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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历史与多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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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生物当中，只有人类有宗教、哲学与科学。这即使不能表明它们是人之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所在，至少也表明，它们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在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中，对人类自身影响最大的，迄今为止莫过于科学、宗教与哲学，以致我们可以说，人类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哲学与科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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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离开科学而生存下去，而今天人类之间的冲突甚至被归结为由宗教、哲学—思想构成其核心的文化之间的冲突——虽然这样的归结过于简单，却也表明宗教、哲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存在，人们迄今都一直生活在宗教、科学与哲学（思想）当中。它们就像“三位一体”一样统一于人的存在。这是否意味着，只要人类存在着，就离不开宗教、科学与哲学？难道人类与它们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人类根本不可能摆脱它们，哪怕只是取消其中一项？就起源上而言，宗教先于哲学与科学。但是，这是意味着宗教因其原始而落后呢，还是相反，倒是意味着它对哲学与科学的优先性和超越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规定着对它们三者的不同态度。就近代以来而言，宗教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局：各门科学从不同方面揭露宗教的荒谬、虚伪。然而，所有这些克服、摆脱宗教的努力，都遭遇同样一个结局，那就是，宗教以从未有过的力量与科学达成和解，并且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影响着全世界。这表明，不可能通过把宗教揭示为非科学的东西就能简单消除宗教。就其超越性而言，宗教虽然不是科学，但它却可能恰恰是理性的。[5]所以，宗教与科学、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任何有深切关怀的思想都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尤其是曾对宗教一再持简单化处理的中国学术界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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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管是宗教，还是哲学和科学，它们的产生都以人的自由本性为前提。如果说宗教是通过打开过去与未来而理解现在，那么，科学则是通过打开现在去理解过去与未来，而哲学则要通过打开任何一个维度去理解其他维度。但是，不管是要打开过去与未来，还是要理解过去与未来，都必须有能力从现在、从当下解放—摆脱。这种能从当下或现在解放—摆脱的能力，就是能使每个人成为目的本身的一种伟大力量，这就是自由。人类不仅因自由而有宗教与哲学，而且也因为自由才有过去、现在与未来，因而也才有“历史”。同时，也因为自由，人类才置身于各种可能性当中而成为未完成者，成为永远有分歧的存在者。所以，对于自由的人来说，分歧是常态。对分歧的尊重，就是对自由的维护；而对分歧的忌恨，则是对自由的否定。所以，宋继杰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没有分歧的自由不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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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分歧并不意味着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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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与多元需要得到尊重，同时分歧与多元则需要维护其前提，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分歧与多元之所以可能的根据，之所以正当的理由，全在于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因此，一切分歧与多元都需要维护与尊重使它们成为可能的自由，否则，分歧与多元就失去了自己的正当性根据。这意味着，分歧与多元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以不反对、不否定自由为界限；一切反自由的分歧，一切否定自由的多元，必定走向自己的反面：消除一切分歧，否定多元本身。对于人这种自由存在者来说，导致其分裂的不是他们之间必定存在的分歧，而是对他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自由的否定与压制。哪里压制自由，哪里就一定有分裂与对立。只有自由得到维护的地方，只有分歧、多元得到尊重的地方，人类才会有真正的团结、真正的统一。但是，维护与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首要任务则是捍卫每个人的自由权。每个人因自由而拥有绝对的自由权，但是，在社会关系中却只有通过维护与捍卫自由权，才能真正维护自由本身。所以，自由权对于多元社会的实现，对于维护人的本性生活，都是根本性的。正因为如此，对自由与自由权的捍卫，是每个人的天职，而对它们的追问与思考，则是每个学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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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作为社会分工体系里的一个阶层，它是通过追问与思考自由来捍卫自由，坚守自由。不过，学者对自由的坚守并不仅仅限于对自由本身的追问。为了学术的纯粹性，抗拒名与位的诱惑；为了真理的神圣性，抵御金钱与权力的收买；为了科学的严肃性，顶住权势的干预与胁迫，这些都是学者对自由本身的坚守，也是学者之为学者应有的独立品格与自由精神。学者从事的专业千差万别，与媒体的距离，与权力的关系，也迥然有异。但是，学术的庄严，真理的神圣，使任何学者都必须保持与媒体、权力的适当距离。借助媒体炒作而声名鹊起的学术，借助权力造势而被捧为权威的真理，都不可避免地沦为泡沫学术与泡沫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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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面临声色货利、名位权力的诱惑外，学者还面临着“自我圣化”的诱惑：将自己一家之言定位为人类的至高真理，直至声称自己掌握了宇宙与历史的必然性，因此，正义与未来永远站在自己一边。