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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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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27章 “为保意大利的安全”：罗马与意大利，约430～约5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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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的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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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长官埃提乌斯在高卢赢得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之后，于439年回到了罗马。元老院为了庆祝此次凯旋，为他在自由殿（Atrium Libertatis）中竖立了一座金雕像——自由殿位于罗马广场上方靠近元老院的位置。这座雕塑的基座被保存了下来。它由一块中等规模的石头制成，上面刻有小号的精致文字。这个基座现在竖立在元老院的入口旁边，并且常常被游客忽视。在这篇铭文中，元老院表彰了埃提乌斯“为罗马帝国收复高卢”赢得的一系列胜利。最重要的是，他们特别表彰埃提乌斯通过赢得这些在遥远地区的战争而“保障了意大利的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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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一个地方性的观点。汪达尔人于406～439年对迦太基展开征服，所带来的第一次灾难性的暴力冲击已经瓦解了帝国的西部。许多地区已经失去了（或者即将失去）对于国家或是帝国的归属感。在西玛库斯时代（距此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为埃提乌斯竖立雕像的罗马元老院仍旧将自己视为罗马世界的核心象征。但那时的世界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现在，罗马元老们（多数是出身于罗马的贵族）再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眺望，只见战火已蔓延至从高卢到西班牙的大片地区。似乎只有意大利由于包含了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爱奥尼亚海的一系列复杂多变的地形，才成为少有的安全地带。[2] 尽管萨尔维安在近些年有关高卢的写作中称帝国实际上已经“几乎瓦解”，但在意大利，这个帝国仍然十分具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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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和意大利中部以及南部地区，认为古老的罗马政体在动荡中得以完好幸存下来的想法被普遍接受。相比之下，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则是另一幅景象。作为连接高卢和巴尔干地区的通道，这里经常被战乱侵扰。而且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已经习惯了蛮族在这里进行活动。多个世纪以来，这里的罗马平民都处于以蛮族人为主的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影响之下。从安布罗斯时代开始，协助聚集在如米兰或拉文纳这样的行政中心王宫周围的军队，就已经成为意大利北部罗马人的一个重要财源。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最终蛮族的统治是从意大利内部发展起来的而并非由外部入侵导致。这也意味着蛮族军事部落势力在意大利北部最终赢得了胜利。在476年皇帝匆匆退位以后，权力就落在了出身于蛮族部落并长久盘踞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强势人物手中——第一位是奥多瓦克（476～493年在位），之后是狄奥多里克（493～526年在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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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大利北部的“政治温室”[4] 环境相比，罗马、意大利中部和意大利南部地区以较为缓慢的节奏发生着变化。对于这一地区的上层人士来说，“保障意大利的安全”意味着两件事情：保存罗马这个辉煌的城市；与此同时，发展一种足以在这个新的萧条时代供养他们的农业经济。那么基督教会，尤其是罗马的基督教会，是怎样适应这样的角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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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一种新的关于罗马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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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抛弃深深植根于现代学术中的有关5世纪罗马历史的两种叙述模式。一种观点强调，在410年罗马被哥特人攻陷以后，罗马皇帝就永远抛弃了罗马城，他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被教宗填补。在5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失去了皇帝的罗马也就立刻成为“教宗们的罗马”。另一种观点是前面这种历史叙述的推论，它认为，罗马元老院迅速与罗马教宗联合了起来。学者们通常相信，在5世纪早期，皈依基督教的元老们就开始用自己的财产来支持一个富裕的基督教会，而这种联盟也导致了深受罗马贵族精神影响的基督教的兴起。这种现象被看成一次双赢的变革。人们认为，它以基督教的形式保存了古典罗马的传统。在西部帝国经历如此之多暴力与毁灭的黯淡时代，人们不禁思考，还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比罗马精神更值得保护。