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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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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26章 帝国的灭亡和消失：萨尔维安和高卢，420～4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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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族群情况的报告：现代学术视角下萨尔维安《论神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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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罗马帝国的最为生动翔实且广为人知的评论，来自另一位在普罗旺斯的避难者——萨尔维安。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就是《论神的治理》（De gubernatione Dei ，即《论神的幸运的治理》）——所有研究晚期帝国的社会史学家都借此书研究5世纪罗马帝国的社会弊病。[1] 萨缪尔·迪尔在他写于1899年的作品中，这样评价萨尔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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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富人和统治阶级的自私感到强烈的愤慨，同时对穷人和受压迫者怀有仁爱的悲悯。如果他生活在19世纪，肯定会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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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的英文译者的话来说，萨尔维安的《论神的治理》“可以题为《一份关于族群情况的报告》”[3] 。这是一份谴责报告。在前一个世纪，学者们从《论神的治理》中努力挖掘导致罗马帝国在西部衰落的其滥权的证据。萨尔维安被当作研究帝国税收系统的主要资料来源，正是这种税收制度消耗了城市的资源，甚至迫使一些体面的罗马人转身投向蛮族和巴高达运动寻求自由。[4] 萨尔维安被认为是见证农民被大地产者压迫的主要证据，这种压迫被许多学者认为宣示着中古时代的来临：“萨尔维安描述了一种原始的封建体制，中世纪法国的一种政治体制的前身。”[5] 最后但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萨尔维安坚持将他所处时代的罗马的罪恶和蛮族征服者的美德进行令人反感的对比。这使他被人公开抨击为失败主义者，甚至是“内奸”。而现代法国人和德国人则提出，他预见到了中世纪早期的发展前景。用萨尔维安译者的话来说：“萨尔维安面向未来，意识到欧洲的命运属于条顿部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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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这样从萨尔维安的作品中收集原始证据来说明帝国的衰亡，对他有所不公。我们只是把他当作了《一份关于族群情况的报告》的作者来对待。我们对于萨尔维安所说的西罗马社会的致命弊病的症状有所了解，却对于他本人关注甚少。我们会争论萨尔维安对时事的针砭是否属实，却没有质疑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作，以及为什么他更关注这些社会弊病而非另一些。萨尔维安成为我们原始资料的来源，我们却没有把他当作活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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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萨尔维安是一个鲜活的个体，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有独特的关注。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捕捉到了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在帝国危机时刻的希望和恐惧。他可能是5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马赛进行创作的。他作品的受众肯定是高卢南部的圣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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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审视萨尔维安和他的读者从相对安全的普罗旺斯所看到的世界。在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曾经的普世帝国开始消失。马赛和阿尔勒周边的区域开始变成拥有独立意识的帝国飞地，它们是帝国的领地，但现在萨尔维安举目四望，在他所处的世界中，帝国只是被其他众多政权包围的政权之一。与帝国相关的“中央罗马性”（使用彼得·希瑟的精当术语）受到了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强有力的替代性认同的挑战。普罗旺斯和南莱茵河谷地带被形成中的蛮族王国以及巴高达运动造成的无政府区域包围。向南跨越地中海，非洲最近落入汪达尔人手中。萨尔维安的读者不再是普世帝国的公民，而是那些居住在旧制度依旧留存的帝国飞地中的居民。他的作品是为了警告他们，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帝国制度现在命悬一线。帝国已经几乎灭亡并消失了：“现在帝国似乎还留存，但行将就木、奄奄一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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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理解萨尔维安为什么这么说。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那些他生动描述的社会弊端——这对他而言只是更深层顽疾的表象而已。这是上帝对自称信奉基督的整个社会毫不留情的裁决。帝国的基督徒已经背离了上帝。由最新的研究可知，对于萨尔维安而言，是教会而不是帝国才是欧洲的病人。帝国会衰亡是因为教会已经堕落了。萨尔维安是如何得出这个惊人的论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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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们的老师”：萨尔维安在马赛，约420年～约4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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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萨尔维安所知甚少，但我们所知的内容十分清晰。首先，萨尔维安不像佩拉的保利努斯，他并没有沦为赤贫。他也不是像阿奎丹的普罗斯佩尔那样的南方人，他来自北方。在奥索尼乌斯时代，莱茵河沿岸边境先前稳固的罗马秩序现已崩坏，他亲历了这一切。罗马世界的北部故都特里尔在十年内遭到四次洗劫。萨尔维安宣称他见过城墙外横陈的腐烂尸体。[9] 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件中得知，他有一位女性亲属受困于科隆。她一贫如洗，无力逃离。她只能转而靠占据城市的法兰克统治阶层中的贵妇的恩惠为生。萨尔维安写这封信是为了向他的圣徒同僚们募集资金，去资助这位女性亲属的儿子——一个“并非来自泛泛之辈家庭”[10] 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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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离开帝国秩序已经崩塌的地区，作为一名难民长途南下，前往帝国秩序依旧幸存的区域。他完成了皈依——转变为一名基督教的苦修者。他的妻子也和他一起加入了这个“我们俩的小皈依”。我们是从一封萨尔维安写给岳父母的唐突信件中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当时还是多神教徒。但即使在他们成为基督徒后，他们依旧对女儿女婿的苦修生活怀有抵触。信件显示，萨尔维安认为，成为圣徒意味着与普通基督徒不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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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20年代中期，萨尔维安出现在勒兰岛。他加入那些和他一样远离世俗的人。他在那时或许已经丧偶。