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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8 螨虫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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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类实验是人们很难做到的，其一是研究者因其实验一生都得到同事的赞誉，其二是实验令研究者永远被视为可笑的怪人。科学上的真英雄，要在第二类中寻找。比如来自纽约西岸的兽医罗伯特·A·洛佩兹(Robert A.Lopez)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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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佩兹为了研究耳螨(Otodectes cynotis)，曾2次给一只猫治疗耳螨。恰好与此同时，他的女房东及其女儿抱怨很痒。所以他想到了这个问题：耳螨能够传播给人类么?科学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关于人类耳螨的任何报告，于是洛佩兹决定自己成为一个人类被试。他从一只猫那里得到耳螨，并通过显微镜的检查，证实这些确实是耳螨。然后，将大约1克混有耳螨的猫的耳垢放到自己的左耳里。没过多久就有了反应：“随着螨虫在我的耳道中开始探险，我马上听见了乱抓的声音，然后是移动的声响。瘙痒的感觉袭来，然后所有3处瘙痒化为一种奇异的刺耳声音，而疼痛也从那一刻——下午4点——开始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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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佩兹对耳螨的生活习性有了深入的认识。“随着螨虫向耳鼓深处进发，我耳朵中的声音(幸好我只选择了一只耳朵)也在增大。我感到无助。难道这就是感染螨虫的动物的感觉吗?”令洛佩兹感到不适的是，螨虫的饮食习性与他的睡眠周期格格不人。“在晚上大约11点我就寝后，螨虫的活动性又逐渐增强了，到午夜的时候，螨虫们因为要咬、抓和到处蠕动而异常繁忙。到凌晨1点的时候，声音非常大。l个小时之后，瘙痒感非常强烈。2个小时之后，瘙痒感和搔抓感达到了顶峰。”这一模式夜夜不息，“无论你多想睡觉，都不可能入睡”。然而洛佩兹还是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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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个星期，耳道里充满了耳垢，左耳的听力消失了。到第四个星期，螨虫的活动性减少了75％，而且我可以感觉到螨虫在夜间爬过我的脸。”当耳道完全被耳垢充满后，他用热水进行清洗，2周后——此时没有耳螨了——听力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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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洛佩兹至此鸣金收兵，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如果一项实验无法重复，实验的结果就算不上证据确凿。“我决定再次进行实验，验证第一次实验是否存在缺陷。”洛佩兹从另外一只猫的耳朵里获得了耳螨，像第一次那样放到了自己的左耳中。这次耳螨表现出了与第一次实验相同的行为，到第十四天的时候偃旗息鼓。洛佩兹觉得很多问题还是未知数。他自己是否通过第一次的实验获得了免疫力?人类的耳道是耳螨理想的生活场所么?“需要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实验。”症状再次减轻，或许真的存在一种针对螨虫的免疫反应，洛佩兹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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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束后，洛佩兹还找到了一份医学文献中的案例记载：一名女子抱怨耳螨引发的耳鸣。“我问自己，”洛佩兹在著作的结束语中写道，“这个人是否像我一样享受这一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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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佩兹凭借他的论文在1994年获得了科学工作的搞笑诺贝尔奖，“他的研究不可能也不会被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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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诺贝尔奖(搞笑诺贝尔奖)每年由《不可能的研究之年鉴》评出，获奖研完成果通常都十分荒诞离奇。与之相关的网站www.improb.com提供了有关科学上的离奇实验的丰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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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8 8个人飞越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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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的准备工作总是一成不变：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戴维·罗森翰(David Rosenhan)。故意连续数天不刷牙，不洗澡，也不刮胡子。然后他还穿上脏衣服，用戴维·路瑞的假名给一家精神病院打电话，并约定前去见面的时间。他的妻子驾车在入口处让他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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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待室里，他向大夫抱怨，总是听到莫名其妙的声音，就他能分辨出的，有“leer”(空的)“dumpf”(沉闷的)以及“hohl”(空洞的)之类的词，并请求为他提供治疗。接待他的精神病院的大夫不知道，这些症状是罗森翰费心思编造出来的，因为在研究文献中还没有任何已知的例子和他的这种情况吻合。在这之后，罗森翰立即停止提起上面那些症状。他像个完全正常的人一样，和其他病人以及医务人员聊天、等待。要经过多少时间，他才会被发现精神正常，并被要求离开呢?这个问题的结论让传统的精神病学面临很严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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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68年罗森翰40岁的时候，他开始想弄清楚，是否有“正常”和“精神病”的区别?人们是否能区分这两种状态?如何区分？