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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我们在生—死轮回之中[24]——对列夫·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存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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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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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标题绝非表明我们下面要去揭露一件被掩盖或被歪曲的故事的真实情节。虽然我们的讨论的确与“掩盖”行为密切相关，但是，这里被掩盖的不是一个故事或一桩事件，而是人的生活，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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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马上有人会说，一个人的生活不也就是一个故事吗？人就生活在故事中。单从历史学（传记学）的角度说，人的一生的确可视作一个故事（Historie）。问题是，“历史学”并不能成为我们理解生活的唯一角度，否则历史学的叙述本身就会成为对生活的最严重的掩盖。人不仅生活在故事中，更是生活在同一性中。正是这种同一性使故事成为可能，使历史学叙述成为可能。因为如果没有自身同一性，我们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经历是否就是这个人的历史；没有自身同一性，我们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存在，更无法理解他人的存在。我们之所以能读懂古人的书，体会古人的感受，首先并不是我们有关于古代的历史知识，而是我们与古人一样都首先存在于自身同一性中。这种自身同一性保证了我们能够设身处地与他人共在。这种同一性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相”，我们所谓的掩盖就是对这种真相的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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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生活（存在）于故事（各种经历）中，也生活于自身同一性中。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自身同一性理解为生活的真相？从哲学意义言，真相就是非“假相”，是无伪装、无掩盖的事物自身。问题又回到“自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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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请你自己（身）想想，请你扪心自问，认识你自己，等等。可是，如果认真一问：什么是你自己（身）？自身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个自身？那么人们即使不感到茫然，也难以一下给出满意的解答。每个人都有其同一性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展开，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管怎么复杂坎坷，他充当的角色不管多么变幻不定，他都有一个同一性自身。刘邦不会由一个小亭长变成大汉皇帝而不再是刘邦，伊凡·伊里奇由省长的私人秘书转任异地的检察官，仍然是同一个伊凡·伊里奇。角色的变换并不会改变或影响一个人的同一性自身。如果角色是一个人在日常关联中，也即在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中，展开和承担的某种可能性存在，那么，一个人的同一性自身则是他所承担的无关联的可能性存在。就人的存在是一种有纯粹意识的生命而言，人的存在向来就是一种可能性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的存在向来就存在于可能性当中。他向来已在纯粹意识中展开可能性，并且根据此可能性去理解和筹划、安排自己的存在（生活）。人的一生无非就是承担或实现在意识中呈现的诸可能性中的某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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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意识展开的可能性当中，有一种可能性是人最“内在”、最本己、最极端的可能性，这就是死亡。对于有纯粹意识的生命存在来说，死亡不是在生命终结处才到来的一桩外在的事件，它一开始就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而内在于人的存在。换句话说，人的生命向来就存在于死亡这种可能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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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之为人的生命就在于它是有纯粹意识的存在。所谓“有”纯粹意识，并不是“人有一双手”这种功能意义上的“有”，而是指，人的生命向来就存在于纯粹意识中，人的生命向来是在纯粹意识中展开的。而纯粹意识之为纯粹意识，不仅在于它不是经验（关联中的）意识，即不是对关联事物的意识，而且不是直接性的需求意识，恰恰是无关一切直接需求、也无关一切关联事物的意识，因而是超越了一切关联事物和直接性需求的超越意识。对于人来说，不存在着像动物那样的纯粹本能的直接性，他的任何生理性的直接需求意识（饮食男女等）都要经过超验意识的中介而获得自己的对象。人没有纯粹本能的感觉。人的直接性不在于其本能需求，而在于其纯粹的超越意识。换句话等于说，人的生命存在是在超越意识中展开的，超验意识使人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超越意识展开的一切其他可能性都是可以替代的，都是相对的。刘邦卑为亭长自不必说，即使贵为天子，也“彼可取而代之”；伊凡·伊里奇充任的司法部检察官绝不是天生就非他莫属，这种可能性角色同样可由他人充当，事实上，在他生前死后都有不少人在觊觎这一角色。就人一生充当的可能性角色而言，都是可相互替代的，而且也必须不断替换。对任何人的一生来说，他充当的任何可能性角色都不是必然的。