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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9 所有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汪达尔人(Vandal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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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达尔人：属日耳曼民族，公元4—5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并攻占罗马。其名字往往作为肆意破坏的同义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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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见“1971 教授的监狱”)在上班途中总有足够机会来研究纽约城中的破坏行为，一天时间内，从工作地布朗克斯区的纽约大学到住处布鲁克林区218号共30公里长的线路上，他发现不少辆遭受破坏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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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破坏背后隐藏着什么?津巴多做了个测试：他和同事一起买了辆已经使用10年的奥兹莫比尔车，把它停在校区对面。通过观察得知：破坏行为的发生需要促发因素。他摘除了号码牌，发动起引擎，然后再次退至观察地点。26个小时之内，一连串人顺手牵羊，先后拿走了电瓶、制冷器、空气滤清器、天线、雨刷、右侧的铬板、全部轮踏盖、拖缆、汽油罐、一盒护理蜡、左后轮的外胎——其余轮胎磨损过于严重，似乎谁都不愿费力击偷。第一批偷盗者是一对夫妇和他们8岁大的儿子，3人开始行动时津巴多刚刚隐蔽10分钟。母亲站岗放哨，儿子给父亲递进拆卸电瓶的工具。全过程持续了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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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通过观察得知了破坏行动的基本模式：那些仍然可用或者可卖的东西会被首先偷走。当再没剩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拿时，孩童和青少年会占领汽车，打破头灯以及玻璃。接下来陆续有人使用石头、锤子和钢管来搞破坏，最终使这辆车变成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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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23起破坏性接触事件”后变成一堆废铁只用了不到3天时间。跟津巴多所预想的情况不同的是，常会有路人围观破坏者，破坏行为就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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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加州著名大学城的帕洛阿尔托区，街道旁边也有一辆津巴多停放的摘去牌号、引擎开动的汽车。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开始下雨时，有位路人甚至上前熄掉了引擎。津巴多在大学校区内做了第二次尝试，同样没有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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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深信帕洛阿尔托区的人也具有破坏潜质。“很明显，促发因素在纽约相对充足，而在这里还不太够。”为了推动破坏进程，津巴多和他的2名学生带头抡起大锤砸车。果然没过多久，其他大学生便参与进来。他们跳上车顶，卸下车门，打碎所有玻璃，最后把车翻了个底朝天。深夜里还有3个少年过来，使用棍棒把早已破烂不堪的车体打得更加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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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洛阿尔托区，夜幕的保护或者群体行动中个人的隐匿感显然是唤醒沉睡破坏力的必要条件。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破坏开始的原因则不那么直接可见。津巴多猜测，大城市的规模和人口、嘈杂和喧嚣也会造成人的隐匿感，加上衰败迹象遍布于没落街区，这些共同成为破坏行为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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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认识出发，犯罪学家乔治·L·克林(George L.Kelling)和政治学家詹姆斯·W·威尔森(James W.Wilson)创建了犯罪学史上极有影响的一系列理论。1982年3月他们在美国知识杂志《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发表了标题为“破窗”(Broken Windows)的文章，建议使用新策略消除犯罪：最好在混乱情况初露端倪时就消灭它。“仅仅一片没有更换的破玻璃也是一个强大信号，暗示无人管理、打碎玻璃不用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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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和威尔森通过实验及调查发现，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事物往往造成人的不安，比如涂鸦、街道上的废弃物、破坏行为。这些事物在人的内心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形势已经不受控制，谁也不必为什么负责。这种感觉提供了滋生犯罪的土壤：一方面人们甚至包括警察都不觉忽视的公共活动地带，使这些地方沦为法律薄弱区；另一方面，罪犯实行严重犯罪行为的心理抑制因素也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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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通过克服杂乱无序的外部特征就可以减少犯罪几率，这一观点尚未得到毫无质疑的接受。该观点认为，要真正有效克服犯罪，只有直捣根源。