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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欧洲给世界带来了什么？[31]——评《民主与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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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百年来，是人类打破地理分隔而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时段。这个过程是由欧洲启动的，也是由欧洲推动的，并且也是由欧洲引导的。所以，全球化虽然是各大洲的交会与碰撞，但是从一开始就带着浓重的欧洲色彩。那么，这个欧洲色彩的主色调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做人类不同族群从“四面八方”走向了“世界”，那么，我们真正问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欧洲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欧洲给世界带来的是珍贵的礼物，还是致命的毒药？这类问题从全球化开始就伴随着全人类，并且在思想者那里一再被提起。旅法学者陈彦博士的新作《民主与乌托邦》毫无疑问就会再次在人们心里引发这类问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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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类问题既是欧洲自己不得不一再反思的问题，更是所有其他大陆族群首先面临的问题。作为具有本原性文化的大陆，中国的近代史就开始于追问：我们被迫遭遇的欧洲究竟携带着什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观念下的洋务运动，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直至三十年前的市场经济改革与今天思想界对自由、人权的全方位思考，其实都是这一追问的延续与深化。而这一追问的深化既是对欧洲认识的深化，也是我们自我认识的深化。《民主与乌托邦》里有一篇作者与另一个旅法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的对话，其中，程先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见证意义的观点：一个人正是在与他者进行最高度的交流时，他身上最优良的部分才能发挥出来；同样，当我们进入另一个文化的最深处时，我们也必定能够回到自己文化最优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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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遭遇欧洲开始，就一再有人强烈担心中国在接触、了解、学习欧洲的过程中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精髓，甚至失去自己的灵魂，所以，总有一些“爱国人士”以“中国魂”守护者自居而树立各种文化敌人，好像中国有一种封闭的、无须与异域文化交往的传统文化。实际上，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一种封闭的文化。如果有，那么它一定早已经消亡。因为中华文化是一种本原性的文化，而本原文化作为对绝对性本原的一种觉悟和守护的文化，它恰恰永远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因为作为绝对的源头，本原本身包含着一切可能性而敞开着一切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中华文化才具有力量穿越千年岁月而开辟出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历史。它不仅化解了边疆无数强悍的民族，而且化解了具有高度思想力的佛教的挑战，还教化了整个东亚世界，而近代以来更以高超的思想力回应着欧洲的到来。中国的历史在根本上就是中华文化自我展开、自我丰富与自我深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与异域文化不断接触与交融的历史。正如中国思想曾通过与佛教的碰撞和融合而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一样，通过深入文化欧洲的深处，中华文化不仅不会失去自己，倒恰恰必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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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部著作的作者陈彦博士与程抱一先生，就是大胆走进欧洲深处的案例，他们以各自杰出的成就见证着通过深入欧洲传统而深入中国传统的道路，见证着通过走进欧洲文化深处而升华自己灵魂、深化自己心灵的道路。实际上，近代以来，具有这种见证意义的个案并不鲜见。从严复、胡适到牟宗三，都是典型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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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欧洲深处究竟有什么？毫无疑问，欧洲曾带给世界殖民与战争。如果说一切战争与殖民都是出于追求特殊利益与特殊优越，那么，欧洲曾给世界带来的就是特殊性——特殊主义观念与特殊价值观。但是，这并非欧洲带给世界的全部，我们甚至要说，这并非欧洲给世界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欧洲还给世界带来了普遍性，那就是普遍主义原则与普遍价值观，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也是欧洲深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有人以为这是老调重弹，那么，我要说，他一定压根儿还不知道自由、民主与科学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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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关于自由、权利与民主的思想虽然首先产生于欧洲，但是，欧洲首先也只是在各自国家范围内缓慢地实践这些思想，而并没有同时把它们当做全球性的普遍原则来遵循与践行，否则也就不会有殖民统治与贩卖黑奴这类充满血泪与罪恶的历史。倒是基于这些思想的反殖民运动，反过来促使欧洲逐渐自觉地把这些思想当做看待与处理全球关系的普遍原则，并因此加速了殖民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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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殖民时代的终结，既与各大洲被殖民者的反抗和斗争相关，也与欧洲殖民者在政治理性上走向成熟、也即走向普遍价值原则相关。作者有篇题为“殖民历史与集体记忆——法阿殖民史反思”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历史印证：1962年法国戴高乐政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一百三十二年的殖民统治；不过，这并非因为法国在军事上的失败而不得不退出阿尔及利亚，而是“当时戴高乐政府作出的……顺应世界大势的政治选择”。什么世界大势呢？基于自由的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政治民主化等原则，成了越来越多国家处理国内与国际问题的法则，简单说，基于自由的那些原则，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普遍法则。这就是世界大势！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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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近代各种伟大的科学发现产生于欧洲一样，有关自由的思想以及基于自由之上的那些普遍原则是由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确立的。不同的是，重大的科学发现大都很快就被用来改造这个世界，但是，那些由启蒙思想家确立起来的自由原则，却需要经过多个世纪的曲折，才在实践中逐渐得到遵循与践履。