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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8 8个人飞越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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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的准备工作总是一成不变：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戴维·罗森翰(David Rosenhan)。故意连续数天不刷牙，不洗澡，也不刮胡子。然后他还穿上脏衣服，用戴维·路瑞的假名给一家精神病院打电话，并约定前去见面的时间。他的妻子驾车在入口处让他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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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待室里，他向大夫抱怨，总是听到莫名其妙的声音，就他能分辨出的，有“leer”(空的)“dumpf”(沉闷的)以及“hohl”(空洞的)之类的词，并请求为他提供治疗。接待他的精神病院的大夫不知道，这些症状是罗森翰费心思编造出来的，因为在研究文献中还没有任何已知的例子和他的这种情况吻合。在这之后，罗森翰立即停止提起上面那些症状。他像个完全正常的人一样，和其他病人以及医务人员聊天、等待。要经过多少时间，他才会被发现精神正常，并被要求离开呢?这个问题的结论让传统的精神病学面临很严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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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68年罗森翰40岁的时候，他开始想弄清楚，是否有“正常”和“精神病”的区别?人们是否能区分这两种状态?如何区分？“这个问题既不是多此一举，也不是神经有问题，”他在稍后使他蜚声世界的文章《病态环境中的健康》中写道，“即便我们自己可能坚信，我们可以区分正常和病态，但我们的证据却不具有绝对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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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手册根据症状将病人分成若干类别，这本该使得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成为可能。但是罗森翰渐渐开始相信，心理疾病与其说是表现为客观症状，不如说是决定于观察者的主观判断。他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答，人们只需要测试，一个从未有过某种严重的心理困扰症状的心理健全的人，在精神病院能否被确定为心理健全人，如果可以，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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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到1972年之间，罗森翰和7个参与这个课题的人员，用假名字和同一个编造的症状，前往共计12家精神病院。在这些假病人中，有1名心理系学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童医生、1名精神病院的大夫、1名画家以及1名家庭主妇。他们的共同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相信他们是心理健全的人，从而让他们离开。他们表现得很配合，遵守病院各项规定，服用医师开的药——至少假装按要求服用：罗森翰在他们走进精神病院之前就告诉他们，如何将药片藏在舌头下面，而不将它们吞下去。他们8个人共计获得2100片五花八门的药片——全部是开给罗森翰所编造的同一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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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病人将面临怎样的危险，罗森翰直到实验开始进行才有机会认识到：有几个人害怕遭到强奸或殴打，而罗森翰发现，他根本没有力量让他的实验小组成员在必要时脱离险境。从那时开始，就有一名律师随时候命。由于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项实验，罗森翰还留下了遗嘱，以防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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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假病人都担心很快被揭穿。一开始他们只能偷偷地记录实验日志。通过一个精心谋划的渠道，这些材料每天被从病院里偷运出来。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根本不需要这么小心谨慎：病院的医务人员一点也不注意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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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病人中没有一个人穿帮。虽然他们最终都被放出来，但平均都在3周之后，而且并不是因为他们康复了，大部分都是因为一纸“轻度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罗森翰有一次等了52天才被放出来。“那真是很漫长的时间，”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但是我已经习惯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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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病院里的其他病人看穿了这些假病人的把戏。在头3次进驻精神病院的时候，就有1/3的病友怀疑这些“病人”根本就没有病，有几个还言之凿凿地认为：“他们没有疯。他们是记者或者教授，他们是来对病院进行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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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揭穿了精神病学的抽屉思维的可怕力量。一名假病人通过入院检查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之后，他还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精神分裂这个印记，却再也抹不掉了。病史被不知不觉地扭曲了，以配合诊断的结果。一旦被划为精神病人，那么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就会忽视或者误解他的正常行为。有一位假病人在写实验日志的画面落到护理员的笔下就变成：“病人保持着书写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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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翰和其他的实验者还针对精神病院医务人员做了一些小实验。