对于学者以及普通读者来说，想象一个在5世纪变化微小的罗马总是令人振奋，因为基督教的领导者们已经比罗马人更具有罗马精神了，罗马，被当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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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们以及渗透在其中的传统受教育阶层的领地。基督徒们已经意识到了传承古典历史传统的责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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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宗和他的教士们来说，同罗马贵族的结盟则代表教会在罗马站稳了脚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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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理查德·克劳特海默——一位研究5世纪基督教建筑的大师的意见。但我们已经了解到真实的故事并非如此简单（即使仅考虑最后一个十年也是这样）。菲德里克·马拉奇在一篇观点独到的论文中这样总结了新的看法：“理解罗马城市的关键……是理解其复杂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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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奇准确地指出，5世纪并非以多神教罗马向教宗罗马的轻易转化为特征。与之相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充满紧张因素的局面，它延续了4世纪罗马的动荡不安。如我们所见，在4世纪的罗马，许多团体满足于自行其是，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在城市中实现了对其他群体的完全统治。这种局面在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得以延续。在这样一个存在若干相互隔阂的社会势力的世界中，主教与教士群体很晚才逐渐兴起并成为城市生活的统治力量。这发生在5世纪晚期和6世纪早期——辛普利修斯（468～483年在位）、格拉西乌斯（492～496在位）和西玛库斯（498～514年在位）担任教宗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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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教并非通过与元老院联合才成为领导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都是在与元老院的对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对教会自治持鼓励态度。到500年，随着教会在意大利南部拥有了由主教和教士们精心管理的大量地产，这种自治意识也进一步增强。为了宣示这种自治权，主教和教士们开始无视元老院。他们延续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在教宗达马苏斯时代开启的变革。达马苏斯和他的继承者们已经在小贵族的支持下将教士推到了历史发展舞台的中央。而5世纪的局面有利于教士在之后的时间里进一步发展成为罗马的“第三等级”。我们现在需要考察教士阶层是如何在城市中迎来最终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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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皇帝在5世纪的罗马没有任何影响的观点。实际上，皇帝们在这个世纪比在前两个世纪都更加频繁地居住在罗马。罗马像拉文纳一样充当着帝国的首都，它为这个逐渐衰落的帝国的统治者和他的宫廷提供了一个仍旧壮观的活动背景。当皇帝们在罗马城居住的时候，宫廷和它的常驻官员通过精心重建的食品配给制得到了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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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宫廷开始向教会施加影响。在整个5世纪上半叶，皇帝和大臣与地方捐赠者们拥有同样数量的大教堂。安德鲁·季耶特用简洁的语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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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克斯图斯三世（432～440年在位）和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改变了罗马的城市景观……他们的工作经常被认为体现了教宗在城市中新建立的权威……但这些工作是在皇帝的干预下而非摆脱了皇帝的影响进行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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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西克斯图斯三世在埃斯奎诺山顶建立了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它使旁边那些冠名教堂相形见绌。教宗得以居住在过去曾广泛分布着元老房产的地方。[9] 我们今天仍能在后殿前的拱门上看到大型镶嵌画显示的内容。罗马凯旋艺术用视觉语言广泛宣传了罗马教宗在如帝国一样幅员辽阔的基督教世界做领导者的权威。这座教堂被西克斯图斯三世献给了上帝的子民，即那些被上帝选中的罗马会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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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的建造并不应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多地归功于西克斯图斯三世的个人主张，它有可能是在皇帝资产的支持下才建成的，并且在建造的各个步骤上都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和帮助。[11] 值得注意的是，西克斯图斯三世为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捐赠了用12磅上好黄金制成的酒壶。黄金就好比帝国的指纹，它的使用暴露了宫廷在教会事务中的积极干预。自君士坦丁的时代以来，黄金礼拜托盘第一次出现在了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和其他地方。