根据不同的政治色彩，可以将根源归为社会不公或者道德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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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纽约警察总长比尔·布拉顿(Bill Bratton)将“破窗”理论应用于纽约城市。画有涂鸦的地铁列车马上停止运行并接受清洗，醉酒者和行乞者遭到驱赶，垃圾被打扫干净。自布拉顿1994年任职以来，纽约的谋杀率降低了将近一半。这一成果是否真的源于目的明确的“零宽容政策”，仍然是有争议的，我们只能期望这个办法的确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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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crime/windows.htm阅读威尔森和克林的著名文章《破窗》(1982)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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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9 镜中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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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这是科学界一个古老的问题。长久以来，没人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许多研究者甚至干脆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他们声称，自我意识并非一个理性的科学研究对象。“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法问问动物，从进化史的哪一天起它们产生了自我意识。也没法弄清，意识中的‘自我’部分是何时产生的。”一位心理学家如此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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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自我感知最简单的工具是镜子。达尔文甚至也利用它做过实验。“许多年前，我将一面镜子摆在一只年幼的猩猩面前，据我所知，这只猩猩以前从没照过镜子。”1872年，他在《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一书中写道。猩猩在镜子面前表现得很有活力，他时而想亲吻镜子里的那只猩猩，时而冲它做着鬼脸，时而把头探到镜子后面。然而过了会儿，它就对此丧失了兴趣，不再看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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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也无法确定，猩猩是否知道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就是自己，抑或是把它当成了另一只猩猩。尽管他能观察猩猩的一举一动，但是他所有的结论都来源于主观解释，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其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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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之后的研究者们也都在这一问题前一筹奠展，直到戈登·G·盖洛普(Gordon G.Gallup)在刮胡子时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简单而天才的方法。那是1964年，当时盖洛普还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后5年时间里——在此期间，他成为一名教授——他在新奥尔良杜兰大学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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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达尔文一样，盖洛普也在实验中利用了镜子。他将4只幼年黑猩猩关进4个相互隔开的笼子里。笼子前摆着一面大镜子。盖洛普对此观察了整整l0天。黑猩猩能否意识到，镜中的那只黑猩猩就是自已？在实验开始头两天，猩猩对待镜中的自己如同遇到另一只陌生的猩猩似的，它们冲它尖叫怒吼，做出威胁和攻击的举动。这些行为都在盖洛普的预料之中，毕竟这些猩猩都是头一次照镜子。一个2岁的小孩儿也不可能在第一次照镜子时意识到镜中的便是自己。但是从第三天起，事情有了变化：猩猩站在镜子前，冲着镜子张开嘴清理牙缝，或者从那些平常看不到的部位捉虱子。盖洛普至此能够确信，猩猩已经知道镜中便是自己，但是这一结论并未超越达尔文，它仍然只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与猜测。谁要提出黑猩猩也具有自我意识，那就必须要同时拿出确凿而充分的证据。盖洛普玩的一个小花招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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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天时，盖洛普将黑猩猩麻醉，并在它们的一边眉毛上涂了红点，另一边的耳朵上也涂上红点。经过盖洛普的亲身实验，颜料无臭无味，黑猩猩无法通过嗅觉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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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如实记录了黑猩猩醒来后触摸红点的次数。一开始移开镜子，随后将镜子摆回原处。结果一目了然：在有镜子的情形下，黑猩猩触碰红点的次数比没有镜子时多25次(没有镜子时，黑猩猩即便触摸到红点，也是偶然的)。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推论，盖洛普也在之前从没照过镜子的黑猩猩身上重复了这一实验。结果显示，之前从未照过镜子的黑猩猩，对着镜子也不会触摸眉毛和耳朵上的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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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黑猩猩在十天时间里，认识到了镜中的自我。“在漫漫进化史上，人类可能并非唯一一种发展出了自我意识的动物。”盖洛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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