不过，正如各种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因此虽然人们可以违背它，却必定会付出代价一样，启蒙思想家以科学方式确立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原则也同样具有普遍性；因此，哪里遵循并践履这些原则，那里就必定是一个更公平、更正义、更光辉的国度；相反，哪里拒斥乃至违背这些原则，那里就必定要付出不得不忍受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腐化社会的沉重代价——这是近代之前人类几千年来一直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一个国度有古代与现（近）代之分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分界线不在具体的某一年，而在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里是否开始遵循并贯彻这些自由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些自由原则看作是国家的现代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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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当它通过自己的学者精英在思想上确立那些普遍的自由原则时，它才有可能自觉地在实践中遵循并践履这些现代性原则。而当一个国家一旦自觉地践履这些自由原则，那么它将不仅以这些原则作为处理国内与国际事务的普遍法则，而且也将以这些原则作为理解和反思自己的历史与行为的基准。德国与法国在“二战”之后能够对各自历史上的黑暗和不光彩行为作出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检讨，它们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上的污点并向受害者作出真诚的道歉，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那些自由原则不仅已被它们的知识精英们确立，而且已成为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努力要自觉地加以遵循与维护的原则。根据陈彦先生在“承担历史黑暗与民族心灵叩问”一文中的介绍，法国在“二战”的贝当政权期间，曾主动在全国搜捕犹太人，把七万六千名犹太人押送到德国纳粹集中营。对于这一不光彩的历史，法国经历了从回避、承认到反思、自醒的过程。1995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宣布，法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一事件上负有责任。他表示：“法兰西，启蒙思想的祖国，人权的诞生地，……在那个时候却犯下了不可挽回的罪行。她违背了诺言，将那些受其保护的人送交给刽子手。我们对他们欠下了永远不可偿还的罪责。……承认国家也犯过错误，不遮掩我们历史上曾如何黑暗，不是为了别的，仅仅是为了维护人之理念、人之自由、人之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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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反思，又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检讨！然而，如果没有关于人之自由的理念的确立，如果没有关于人之尊严的自我觉醒，因而如果没有自觉地把那些自由原则当做人类普遍的实践原则来维护与贯彻，那么，如何会有这样的反思与检讨呢？比照今日之日本以及东亚世界，这一点不就更显而易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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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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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马斯·福斯（Thomas Fuchs）：《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从莱布尼兹到康德》，引自成中英与冯俊主编：《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2009年卷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2页、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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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2009年卷第一辑，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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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原刊于波士顿，《美中社会和文化研究》（American-Chinese
:Society & Culture）第三卷第一期，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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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这个论点的更详尽论述，可参见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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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文部分内容原刊于《人民日报》2004年1月6日理论版，题为“穿越时间：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此处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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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文原刊于《人民论坛》2011年10月总第3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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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文原刊于《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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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74—376页。以下引用仅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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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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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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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4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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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黄裕生：“论爱与自由”，《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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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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