未能抵挡这种诱惑的学者，概无例外地误以为包括历史在内的宇宙万物都能够只存在于知识之中，而没有知识之外的可能性。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误解在根本上意味着对自由的否定。因为如果一切都能够只存在于知识中，那么，我们自身也就不过是必然性的一个环节而已。于是，只要有机会，这类学者就会像法国哲学家萨特那样认为，自己代表着正义与必然性，因此，如果有必要，比如，清除正义的障碍，或者为了“革命”的需要等等，那么，剥夺一些人的自由，或者对他们施行暴力，也是允许的、正当的。可以说，这是学者未能守住自由而带来的最大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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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题向我们强烈地提示，对于我们这些有限智慧的生物来说，在我们还未能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真理时，或者在我们被某种理论所触动而准备接受它为真理时，特别是在我们信心十足地要宣布自己的理论是真理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检查一下，这个可能的真理是否以不反对自由为前提；对于任何可能成为反对、压制乃至剥夺自由的根据的真理，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与全方位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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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二月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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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考古学，一种实证方式的追忆[6]——一次“考古游”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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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里，说穿越空间，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平常事。2003年国庆期间我们从北京到安阳殷墟，再到偃师二里头的“考古游”，就是一次穿越“八百里路云和月”的旅行。但是，我们这次旅行实质上更是一次穿越三千多年历史的时间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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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常识里，时间不会像空间那样总留在某个地方，可以从头穿越，相反，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好像不可能再回头抓住它或穿越它。但是，实际上，我们人类不仅总在跨越空间，而且每天都在穿越时间。我们不仅可以不远千里地回到老家看看房前的流水，屋后的老树，更可以在异国他乡的窗前追忆童年的梦想与朴拙，在摇曳不安的灯光下回味昨日与亲友别离的惆怅与伤感。空间距离的宏大，往事的久远，都不会成为人类追忆历史、穿越时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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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与“穿越空间”一样，“穿越时间”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尽管穿越的时段有长有短，但是，只要人们存在着，他就一定是有所追忆地存在着。这是人类自我理解、自我确立的前提。在自我理解并确立自我身份这种活动中，与占据空间位置相比，穿越时间具有更根本的地位。而正是自我理解与自我确立这种活动构成了人类生活与个体存在的基础与核心。不管是个体，还是类存在（比如，作为一个民族存在），都是在追忆历史与源头中完成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从而确认自己的身份。一个“中国人”要确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最重要的不是确认自己在法律上的国籍归属，而是确认自己的种族归属与文化归属。但是，不管是确认自己的种族归属还是文化归属，都只有通过追忆自己的历史与源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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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自己的身份也就是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成为我呢？这个问题不仅激励着所有的哲学家，也困扰着每个人。人们可以不满意哲学给出的任何回答，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如果不能穿越时间而追忆自己的历史与源头，因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记忆，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成为“我”。因为如果我不能意识与确认自己的来源与经历，那么，我又如何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呢？我又如何确认自己在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中的身份呢？一个不会追本溯源的失忆症者不仅不能辨认相遇者是谁，甚至也无法确认自己是何许人。他不能追忆，也就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将自己的经历贯穿为同一个人的经历，他的存在实际上分裂为一个个没有同一性贯穿其中的时间点。因此，他的生活就如浮萍雨滴，只能消失在随波逐流中。同样，作为类存在，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追本溯源的能力，那么，它不仅中断了过去，也关闭了未来：它没有未来，因为它必定被完全同化而消逝在其他具有强大追忆能力的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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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必须通过追本溯源这种穿越时间的活动才能获得并维持自己的同一性身份。人们拥有各种追本溯源的方式。就个体而言，回忆是人们最常使用的追本溯源的方式；而作为类存在，宗教、哲学和历史—考古学则是人类进行追本溯源的基本方式。