但是，死亡这种可能性，却是每个人的生命存在中绝对不可替代的必然的可能性。一个人可以为他人赴死，但并不能取走他人之死，不可能替代他人生命中的有终结性这一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每个人的生命存在中最内在、最本己的可能性。人生的不可重复性恰恰就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这种可能性的不可替代性，也正是这种不可替代性保证了每个人的存在的绝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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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意识把死亡展开，也就是对死亡的觉悟，海德格尔曾把这种觉悟称为“忧”（Sorge）。忧之为忧，不忧天不忧地，不忧具体的什么，但总有所忧，这就是死亡。“忧死”并不是怕死，不是把死亡当做一件具体的不幸事件来思考和忧愁，而是把死亡当做一种可能性承担起来：让自己置身于死亡这种可能性当中去领会和理解自己的存在，这也就是“出生入死”、“方生方死”，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提前进入死亡”[25]或“先行到死亡中去”。超越意识使人在死亡作为一件丧命事件到来之前，就能够觉悟死亡，让死亡呈现、展开，使人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可能性承担起来而置身其中，也即“提前进入死亡中去”。在这个意义上，超越意识使人能够存在于死亡之中，存在于生—死（方生方死）的轮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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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在于死亡之中”，绝不是仅仅指人的存在是一种走向终结的存在，而是指人就展开和维持着死亡这种可能性，或者说把死亡当做自己的可能性来展开和维持，并且从这种可能性来理解自己的存在。但是，对人来说，死亡意味着“逝世”，意味着“没了”。一个人死了，他的世界也随之消失，更准确说，他开展出来的关联世界，也即他在与他人、他物的关联中建立起来的日常意义世界消失了，没了，他退出了与他人他物的日常关联。因此，当我们说，超越意识使人能够存在于死亡之中，也就等于说，人能够在超越意识中无化一切日常的关联事物或关联意义。当人提前进入死亡而把死亡当做自己的可能性存在来维护，也就意味着，他从一切关联中退身而置身于无关联的存在中。这种无关联的存在也就是独立自主的存在，因而也就是自由—自在的自身存在。自身之所以为自身，就在于它是独立自主地从自己中展开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从与他人他物的关联中展开自己的存在。因此，超越意识对“自身”的觉悟与对死亡的觉悟，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对死亡的觉悟使人（从关联世界）退回到自身，维护自身而存在。人在超越意识中把死亡作为可能性承担起来，同时也就是独立自主地存在。从根本上说，人承担起死亡这种可能性而存在与人独立自主地作为自身而存在，这是同一回事。因此，觉悟（意识）死亡而承担起死亡这种可能性，对于理解和维护我们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也即理解和维护我们存在的“真相”（真理）来说，具有本质性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超越意识对死亡的觉悟和展开组建着我们的自身存在，组建着我们存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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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角度这等于说，封闭了死亡觉悟而遗忘死亡这种可能性，意味着掩盖了人的自身存在而掩盖生命的“真相（理）”。如果说人在日常关联中充当的任何角色都是相对的、偶然的、可替代的，那么他的自身存在则是绝对的、不可替代的。这种自身性存在因其无关联而是独立自主的，因而是自由的。它构成了人的正当身份与神圣使命的全部根据：作为自身存在，人的使命就在于维护和承担起自由，他的正当身份不是自己存在的主人，而是自己存在的维护者和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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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正当身份与神圣使命。作为自身存在，人并非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存在者，他从与他人、他物的日常（经验）关联中退回来，但他仍会与他者相遇，也即他与他人、他物仍会有一种无关联的“关系”。在这种无关联的关系中，他人不是作为关联角色而是作为他自身来相遇，而来相遇的他物也不是作为关联物而是作为物自身出现。这意味着，当人承担起死亡而作为自身存在，他也必定是让他物作为自身存在，让他者作为其自身来相遇而真正地共在。自身与自身的相遇才是“真身”的共在，真理的共在，因而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共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人在维护自己的自身存在时，同时也就是维护他者（他人他物）作为自身存在。换句话也可以说，维护自己的自身存在，同时也是维护他人的自由和他物的自在，维护他者作为自身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的使命就在于维护他者的自身（自由）存在，人的正当身份不是来相遇的他者的主人或主体，而是他者的自身存在的维护者。人与人的关系首先不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相互认识、互为对象的关系，而是一个自由的自身与另一个自由的自身神圣相遇、共同在场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首先也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首先不是万物的主体，而是一物之为此物的维护者，也即事物的自身存在的维护者。人首先是万物存在的维护者。人的绝对尊严、绝对价值（意义）就来自他作为自由与自身存在的维护者这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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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的维护者身份是我们理解人的生命或生活之意义的基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意义和追求。