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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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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11章 “一种共同的生活，共享神圣的天上共和国”：奥古斯丁在修道团体中论公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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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的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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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91年在希波受职为司铎开始，直到430年去世为止，奥古斯丁的人生与思想总是与他建立的修道院密不可分。在他的一生中，修道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巧的是，这个修道院作为一个机构的发展历程并不那么清晰。除了卷入风波的个别时候，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把修道院放在日常生活的幕后，将其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很少专门讨论它。结果是，对于奥古斯丁的一生而言，它就像是月亮背对我们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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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这个修道院的早期历史，我们还知道一点。391年，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带了一群人到希波，其中包括他的很多朋友。他们构成了坐落于主教庭院里的新修道院中的核心。但是，这个群体很快就变得多样化了。一些奥古斯丁过去并不熟悉的人加入进来，其中许多人的社会背景既不同于奥古斯丁，也不同于他的朋友。有可能正是这种情况催生了著名的《奥古斯丁修道规章》。乔治·劳利斯已经有力地证明，这一修道规章是在397年前后写成的。它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院规》，即“修道院的规章”，旨在规范日常的祈祷与事工；其二是《规程》，这部分采用了一套规定的形式，清楚地总结了修道院生活的基本规则。和出现于古代晚期的大多数修道规章一样，《奥古斯丁修道规章》也不是一个奠基性的文件。它的目的并不是给未来的修道院提供一份深思熟虑的蓝图，而是对现存的修道院所遇到的危机做出回应。在希波修道院的前五年里，修道院内部的社会与文化多样化日益突出。为了解决新情况，奥古斯丁制定了一些规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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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其撰写《院规》与《规程》的时期，修道院本身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部分。396年，奥古斯丁成为希波主教，这时他还想继续维持过去的生活方式。他发现，如果继续住在庭院中的修道院里，他就难以有效开展主教的工作。身为主教，他必须打开大门，欢迎来自全城，甚至整个北非的访客，不论他们是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这就会干扰修士们的生活，因此，他带着若干修士搬进了主教府，同时把其他人留在庭院中修道院的宁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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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主教府的这些修士，要么已经被授圣职，要么就此变成了神职人员。他们在主教府里组织起一个小小的修道院，遵守同样的修道规章，就像以前在庭院中的修道院里那样。他们终身不婚，甚至不拥有任何财产。[2] 他们一直都和奥古斯丁同桌用餐。受到邀请与主教大人一起吃饭的人都会被提醒：这张餐桌有点特别，和地方上那些普通的达官贵人的不是一回事。在用餐之时，他们不会摆阔，他们的刀叉是银制的，但盘子只不过是赤陶和木制的。奥古斯丁甚至曾在餐桌上写下诗句，告诫桌上的同伴们万万不可飞短流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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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奥古斯丁的做法相当罗马。罗马的政治家和总督们总是被一群“小伙子”——一群挑选出来的积极上进的年轻人——簇拥着。在主教府里围着奥古斯丁转的修士-教士，就是他的“小伙子”，也就是他的贴身手下。除了围绕着他的那群算作自己人的修士，奥古斯丁并没有要求其他所有神职人员接受修道生活。在抽象的意义上，他热情洋溢地为修道生活著书立说，但针对北非的教会，他从来没提出什么目标远大的政策。和其他地方差不多，希波的很多神职人员都是有家庭的，他们都保留着自家的财产。他们毕竟进不了奥古斯丁的核心层。[4] 正是在这个核心层中，奥古斯丁为北非各地的城市推荐主教，以这种方式至少选中了十人之多，[5] 而这正是安布罗斯的做法。在意大利北部的各个小城里，他到处安插“自己的”主教（其中大多数还不是修士），西玛库斯也是这么干的。他不断地把相中的好苗子推向宫廷和官僚机构中的各种岗位。奥古斯丁利用个人关系来实施公务的做法，完全顺应了晚期罗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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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他并没有不重视家里的其他人。他有一个来历不详的妹妹（《忏悔录》没提到过）当上了女修道院的头领，这个女修道院是完全模仿奥古斯丁的修道院单独组织起来的。[6] 他的侄子（纳维久斯的儿子，用了奥古斯丁父亲的名字，也叫帕特利西乌斯）也加入了奥古斯丁的餐桌，成了一名修士兼教士。[7] 我们不能忘了，在奥古斯丁论述修道团体理想本质的著述之外，在现实世界里，血缘总是比墨水更重要。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晚期罗马的非洲，血缘总是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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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用“修道院”一词来称呼他的团体。在当时，这还是一个源于希腊文的时髦词，它才刚刚开始在拉丁语中流行。虽然他用了这个词，但这个修道院的成员并不叫“修士”，他们自称为“兄弟”或“姐妹”。在外面的世界里，他们被称为“上帝之仆”。他们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都不是很大的机构，每个都只有大约20人。奥古斯丁在主教府里的那个由身为教士的“兄弟”构成的内层圈子，在同一时期可能不超过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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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里的修道院也不是一座很吸引眼球的建筑。庭院里的修士也好，待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的修女也好，他们都没有被高墙围起来，并没有和社会相隔离。[8] 在教会里也好，在街上也好，他们都可以自由地与异性交往。他们直接面对各种诱惑，要不是他们生活在一座没有高墙的修道院里，这些诱惑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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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见女人的时候，别盯着人家看。……出门的时候，并没有人禁止你去看女人。但是，为女人发痴是不对的。……除了爱抚，凝视也有可能挑起欲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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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的西方历史，与我们对修士和修道院的一般想象相比，奥古斯丁的修道院和其中的人简直就和外面的世界（中的人）别无二致。然而，奥古斯丁期待这些男女参加一场最认真地构想出来的实验。