他用激昂的话语来描述勒兰的修道院院长——贺诺拉图斯。萨尔维安称他为“我们基督徒的太阳”。这位修道院院长的短暂缺席就能使修士们感到灰心，就如同乌云遮蔽了阳光。[12] 但萨尔维安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勒兰岛的追随者，而是马赛教会的一名布道者。他成为一名司铎。他一直活到高寿，直到480年依然在世。他比自己曾经在440年前后抨击的帝国活得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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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尖刻的普罗斯佩尔不同，萨尔维安在马赛的根拿丢所著的《著名作家录》（Catalogue of Illustrations ）中颇受赞誉。根拿丢对他使用了“主教们的老师”这样的赞美之词。萨尔维安因高产而著称，“文风华美而直率”[13] 。尽管他中年时期的作品有激进的特点，但萨尔维安并不孤独。他描述并塑造了修士、教士、破落的当地贵族的看法，这些群体对当地统治者的愤慨在萨尔维安笔下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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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为圣徒理解其他圣徒的关注而写作。他的作品在出身勒兰岛的修士-主教中风行一时。在5世纪20年代，他成为尤金尼乌斯的儿子萨罗尼乌斯的导师。尤金尼乌斯是勒兰岛最有名的追随者之一。当尤金尼乌斯在435年成为里昂的主教时，萨罗尼乌斯也在440年之前被父亲安排到日内瓦担任主教。日内瓦是一处要地，这里守望着瑞士的山谷地带，位于通往蛮族世界的边缘地带。443年，勃艮第人的佣兵部队驻扎在此，以提供迫切需要的防卫。萨尔维安为这个位于正在衰落的帝国的边境城市的主教写作，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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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基督教）团体享有的独特恩典”：萨尔维安和教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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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萨罗尼乌斯这样的主教在忧虑蛮族的同时也担心教会的经济问题。他们需要平信徒的捐赠，但他们的注意力并不直接指向平信徒。作为勒兰岛圈子的成员，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更关注内部。就像约翰·卡西安所说的，他们必须面对放弃财富的问题。放弃财富是所有修士和教士的义务吗？他们能期望这些“献身于宗教”之人——如俗人忏悔者、苦修者以及教士——将所有财富捐献给基督吗？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将放弃的财富捐赠给教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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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为人所知的第一部作品著于435～439年，关注的就是这一主题。这部作品名叫《致教会》——全称为《一封致教会的公开信》——后来更为人所知的书名是《论贪欲》（On Avarice ）。作为普罗旺斯避难者的一员，萨尔维安也使用了标志性的笔名。他叫提摩太——就是那位圣保罗时常写信对其提出管理教会意见的提摩太。他特地在一封写给萨罗尼乌斯的长信中解释自己的笔名和作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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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会》是当时普罗旺斯圣徒氛围的典型代表。普罗旺斯圣徒的作品中贯穿着激进主义，他们这么写作是为了使特定的少数人采取更深远和更激进的态度看周围的世界。萨尔维安在《致教会》中猛烈攻击的不是普通平信徒的弱点，他所鄙夷的是那些自称真正基督徒的人——修士和教士——以及那些拒绝将财富捐赠给教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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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苦修者和伪苦修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萨尔维安创作《致教会》时文思泉涌。我们在他对早期基督徒生活的理想化描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他对耶路撒冷社团的理想化描述（如同《使徒行传》第2章和第4章描述的那样）中，他有关教会的观点受到了马赛争论的影响，也受到勒兰岛的修道主义以及约翰·卡西安作品的启发。他提出追求一种类似“最初教会的纯洁性”的激进的修道主义。在萨尔维安看来，早期的基督徒生活在一个“特别有福的时代”。与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乌托邦相比，当代的教会似乎十分堕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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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的思想与约翰·卡西安有许多交集。他们二人在普罗旺斯都是异乡人。卡西安是一名来自多瑙河边境地区、说拉丁语的东罗马人；萨尔维安是一名来自莱茵兰的避难者。他们二人都认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基督教会笼罩在原初教会——最早时代的教会——理想化形象的光环之下。但卡西安更加乐观。对卡西安而言，尽管大多数信徒的热情都冷淡了，但原初教会的团结精神似乎作为珍贵的遗产保留了下来。这种精神依然能在埃及的修道院中，以及适当重建的高卢教会中找到。[16] 相反，萨尔维安在他的《致教会》一书的开篇就明言，这种完美的精神曾经存在，但早已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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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最早的团体——原初教会——享有的独特恩典已经远去了……现在的基督徒和曾经的基督徒相比是多么不同！……以自古以来闻所未闻的方式……教会在它富足之时衰落了，在它获利之时退化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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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萨尔维安而言，原初教会的光辉形象盘旋在他的时代之上，成为一种永恒的指责——一种历史意义上的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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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的原初教会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一种想象，它更像5世纪的勒兰岛而不是1世纪的耶路撒冷。他将其想象成由一群将财产捐献于教会福祉的富人组成的社团。在高涨的热情之下，耶路撒冷的富裕基督徒们听从基督的教导：“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19：16[18] ）相比奥古斯丁——甚至卡西安，萨尔维安不那么重视与耶路撒冷团体有关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分享。相反，他认为耶路撒冷团体是一群富人的集会，他们通过将财富捐献给教会来换取“天国的财宝”[19] 。当提及早期基督徒时，萨尔维安使用了赞美阿尔勒的修士-主教希拉里时所用的语言，这些语言在十年之后铭刻在希拉里的石棺之上——这里长眠着一个人，他“通过此世的捐赠来追寻天堂，现在，永远”[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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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以到达天国为目的，使财富的使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而在萨尔维安眼中，原初教会里并没有穷人。那些“急须”从最初基督教团体所捐献的财物中受益的人并不是真的穷人，他们是“神圣的穷人”，是萨尔维安时代“圣徒中的穷人”。他们是期望得到富裕平信徒支持的贫穷修士和教士，就如同三十年前哲罗姆攻击维吉兰提乌斯的时候期望获得赞助一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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