但是，人们践行自己的意义与追求必须以其神圣的维护者身份为基础，否则其所践行的生活就失去真理性根基而陷入虚幻。所谓“人生如梦”就在于此人生忘却了人之本性——人生（在）天地之间的真实身份与神圣使命。人们常以为，名位、货利、声色，乃人生之最快慰事，齐此三者，我愿足矣！然而，即使齐此三者而心满意足，也终归不免有梦幻之虞。因为这三者并不能使人永恒，倒往往使人忘却永恒。这并不是说，真实的生活不该有名位之争，实际上，名位之争、货利之欲、声色之娱，永远构成真实生活的一面，但是，它们要构成真实生活的一面，必须不能使人因它们而放弃或忘却了自己正当的真实身份，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人的其他一切行动与追求才能构成其真实生活的一面。这意味着，真实生活使人不能为所欲为；想过真实生活的人必须履行人的使命。真实的生活之所以不是梦幻般的故事，就在于它建立在人的真实身份基础上，因而是建立在履行人的使命与职责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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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真实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生活（生命）的真相（理）。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对死亡的觉悟，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在意识中承担起来，对于我们理解生活的真相，对于我们过一种真实的、应该过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只有在意识中觉悟死亡而承担起死亡，我们才能理解生活的真相，才能按“应该”的方式去生活。因为我们往往只是在死亡觉悟中才不致完全陷于关联世界而承担起自身存在，承担起这种自身存在的神圣职责——维护他者的自由（自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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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真相（真理）总是要大白于天下。这一方面是说，人们不可能远离真理，也不可能久离真理；但另一方面也表明，真理并不是始终明如白昼，相反，它倒可能常常被掩盖。死亡对于生活的真理，对于真实的生活虽然具有根本性意义，但是，人们并不总是觉悟着死亡而承担起死亡，人们也常常忘却死亡而掩盖死亡。人既能揭示真理，也能掩盖真理，他既能觉悟死亡而承担起死亡，也能忘却死亡而掩盖死亡。这是人的两种先天的可能命运。因此，这种掩盖与觉悟都需要从哲学上加以思考，但是，从哲学上思考和揭示这两种可能命运，并不是也不可能取消其中的一种，只能表明，要维护真理必须反对掩盖行为，要过真实的生活必须觉悟和承担起死亡这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把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作为这里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在于托尔斯泰在这篇中篇小说里以极其哲学的方式揭示了“常人”对死亡的掩盖，以及死亡对于洞见和理解真实生活的根本性意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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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对死亡的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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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凡·伊里奇之死》里，托尔斯泰不仅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常人对死亡的掩盖与逃避，而且是把这种掩盖理解为人的一种命运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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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的生前知交彼奥特·伊凡诺维奇在吊唁死者时，心里既悲伤，又惶恐，而死者遗孀关于伊凡·伊里奇死前遭受三天三夜痛苦的折磨的诉说，更让他胆战心惊：死亡和痛苦的折磨也许随时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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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上就有个念头援助他，令他想到这是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且这种事没有理由发生在他身上，因此，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不过，这种念头怎么会产生，怎么会突如其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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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能不与他人、他物发生实际性的各种经验关联，而当他把这种关联世界当做唯一的世界时，他也就不可避免地把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可能性存在当做未来事件悬搁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于是，死亡似乎与他现在的生活毫无关系，也不会有关系，它只是某种在外悬浮不定的遥远的事件。因其遥远而不确定，对于每个“常人”来说，死亡甚至成了某种几率事件或平均寿命事件。因此，即便有亲友死了，“常人”——日常关联中的“角色”在感到悲伤之际，同时也很“自然”地感到庆幸：死的是他而不是我。既然死亡是某种几率事件，那么现在既然有人不幸撞上了，就没有理由再让“我”碰上；现在他既然那么年纪轻轻就死了，（按平均寿命）“我”就没有理由会发生那样的意外事件。所以，虽然亲友的死会引起“常人”的悲伤和惊恐，但是，由于所害怕的是几率事件或平均化事件，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排除这种惊恐。