象。这位学生应当语气生硬地与实验对象辩论，并且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们的生活哲学。牺牲品一般的实验对象的相关信息，默里已经通过属于这一实验其他部分的测试获得了。实验一开始，实验对象都试图为自己的举动辩解，但是最终无不败在那位法学院学生的唇枪舌剑下，受尽嘲弄，直至最后完全丧失反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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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交锋过后，还有一系列的测试和讲演。实验对象最后必须同其他人一道观看自己的对抗辩论录像，并且要对自己辩论时暴跳如雷的举动做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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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想通过这一实验解答的问题，时至今日已无人知晓。他的实验目的成了未解之谜。他自称想“发展二元系统理论”，借助实验数据支持人性格发展理论。然而连他的助理都不清楚，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在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话：“默里想看看，当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时，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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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23岁成婚，7年后，他认识了克里斯蒂娜·摩根，随后，他跟这个女人陷入了长达一生的桃色纠纷。一些他早期的助理认为，默里实验就是这段男女关系的反映。1988年在其临死前，默里间接承认了这一说法。“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跟克里斯蒂娜之间有这样的二元关系(Dyade)，”他写道，并且列举了一些理由，其中包括如下两条：“我一直想发展我的理论，2个人(不仅仅是一种性格)如何在一个系统，或者说一个二元系统中融台。”“我们同时想测试工作和自由的不同形式的联合。”默里像是用一种观察实验的方式看待他与克里斯蒂娜之间的纠葛。阿尔斯通蔡斯认为，默里实验中的对抗恰是他与克里斯蒂娜感情纠纷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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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钦斯基将默里实验中的二元对抗视为“极不舒服的经历”。这一经历是否成为他人生的拐点?蔡斯认为不尽如此，伦理观念的缺失以及崩溃的个人性格都是卡钦斯基转变的罪魁祸首。他在哈佛的最后几年中，产生了厌恶科技的世界观。他认为，科技威胁着人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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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德·卡钦斯基离开哈佛后，在密歇根大学写了一篇极为出色的博士论文，并于1967年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的职位。1968年，他离开了伯克利分校，在林肯镇旁的森林中建造了那座小屋，用于制造炸弹、策划恐怖活动。他的覆亡起因于他1995年6月24日寄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以及《阁楼》(Penthouse)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标题为“工业社会和它的未来”，后来被人称为“邮包炸弹手的檄文”。他要求，只要刊登这篇文章，他便停止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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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19日，华盛顿邮报在56页报纸上刊登了这篇文章。随后，戴维·卡钦斯基向FBl报案了。他猜测，这位“大名鼎鼎”的邮包炸弹手可能是他的哥哥特德·卡钦斯基。在“邮包炸弹手的檄文”中，他发现好几处与哥哥的信中类似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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