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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9 丛林里的色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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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69年夏天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穿过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西伊里安国界被发现的时候,边境官员看着她包里数百张扑克牌大小的各种颜色卡片,没有一点儿头绪。罗施压根儿就没打算向这些官员解释,她想要用这些卡片来推翻语言学中一个存在争议的假说。在一番含糊其辞的回答之后,根据官方文件的规定,她得以和她当时的丈夫——人类学家卡尔·海德(Karl Heider)一起,进入西伊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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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施当时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在那里她听海德讲述了达尼族人的奇特之处。海德已经数次拜访过这些猎人和采集者,并且确认,他们只知道2个表示色彩的词:“mili”表示深色,“mola”表示浅色。罗施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提供语言学研究领域一个古老谜题的答案,即:语言是如何影响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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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在30年代的时候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语言决定思维。并非语言适应现实,而是相反,现实只有通过母语的描述才能被人们所认识。每种语言都形成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观点推出一个结论,现实并非存在于外面的世界,而是在人们的脑中——一个用母语的元素布置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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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皮尔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上述原则命名为“语言相对论”,后来也被广泛称为“萨皮尔-沃夫假说”。如果按照这一理论向后推演,将得出“任何2个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对方”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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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夫相信,在印第安人的语言中可以找到能够证明他假说的证据:例如荷匹人(hopi,印第安人的一支)只用一个词来表示除鸟之外所有能飞的东西,相反爱斯基摩人表示“雪”的词就有7个。在语法层面,沃夫也找到他的证据:由于荷匹人的语言中没有时态,他和他们对话的时候仿佛处于不同时间。但是他的这些例子陷入了循环证明的怪圈:从语言的特别之处,推出另一种世界观;同样反过来也是可以的:因为印第安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的语言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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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这个困难看起来就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人们可以把思维和认知看作和语言相互独立的过程,并将其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然而世界观却无法客观衡量,也无法脱离语言相互交流。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物理量,可以避免那种与荷匹人对话时好像不在同一时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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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难题的钥匙是颜色:颜色由波长决定,因此具有独立的可认知性。考察被试怎样区分单一的颜色,也是可以不依赖语言而实现的。现在就只需要找到这样的一些人,在他们各自的母语中都存在许多不同的表示颜色的词,通过对他们的测试来确定。这种语言上的不同有没有导致他们生活在色彩不同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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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第一次实验,并没有获得明确的结果。但是60年代末的时候,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伦特·伯林(Brent Berlin)和保罗·凯(Paul Kay)对100多种语言进行对比发现,表示颜色的词在不同的语言中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发展出来的。如果一种语言只有2个表示颜色的词,那么这2个词总是“黑”(表示深色)和“白”(表示浅色)。如果有3个词,则是“黑”“白”“红”。如果是4个,就会是“黑”“白”“红”“黄”或者“绿”。表示11种基本颜色的词汇,就是这样逐个增加而来的。这一原则表明,在人们对于色彩的认知中,形成了某种普遍的规律。一项测试也指向上述结论:伯林和凯给20名说不同语言的人一托盘各种颜色的卡片,并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将他们的语言中有名字的颜色区分开来。这样他们可以把每一种颜色的名字与颜色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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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参加实验的人对于色彩之间的界限区分并不一致,但是对于那些典型的颜色,他们的选择是相近的。显然,独立与语言和文化之外的“热门色彩”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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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凭这些,还不能完全推翻语言决定思维的假说:参与实验的人是移民,本身已经在英语的影响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了。真正有说服力的实验,应当选取那些还没有接触过其他语言的人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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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尼族人正是符合要求的一群人。在1969年夏天,罗施在荷兰殖民地伊比卡和40名男子进行了第一次实验。罗施用5秒钟的时间向被试展示一堆颜色卡片中的一张,等待30秒,然后要求他从一些已经按照颜色深浅排列好的色卡中选出颜色相同的一张。将一堆卡片如此展示完,罗施同时计算,被试选错颜色或选到相邻颜色的次数。她的实验目的很简单:如果沃夫的假说是正确的,语言决定认知,那达尼族人面对他们只用一个词来表示的颜色,应该比面对在他们语言中用多个词语来描述的颜色,更容易产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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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却并没有这样的效果出现。比如找出蓝色和绿色之闻的某个颜色,达尼族人并没有比美国人遇到更大的困难,尽管他们的语言中只有一个词“mola”来表示这些颜色。这样,萨皮尔-沃夫假说看来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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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混乱从此才开始。一个人是不是会仅仅因为说另一种语言就用另一双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人类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颜色实验,却把环境和基因对人类的影响截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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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在热烈地进行着,因为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尴尬的。如果我们更多地讨论女医生和男护士,而不是总在说男医生和女护士,那么在与健康相关的职业中,会不会造成角色互换呢?如果一名女孩经常听到“化学家”这个词,那么她是不是会更倾向于成为一名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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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会达成一致。1999年有一项反对罗施实验结果的研究发表,伦敦大学的迪比·罗伯逊(Debi Roberson)在新几内亚对另一个民族的人重复了罗施的实验:贝里摩人只使用5个表示颜色的词,他们的结果显示他们的语言影响着他们对颜色的认知。罗伯逊猜想,埃莉诺·罗施在她的实验里应该是犯了理论性错误。罗施则认为:罗伯逊对颜色卡片的选择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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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爱斯基摩人的雪是当代的一项传奇。语言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是这个传奇的发现者。他于1911年在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发现了4个表示雪的词,沃夫将这一数字提高到了7个,媒体对这一传奇报以极大热情,直到有一次,克利夫兰的一次天气预报中说爱斯基摩人有上百个表示雪的词。今天,专家们认为,爱斯基摩人表示雪的词应当有l2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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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70 难堪,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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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加兰(Howard Garland)的目光落在开着的洗手间窗户上,他知道,他的方法奏效了。加兰是纽约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研究尴尬处境下的心理学问题:为什么人会觉得尴尬?人们怎样掩饰尴尬,保全脸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必须在实验室中安排一种会使人感觉尴尬的场景。在以往的实验中,他的教授本特·R·布朗让学生叼着橡皮奶头,站在街头,描述当时的感觉。“那场景让我感觉尴尬极了。”加兰回忆道。这是60年代初心理学研究尴尬处境的方法,这一方法包含着强烈的性暗示。因而尽管它非常有效,加兰仍在寻找使被试陷人尴尬的更为柔和的方式。后来他想到,让被试当街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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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法确实奏效了。一名学生在歌唱前向他告假上厕所。加兰答应了,并且告诉了他洗手问的位置。然而这名学生却再也没有回来。加兰去洗手间找他,发现窗户开着,而洗手间是在一层——这名学生分明是借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溜走了。这名偷偷溜走的学生不知道,实验的规则允许被试在实验开始前拒绝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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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加兰将实验伪装成测试一种新式电脑设备,它能够对人们的歌声进行评分。他要求被试在电脑前唱一次,对着街头的公众唱一次,以便综合2次评分对电脑程序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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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特意挑选了Love is a Many-Splendored-Thing作为实验歌曲。这是一首50年代的口水歌,音域广阔,歌词俗套无趣。总之,这是一首很容易让歌唱者尴尬的歌曲。被试可以先听磁带练习,然后对着那台所谓的“歌声评分设备”歌唱,唱完后电脑会给出评分:“好”或是“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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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加兰将被试引入一间小屋,屋子的一面墙是单面镜,只能从外面看到里面。他告诉被试,屋子外面坐着很多观众(实际上只有加兰一人)。被试每唱5秒钟,就能得到1美分。当被试停止歌唱时,便是他感觉到尴尬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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