他们一遍遍地向护士和医生要求，允许他们出去，然后观察随后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反应是一句简短的回答，同时扭过头去，或者根本没有回答。通常这样的交往具有同样的模式。假病人：“对不起，××医生，您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到花园去散步?”医生：“早上好，戴维。今天怎么样?”(医生继续走，根本不等病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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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精神病院里病人的行为能力，在那时候也有人从其他方面谈及。1962年，嬉皮作家肯·凯西(Ken Kesey)出版了《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一书，1975年该书被拍成电影，由杰克·尼克尔森主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尼克尔森在里面饰演小流氓兰德·帕特里克·麦克墨菲，他为了躲避牢狱之灾，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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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被视作是这个实验的灵感来源，因为在书中读者经常遇到“谁才是疯子?病人还是医生?”的问题。然而在1968年实验开始的时候，罗森翰自己说，他并不知道《飞越疯人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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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在1973年发表之后，引起了一场抗议风暴。许多学者批评这项研究，因为罗森翰的实验缺乏理论基础；还有人把“轻度精神分裂症”看做“健康”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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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很多批评，罗森翰的研究还是有结果的。罗森翰没有证明特定的行为会偏离正常，以至于人们承受幻觉、紧张或者沮丧情绪的痛苦，但是他认为，对这些痛苦的诊断是不明晰的，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是伤害性的。虽然在他的实验发表之后，并没有人废除对精神病症状的分类和诊断，但是一些行为方式被列出来，在某些特定的病症确诊的时候，病人必须表现出这些行为方式。“精神分裂”以及“精神病”等带有耻辱性质的诊断，至今仍然存在。人们看起来还是强烈地受到病人分类的影响。一旦一个人被认为有精神疾病，那么他的所有行为都会被放在这一前提下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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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验证性偏见在相反的情况下依旧成立，罗森翰在第二个可以算得上优雅的实验中给予了证明：他进行实验的一家精神病院的院方坚称。他们对于精神病人不会误诊。罗森翰建议进行这样的测验：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将让1—2个人假装病人前来这个精神病院，院方可以借此来证明自己的诊断能力。这个医院在3个月时间里收治了193名病人，其中19个被医院的一名精神病院的大夫和另一名医务人员确定可能是假冒的病人。其实罗森翰一个假病人也没有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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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9 所有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汪达尔人(Vandal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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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达尔人：属日耳曼民族，公元4—5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并攻占罗马。其名字往往作为肆意破坏的同义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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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见“1971 教授的监狱”)在上班途中总有足够机会来研究纽约城中的破坏行为，一天时间内，从工作地布朗克斯区的纽约大学到住处布鲁克林区218号共30公里长的线路上，他发现不少辆遭受破坏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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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破坏背后隐藏着什么?津巴多做了个测试：他和同事一起买了辆已经使用10年的奥兹莫比尔车，把它停在校区对面。通过观察得知：破坏行为的发生需要促发因素。他摘除了号码牌，发动起引擎，然后再次退至观察地点。26个小时之内，一连串人顺手牵羊，先后拿走了电瓶、制冷器、空气滤清器、天线、雨刷、右侧的铬板、全部轮踏盖、拖缆、汽油罐、一盒护理蜡、左后轮的外胎——其余轮胎磨损过于严重，似乎谁都不愿费力击偷。第一批偷盗者是一对夫妇和他们8岁大的儿子，3人开始行动时津巴多刚刚隐蔽10分钟。母亲站岗放哨，儿子给父亲递进拆卸电瓶的工具。全过程持续了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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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通过观察得知了破坏行动的基本模式：那些仍然可用或者可卖的东西会被首先偷走。当再没剩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拿时，孩童和青少年会占领汽车，打破头灯以及玻璃。接下来陆续有人使用石头、锤子和钢管来搞破坏，最终使这辆车变成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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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23起破坏性接触事件”后变成一堆废铁只用了不到3天时间。跟津巴多所预想的情况不同的是，常会有路人围观破坏者，破坏行为就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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