[12] 西克斯图斯三世的时代因此经常被描述成教宗罗马的第一个伟大时代。对居住于罗马的皇帝和统治阶层而言，由宫廷协助修建的如圣母玛利亚教堂之类的教堂代表着君士坦丁治下黄金时代的短暂回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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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罗马贵族家族并不一定为罗马教堂提供了比4世纪时更多的经济支持。有些家族的确捐献了自己的财产，但大部分家族其实没有这样做。相比为礼拜堂和修道院投入大量金钱的君士坦丁堡贵族，罗马贵族对教会的贡献较小。但廷臣、官员以及之后十分活跃的军人都在罗马教堂中相继留下了自己的影响。正是他们——而非元老贵族——重修了教堂，提供了镶嵌画和奉献。事实上，在为教堂捐献土地这件事上，贵族比平时表现得更加吝啬。他们将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以致贵族们几乎垄断了城郊土地——城市外面进行集约耕种的土地，那是上等地产——而教会在500年左右的时候只拥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土地。总之，在5世纪，贵族的财产并没有大量流入教会手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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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世纪的很多大贵族来说，与4世纪一样，罗马仍首先是一座辉煌的古代城市，它那些被认为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还很明显。罗马到现在还没有变成一座由基督教礼拜堂统治的城市。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在罗马定居的元老们轻易地融入这座城市的古代文化背景之中。在比我们预期的更久的岁月中，他们之间的很多人是隐藏了身份的多神教徒。我们已经讨论过小梅兰尼娅的舅舅沃鲁西亚努斯，他在罗马沦陷后迅速对基督教做出批评，而这又促使奥古斯丁写作了《上帝之城》来进行回应。直到437年，沃鲁西亚努斯仍然是一位多神教徒，尽管在名义上他已经在基督教堂被登记为新人，但他直到临终的时候才接受洗礼。[15] 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有很多像沃鲁西亚努斯一样的人，他们在上层社会中的存在被一种“沉默意愿”掩盖起来。他们虽然生活在上层社会中，但是没有一个人谈论他们。他们的存在嘲弄了社会的公共宣传，因为人们宣称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世界的唯一宗教，而多神教将永不存在。[16] 但事实正如生活在5世纪中叶罗马的非洲作家阿尔诺比乌斯所指出的那样，对许多富有的人来说，基督教《诗篇》和基督关于施舍的教导仍然是“毫无意义的小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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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出人意料地在社会中持续了很久。直到494年，教宗格拉西乌斯声称受到了冒犯，因为元老院成员仍旧在支持可以追溯到罗慕路斯时代的牧神节。每年的2月14日，年轻人在城市中裸奔，一边哼着淫秽下流的小调一边抽打那些被怀疑不道德的妇女——在这种场合下（为了赶时髦），他们还可能哼唱讽刺格拉西乌斯手下一位教士通奸的曲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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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贵族阶级中的虔诚基督徒甚至也会为了维持城市娱乐和家族荣耀，而对圆形大剧场和马克西穆斯竞技场投入比对教会更多的时间和金钱。494年，弗拉维乌斯·都尔奇乌斯·鲁菲乌斯·艾斯特利乌斯任执政官，他的这个名字就代表了贵族家庭的融合，如同中世纪晚期的纹章盾牌上的多分栏标志一样。通过留存的两份手抄本的署名，我们发现艾斯特利乌斯不仅编订过维吉尔的《牧歌》，而且还编订过近期基督教诗人赛杜里乌斯的作品。他已经将财产花费在了罗马。作为执政官，他为了他挚爱的城市将“千金散尽当作一种荣耀”。[19] 但是这座城市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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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庞大的人口规模是显而易见的”：5世纪罗马城的人口与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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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研究5世纪和6世纪早期的学者不得不尽可能接受这一时期特有的资料空白。城市的人口，这个对任何有关这一时期罗马社会经济史的可信叙述都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仍然是未知的。有关4世纪和5世纪初期罗马城市食品配给制的法令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数据。在367年，罗马似乎有30万人接受了廉价猪肉。罗马陷落于哥特人之手之后，仍有12万人。晚到452年，350万磅猪肉被提供给141120名市民。尽管在410年后人口规模大幅衰减，罗马仍然是（至少根据书面记载是）地中海世界规模最大且拥有最好供给的城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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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许多学者看来，这些数字太过美好以至于不可信。他们认为罗马不可能在整个5世纪都保持这样的人口水平。他们断定，由汪达尔人征服迦太基所造成的罗马从非洲获得的粮食和橄榄油供给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21] 此外，在罗马城郊和伊特鲁里亚南部工作的田野考古学家也指出了一次突然且难以预料的土地荒芜现象，而且这些土地曾经被用于为罗马市场发展密集农业。[22] 在450年以后，罗马周边整片乡村的突然消亡也许是一个警告标志，而我们正在考察一场寂静且规模巨大的灾难所留下的痕迹——一个城市的消亡。但在400年，这里还是地球表面上最大的人类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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