“这个问题既不是多此一举，也不是神经有问题，”他在稍后使他蜚声世界的文章《病态环境中的健康》中写道，“即便我们自己可能坚信，我们可以区分正常和病态，但我们的证据却不具有绝对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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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手册根据症状将病人分成若干类别，这本该使得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成为可能。但是罗森翰渐渐开始相信，心理疾病与其说是表现为客观症状，不如说是决定于观察者的主观判断。他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答，人们只需要测试，一个从未有过某种严重的心理困扰症状的心理健全的人，在精神病院能否被确定为心理健全人，如果可以，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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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到1972年之间，罗森翰和7个参与这个课题的人员，用假名字和同一个编造的症状，前往共计12家精神病院。在这些假病人中，有1名心理系学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童医生、1名精神病院的大夫、1名画家以及1名家庭主妇。他们的共同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相信他们是心理健全的人，从而让他们离开。他们表现得很配合，遵守病院各项规定，服用医师开的药——至少假装按要求服用：罗森翰在他们走进精神病院之前就告诉他们，如何将药片藏在舌头下面，而不将它们吞下去。他们8个人共计获得2100片五花八门的药片——全部是开给罗森翰所编造的同一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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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病人将面临怎样的危险，罗森翰直到实验开始进行才有机会认识到：有几个人害怕遭到强奸或殴打，而罗森翰发现，他根本没有力量让他的实验小组成员在必要时脱离险境。从那时开始，就有一名律师随时候命。由于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项实验，罗森翰还留下了遗嘱，以防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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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假病人都担心很快被揭穿。一开始他们只能偷偷地记录实验日志。通过一个精心谋划的渠道，这些材料每天被从病院里偷运出来。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根本不需要这么小心谨慎：病院的医务人员一点也不注意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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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病人中没有一个人穿帮。虽然他们最终都被放出来，但平均都在3周之后，而且并不是因为他们康复了，大部分都是因为一纸“轻度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罗森翰有一次等了52天才被放出来。“那真是很漫长的时间，”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但是我已经习惯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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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病院里的其他病人看穿了这些假病人的把戏。在头3次进驻精神病院的时候，就有1/3的病友怀疑这些“病人”根本就没有病，有几个还言之凿凿地认为：“他们没有疯。他们是记者或者教授，他们是来对病院进行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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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揭穿了精神病学的抽屉思维的可怕力量。一名假病人通过入院检查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之后，他还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精神分裂这个印记，却再也抹不掉了。病史被不知不觉地扭曲了，以配合诊断的结果。一旦被划为精神病人，那么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就会忽视或者误解他的正常行为。有一位假病人在写实验日志的画面落到护理员的笔下就变成：“病人保持着书写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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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翰和其他的实验者还针对精神病院医务人员做了一些小实验。他们一遍遍地向护士和医生要求，允许他们出去，然后观察随后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反应是一句简短的回答，同时扭过头去，或者根本没有回答。通常这样的交往具有同样的模式。假病人：“对不起，××医生，您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到花园去散步?”医生：“早上好，戴维。今天怎么样?”(医生继续走，根本不等病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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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精神病院里病人的行为能力，在那时候也有人从其他方面谈及。1962年，嬉皮作家肯·凯西(Ken Kesey)出版了《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一书，1975年该书被拍成电影，由杰克·尼克尔森主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尼克尔森在里面饰演小流氓兰德·帕特里克·麦克墨菲，他为了躲避牢狱之灾，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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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被视作是这个实验的灵感来源，因为在书中读者经常遇到“谁才是疯子?病人还是医生?”的问题。然而在1968年实验开始的时候，罗森翰自己说，他并不知道《飞越疯人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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