他人之死在常人心中唤起的死亡问题，转瞬之间又变成暧昧的几率事件。所以彼奥特在惊恐之余很快就平静下来，并且带着一种轻松而好奇的心情向死者遗孀询问伊凡·伊里奇的详细病情，好像死亡只是意外而奇怪地发生在伊凡·伊里奇一个人身上，而绝对碰不到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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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众常人掩盖死亡的分析性刻画中，伊凡·伊里奇对死亡的掩盖无疑是最生动、最具代表性的。因为正是他最典型地沉迷于日常角色。当他升任省检察官之后，他更是把生活的兴趣都集中在公务上。按托尔斯泰的分析，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逃避他那爱吵架的妻子，她总是把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归咎于他，使他无法在家庭生活上保持他作为一个检察官和丈夫的体面与尊严；另一个原因是“他意识到他具有想毁灭谁就能够毁灭谁的权力；他来到法庭或见到下属时所显露出他地位如何重要，尤其是他办事本领如何高强——这个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凡此种种，都令他高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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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原因，这就是追求与维护作为一个关联角色（如检察官或丈夫）而高于他人的“尊严”与“体面”。对于伊凡·伊里奇这种典型的常人来说，重要和有趣的就是充当重要的角色，它构成了其生活中最“真实”、最核心的内容，甚至除此之外，生活似乎就再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就功能而言，任何关联角色都是公共性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角色。但是，角色带来的“尊严”与“意义”却完全是“私人的”（privat）。也即说，角色的“尊严”总是一种为充当者所独占的“私人尊严”，因而它是一种高于其他一些常人而又低于另一些常人的“尊严”，是一种“比较级”里的尊严。常人对角色的兴趣与追求，首先不是为了发挥角色的功能，而是以获得那种比较级里的“私人尊严”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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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忘却死亡而沉沦关联世界是人的一种可能命运，那么也就意味着追求与维护虚假的“私人尊严”是人的一种可能性存在。“私人尊严”的虚假性不在于它的虚无性或无效性，相反，它倒具有十足的现实性、实效性（Wirklichkeit）。谁能否认检察官与被告这两个角色的“私人尊严”（不是“个人尊严”！）之间那实实在在的差别呢？而当你由一个学者摇身一变为一个手握实权的官僚时，那倍增了的“私人尊严”足足会让你回味无穷。“私人尊严”的虚假性在于它的“比较性”和临时性，也即在于它的相对性。它完全是由后天的经验关联决定的，与人的自身存在即自由无关，也即说“私人尊严”只存在于关联中，也只对关联中的常人来说才是有效的。一个人一旦卸下“角色”而退出相应关联，他原来拥有的“私人尊严”也便烟消云散；而在一个维护着自由的人心目中，即便威如高山的“私人尊严”也被视若无物。此即不卑不亢之谓。简单地说，“私人尊严”的虚假性就虚假在，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关联性的存在，只是关联中的一种意义，而与人的正当的真实身份，与人的真实生活无关。每个人的绝对尊严来自他作为人的正当的真实身份，这种个人的绝对尊严对他人来说，意味永恒的共在和绝对的平等；而“私人尊严”则永远意味着与他人的暂时共在和对他人的临时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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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生有“赤子之心”而爱真理，却又常常以假当真；人人生有神性而求永恒，却又往往沉湎于临时角色。当一个人越专注于其充任的角色，越醉心于追求“私人尊严”，也就意味着他越以假当真，越以临时世界为永恒生活，而在根本上则意味着，他越严重地忘却和掩盖死亡。因为正是忘却和掩盖了自己的死亡，他才会心安理得地热衷于他的角色生活，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角色当做他最重要、最真实，甚至是唯一的身份，以致认为他天生就是为了充当这一角色，因而可以永远当下去。人一旦忘却了自己的死亡，他也就很自然地把他所充当的任何角色视作是不死的。而角色带来的“私人尊严”理所当然也成了他心目中最重要、最真实的生存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要反过来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死亡掩盖得越深，他必定越生活在虚假当中，因为他必定越以自己的角色生活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越以“私人尊严”为自己的唯一尊严。托尔斯泰对伊凡·伊里奇热衷于其角色（检察官）生活与追求“私人尊严”的刻画，正是要表明他如何固执地忘却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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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对死亡的掩盖是如此之深，以致虽然疾病已在他体内引起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他始终不能正视死亡的存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处之泰然，他既莫名其妙，也无法理解这怎么可能。他总想撇开“自己快要死了”的念头，努力想把它当做假的、不公平的、不健康的，力图召唤别的念头来代替它。他现在“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试图恢复能把死置之脑后的感觉上，有时候他对自己说：我将再去办公室，那一定能使我活下去”（第六章）。于是，他真的办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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