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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78 你愿意跟我上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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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天，在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园内，l6名女性遇到了非常直接的搭讪。一位年轻男子径直走过去，问道：“我深深地被你吸引了。在我眼里，你美如西施。你愿意今晚跟我上床吗?”所有16名女性都拒绝了。她们回答道：“你肯定在开玩笑。”或者：“你在说胡话?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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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遇到年轻女子搭讪的16名男性，则有12人表示了同意。回答是：“咱们干吗要等到晚上?”或者：“今天晚上不行，咱们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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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拉塞尔·克拉克(Russell Clark)设计了这个实验，他想弄清楚面对性挑逗时，男性和女性的反应有何不同。实验的结果是清晰明了的。但是克拉克却一直无法发表这一实验结果，直到11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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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正处于社会变革期。认为男性和女性自从出生后不光在身体构造，而且在行为举止上也存在差异的观点被斥为性别沙文主义，女性应当跟男性完全一致。克拉克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择偶时基于生理上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一观点却遭到了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的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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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起因于克拉克的社会心理学讨论课，在课堂上他跟学生们讨论了詹姆斯·W·佩内贝克的论文《下班后，姑娘们难道不会变得更漂亮：乡村音乐与西部牛仔电影在心理学上的应用》(见“1977 乡村音乐与西部牛仔电影中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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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男性女性在选择性伴侣时的差别，克拉克说：“无论漂亮与否，女性如果需要异性伴侣，无须费心。她要做的，无非是冲一个男人勾勾手指头，轻声说一句‘过来’就万事大吉了。对男性来说，就要困难许多了。他们要思索搭讪的策略，费尽心机耍些浪漫的手段才能如愿以偿。”这番言论引来了女学生的抗议，对此，克拉克辩解道：“我们不需要争论。这是经过经验证明的。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实验，让实验结果说话，看看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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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周后，5位女性和4位男性出现在校园里，伺机寻找异性搭讪。除了上文直接露骨的搭讪方式外，他们还有另2种选择：“你今天晚上愿意跟我出去吗?”以及：“今天晚上愿意来我家吗?”这2种方式在上文提到的那16人实验中也用到过。接受第一种邀请的占总数的一半，男女皆是如此。而愿意跟陌生男性回家的女性，16人中只有一个，而在16名男性中，这一数字是1l。直接露骨的性邀请遭到了所有女性的拒绝，而男性则有12人接受——比接受正常约会的还要多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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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非常肯定地表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对称的生理。“生一个孩子，男性只要忙碌一阵子，花费不了多少精力。一位健康的男性甚至可以‘制造’无数孩子。与之相反的是，女性的生理构造决定她们只能孕育有限数量的后代。”男性和女性在性生活上的成本不同，造成了克拉克实验中所观测到的两性举止行为的差异。女性显得更为挑剔，而男性则随时准备好了跟任何一名女性上床。有趣的是，在面临女性的挑逗时，有4名男性表示了拒绝，回答是：“我已经结婚了。”或者：“我有女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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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拉克准备发表其研究成果时，却一再碰壁。他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不符合时代精神。杂志社给他的回复是：“您的文章我们无法发表，而且我们也不建议您向其他杂志社投稿。《时尚》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也许《阁楼》会喜欢这篇文章。不管怎样，我们是肯定不会发表阁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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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心理学家伊莱恩·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获悉了克拉克实验，她对他的文章稍微做了些修饰。杂志社寄来的回信虽然语气柔和了许多，但是拒绝的态度仍然很坚决：“我个人认为，这项研究成果是应该公之于众的(而且我也肯定，将来它一定会被公之于众)。但是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我们仍然无法发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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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这项研究成果又遭到了新的质疑，人们认为它过时了。也许1978年的性别差异确实如克拉克实验所表明的那样，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反驳这一言论，克拉克1982年重复了这一实验，结果与1978年完全一样。尽管还存在着其他质疑，这项研究成果终于在1989年发表在《心理学与性》(Journal of Psychology＆Human Sexuality)杂志上。为了驳斥对艾滋病的恐惧改变了人的行为的猜测，克拉克让学生再一次重复了实验，结果仍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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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这项研究成果——“面临性诱惑时，两性的不同表现”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男人笨的间接证据”，“男人=惹人讨厌的确凿的证据”)。BBC在英国重复了这一实验，并且利用隐秘的摄像机将实验过程拍摄成了纪录片。实验表明，英国男人一样惹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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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79 自由的“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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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秒钟是段很长的时间。在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看来简直是太长了。这位美国的脑科学家1977年在一次科学大会上首度听说这样的“1秒钟”，此时距该“1秒钟”被测量出来已有12年时间了。这是人们在做任意手势时从最初大脑的准备到最终动作的实施之间所需的时间，汉斯·科恩胡伯尔(Has Kornhuber)和吕德尔·德克(Luder Deecke)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里这样认为。这两位德国神经病学家当时发现人们在行动之前大脑中会出现电波变化，他们将其命名为“预备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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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作发生前有预备电位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肌肉要在接收到大脑的指令后才能活动。尽管如此，该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仍有不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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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理论，被试可以自己决定何时活动手部，在自由决断和活动发生这2个时刻之间必定至少有1秒钟时间。利贝特很快注意到，这一点与日常经验相矛盾：在决定去拿铅笔到实际操作之间需要1秒钟?这无疑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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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们的全部想法基于一个看起来实在是不言而喻的前提，不会有谁愿意自找麻烦去核实它的真假：在大脑准备进行某一动作之前，必定有一个要做该动作的自觉决定。前因后果。这一点怕是没人怀疑的，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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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贝特想要详尽了解这一切。“后来的一年时间里我问自己，究竟怎么才能测出自觉决定的时刻昵。”科恩胡伯尔和德克只获取了出现准备电位的时刻以及动作实施的时刻，并不是自觉决定的时刻，因为这一刻只有被试本人才知道，不能得到客观测量，也不能从脑电波中读取，所以研究者都知难而避。在那时，自由意志似乎无法从科学角度得到研究。“我想人们对此肯定十分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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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贝特试图找到一种可能，使被试能够向他传达出他们是在何时决定活动手部的。但是被试不能通过讲话或者手势来表达这一信息：因为讲话和手势这类信号本身就可能含有任意动作所包含的尚未确定的延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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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利贝特有了借助钟表的想法。如果被试注视一个运行很快的钟表并记住他是什么时候决定活动的，就有可能在事后向实验人员报告这个数值。利贝特最初很是怀疑他的突发奇想：“因为测量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并不相信这个办法行得通，但我还是决定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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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实验在神经科学领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论争和最为多样的阐释。因为利贝特发现，自由意志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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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5个被试中的第一位——心理系学生C.M.来到位于圣弗朗西斯科的蒙特－锡安医院，坐上利贝特实验室里舒适的靠背椅。她的头部和右手腕都装配了电极，她注视着离她2米远的一面小屏幕。屏幕上一个绿色的小圆点正以每圈2.56秒的速度盘旋——这就是钟表。利贝特要求C.M.在自由选定的某一时刻弯曲右手腕。动作发生的准确时间可由手腕处电极的电压变化看出，头部的电极能够显示预备电位，而自觉决定的时刻则要在每次测试后询问C.M.本人，她记得她做决定时那个旋转的绿点正处在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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