每一个本原性的伟大民族都具有强大的追本溯源的意志与能力。因此，它们或者拥有发达的宗教，或者具有成熟的哲学、历史学，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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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宗教是以信仰活动进行追本溯源，那么哲学和历史学则是以思想—学术的活动追溯本源。人们穿越时间，追本溯源，在获得和确认自己的同一性身份的同时，也获得了生存的信心与力量。只有与历史中的先人、特别是与那绝对的本原（比如绝对的上帝或“道”）保持活生生的关系，人们才能真正生活得踏实，生活得心安理得，生活得有力量。绝对的本源实际上就是历史中的那个“绝对的他者”，人们或者如犹太人那样称之为唯一的上帝，或如古希腊人那样称之为Logos，抑或如中国古人那样称之为“道”；而历史中的先人则是与那个“绝对的他者”息息相关的一个个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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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对于我们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以确实可靠的方式让我们得以与历史中的一个个他者建立起关系，进而与那个“绝对的本原”即“绝对的他者”保持一种或明或暗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历史学从他者、从源头获取生存力量与信心。而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它实际上是以可靠的文物为依据追本溯源，或者说，它是以一种实证的方式来保证“回忆过去”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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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实际上是以更实证的方式，帮助人们确立起与历史中的源头和他人的关系，从而使人们在获得更坚实、更确定的同一性身份的同时，获得信心与力量。这也就是考古学为什么会像哲学那样让人欲罢不能，也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出色的考古学家如此钟情考古事业：不仅把青春献给了它，而且把一生的虔诚与寄托献给了它。因此，当我们的朋友、中国社科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博士，在向我们讲解他在二里头的发掘工作以及他的学术见解时总是充满激情与虔诚，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他的考古学视界里，考古工作并不只是挖掘文物，更重要的是解读挖掘出来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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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正是通过解读文物而理解古人的生活世界，体会古人的成败兴衰、荣辱尊卑，从而穿越千年时空，与古人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古人已逝，但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生活理念，却被保存在他们遗留下来的器物上。一个实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件文物，它必定进入过古人的生活世界，传达着“那个世界”的某种信息。必须解读出这种信息，才能与古人也即历史中的他者取得联系。出色的考古学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文物本身，而是保存在文物中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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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偃师市辖区内的二里头村一带，被一些学者确认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主要活动区域，这里发掘出来的陶器、青铜器以及宫殿遗址与安阳一带发掘的商朝器物遗址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迄今尚没有足以证明夏王朝存在的文字材料被发现。因此，在二里头一带发掘出来的文物在学术上并不被称为“夏朝文物”，而是被称为“二里头时期文物”，其中还分二里头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我们从二里头和殷墟发掘的文物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情形经常出现：有些后期器物的技艺水平反而不如前期的。这与时代的精神状态和政权的兴衰强弱直接相关。所以，器物的考古分期的根据是器物所处的地层，而不是器物体现出来的技术水平。而在生产技术能力决定一切的片面史观下，人们容易误以为更晚的器物技术一定要高于更早的。实际上，生产技术并不能决定一切，相反，技术倒受政治制度与生活理念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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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人仍很重视修筑阴宅，不过，阴宅一定远离阳宅。但是，在殷墟和二里头发掘的宫殿遗址却有一个会让今人惊讶的现象，那就是墓葬区就在宫殿附近，甚至坟墓就建在宫殿里，比如，武丁时期的妇好墓就是如此。这表明当时人们对阴阳两个世界的区分还不是很明确，对生死的理解与今人也迥然有别。在这里，正如“豪华的”宫殿紧挨着沉寂的坟墓一样，生与死、辉煌与退让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因此，也许人们还并不溺生而忘死、因生而怕死。墓地与生活区的分隔，据说到战国才变得明确。这种分隔表明，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阴阳两个世界的区分得到了更明确的自觉。这种自觉拉开了生与死、辉煌与退让的距离。正如人们在宫殿里再也看不到坟墓一样，人们似乎也更容易只看到宫殿的辉煌，而看不到坟墓的退让，以至于因生而忘死。但是，如果一种生活是建立在忘却死亡之上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一定不可能是真实的生活。今天，我们是否也会因我们的“宫殿”里没有“坟墓”而忘却坟墓的存在呢？这也许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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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历史学中的疑古学派，使中国人确信了几千年的夏商两个王朝的存在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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