他们要创建一个排除私产的团体，在基督教的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亚德博·德·佛居哀写过一部纵观修道文献的伟大著作，他在书中告诉我们，奥古斯丁的《院规》（《规程》的补篇）“是古代世界关于修道团体的最清楚、最完整的论述之一”[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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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公益的关注越多……你就知道自己进步越大”：奥古斯丁修道院里的富与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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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修道院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团体。如果我们将《院规》和《规程》与别的修道规章（比如卡帕多西亚的、埃及的）相对比，我们就会有些吃惊，因为奥古斯丁很少讨论那些东部的修道领袖极其关心的问题。首要的是，奥古斯丁不愿意把修道院内部的社会差异问题放到台面上来。不像凯撒利亚的巴西尔，奥古斯丁没有推行一种整齐划一的制服标准，没有采取措施抹除团体成员以往的社会人格。和帕科米乌斯等埃及的修道创始人不同，他也没有对全体修士提出统一工作量的要求。他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他的兄弟们各自带来了非常不同的生活经历，穿过非常不同的衣服，带来了非常不同的才艺。用亚德博·德·佛居哀的话来说，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被抛进了“爱的坩埚”，“爱是他们的团体所想要的，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造化，在坩埚中融化、融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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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上去有些不作为的态度，其实有其道理。直到391年，塔加斯特的那个小团体都是由阶层基本相同的人组成的，这些人的阶层和奥古斯丁自己的差不多。但与希波这样的大型港口城市相比，奥古斯丁在塔加斯特的朋友们间的社会空气简直太纯净了。奥古斯丁在庭院里的修道院，甚至他的教士们的修道院，迟早会让出身于中人之家和社会下层的人员加入进来。基督教信众团体的主体从来都是由后者构成的。就像安布罗斯的米兰一样，希波——即便范围更小——也有一个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的活跃团体，它第一次发现自己要与那些相当普通的男女分享同一个机构。然而，安布罗斯可以在人头攒动的大教堂里愉快地克服社会差距，但在面对面的修道院小天地里，这就会让人满腹牢骚了——如果没有到公开结仇的地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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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低估这种震动：一个精英化的小团体突然就要接纳出身更普通的人。一旦要发生近距离的接触，每个群体都会感到不自在。穷人出身的修士要受到这样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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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能为现状沾沾自喜，自以为拥有超出在别处（在修道院之外）的自身能力的衣食水平。他们也不能趾高气扬，自以为正在出入于那些过去在尘世中无法接近的人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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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出身的修士也受到了告诫，他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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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起那些摆脱贫困状态而进入这个圣洁团体的兄弟。他们应当为自己与这些穷苦兄弟的友谊而骄傲，而不是更看重那些有钱亲戚的社会地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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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奥古斯丁写的《规程》有点像是解决社会差距问题的禅宗。[13] 《规程》认为，每个兄弟姐妹（该文件同样适用于修女）都要忍耐数不清的怠慢，因为他们的同伴并不来自同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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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着装问题为例。我们知道，在晚期罗马社会里，服装的作用就是展示人的社会地位。这就解释了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在男女修道院中，衣服都是从一个公用的柜子里领取的。要是某位兄弟或姐妹碰巧拿到了一件破旧的袍子，和他/她当初捐献给修道院的质地高档的袍子不能比，情况会如何？作为对人性弱点的让步，《规程》允许这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思保留一件个人的袍子。他们可以这样做的前提是，他们的其他袍子必须放在公用的衣柜里。兄弟姐妹们都要自我调适，慢慢地接受这样的思想：他们的衣服和其他所有一切东西，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它们都属于集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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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决心贯彻这条规定，每周都要大声朗读《规程》，每个兄弟姐妹都要认识到团体之善高于个人的需求（哪怕是在琐事上，比如分发衣物）。对此的认识程度就是检验其精神成长的标准：“按这种方式，你对公益而非自我的关注越多，你就知道自己进步越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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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公益的关切是压倒一切的，理解这种关切的分量与长期影响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要转向更高的层次了。让我们考虑一下：在深思熟虑地写出来的《规程》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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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奥古斯丁、西塞罗与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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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古斯丁而言，修道的实验在诸多方面都是应用社会理论的实践。修道院是一个微观世界，修道院里的生活揭示了一种巨大的、尚未完全实现的潜力，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上帝的全体子民的团结。奥古斯丁始终相信，基督教会那庞大得难以驾驭的宏观世界依然潜藏着爱得如火如荼的可能性。修道院只是这样一个地方：与别处相比，在这里，爱的火焰有机会燃烧得更加旺盛。就像放大镜在日光下制造出来的焦点一样，修道院将弥散的爱聚焦为一个炽热的焦点，正是这种爱将每个基督团体结合在一起。奥古斯丁坚信，修道院所培育的爱为那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指明了方向，那种未来超越想象，远在时间的尽头。那时候，爱的烈焰将会吞没全体被救赎的同伴：“在许多灵魂中间，一座城、一群子民将会升起，他们全心全意地奔向上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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