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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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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汕对南洋的人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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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本地教会与海外潮人教会的发展并不均衡。从长老会方面看，潮汕教会的发展速度、规模要远高于新加坡教会。根据统计，1904年汕头长老大会有完全堂会18个，未完全堂会54个，在任牧师9名，布道员45名，而南洋长老大会该年完全堂会是7个，未完全堂会4个，在任牧师2名，布道员6名。(31)1906年汕头长老大会有在任牧师10名，布道员51名，长老53名，执事97名，而南洋长老大会在任牧师1名，布道员8名，长老11名，执事10名。(32)1909年汕头该会有完全堂会23个，未完全堂会51个，在任牧师12名，布道员48名，南洋该会有完全堂会6个，未完全堂会6个，在任牧师1名，布道员9名。(33)1914年汕头有完全堂会30个，未完全堂会48个，在任牧师15名，布道员61名，南洋有完全堂会6个，未完全堂会7个，在任牧师2名，布道员8名。(34)很显然，无论就堂会数量还是宣道人员来说，潮汕本地教会的实力都要强于新加坡南洋长老大会。事实上，两地长老会的实力对比更明显地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对比上，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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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长老会海外宣道区信徒人数一览表（1872—19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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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05．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3，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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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ur Mission in the Fast East 1847-1907”，No．2015，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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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0．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7，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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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3．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8，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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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5．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9，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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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6．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0，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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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1941．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7，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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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1948．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8，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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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汕头长老会的信徒人数是南洋长老大会人数的4倍多，且前者与客家地区的五经富大会合为一总会，实力又增加不少。正因为如此，潮汕本地教会可以给予南洋教会以一定的帮助，尤其是在教牧和宣道人员方面可以给后者实际的支援，潮汕本地的传教士也常因“公事”到实叻考察和短期传教(36)。不过，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潮汕教会的教牧人员到南洋布道多数都不是本地教会方面的安排，而是教牧人员的个人行为。如1901年晋名为牧师的詹承波在担任孚山、黄冈等会的几年职任后，(37)不久就到南洋传道，但从潮汕长老会后来取消其调理宣道会职任一事看，(38)他去南洋应当不是受本地教会的派遣，而是一种个人行为。当时像詹承波这样到南洋的布道人员应当有不少，实际上作为一个群体布道人员与普通潮人一样也经常“过番”和下南洋。根据詹承波的说法，当时“星洲传道之风”颇盛，不过前往传道者“多假薪以营园业”，换句话说，传道并非主业，领取教会的薪金乃是其经营种植业的一种辅助手段，不过，詹承波本人则是不领薪的“自食己力”者，只是在工作之余顺便“作圣工”。(39)这些布道人员到南洋，有一些是迫于生计的压力到南洋谋发展，但也有因为在潮汕本地遭遇种种不如意之后往往会寻求到海外去谋求发展者。曾在汕头教会很有影响的郭景云牧师就是因为内部的人事冲突而“卸任”，(40)后来接受星洲教会的聘请，远赴南洋传教(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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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潮人教会的发展情况限于资料无法详述，但是很清楚，该地也是海外潮人的一个较集中的居留地，有比较成熟的潮人社区，所以潮汕本地布道人员亦愿意前往宣道。如1922年7月汕头堂会牧师黄寿亭在与西教士会和汕头中会发生一系列冲突之后，黄寿亭提出“请假休养”两个月时间(42)，随后就携眷南渡来暹罗，黄寿亭离开汕头赴暹罗当不是受教会所派，而是失望后的负气出走，因为他走时，并没有办理任何交接手续，他是在当年10月从暹罗向汕头长执会寄辞职信的(43)，而他在任时所收取的传道银等款项则是到暹罗后的次年才从那里寄回来的(44)。不过教会中枢并未因此深责黄寿亭，教会在此期间因遭遇前所未有的八二大风灾，损失惨重，还特地委托在暹罗的黄寿亭“实力募捐，以助遇灾堂会”，而其路费可由中会发给(45)。黄寿亭到暹罗后任职于圣经公会，兼摄理义福巷礼拜堂之牧职，其间曾竭力提倡成立暹罗基督教华侨区会（当时称为中会），该会即后来泰国基督教华侨区会之前身。(46)黄寿亭在暹罗任职一段时间后，适逢从汕头堂会中分离出来的本色教会汕头新中华基督教会聘请牧师，黄寿亭又成为其首任牧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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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潮汕本地教会与南洋和暹罗等地教会有非常密切的人员往来关系，两地教牧人员经常发生交流，再加上相对优厚的薪资以及海外潮人的盛情邀请，所有这一切使得尤其是本地教牧人员非常愿意到南洋等地教会去任职，甚至一些在教会中担任重要职务者也愿意下南洋。如曾经担任过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常委会主席（按：即会长）的杨作新在1948年竟然也向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提出要求去爪哇或暹罗任职，(48)而南洋中华基督教长老大会救恩堂也监选杨作新为其堂会牧师，这说明双方的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是十分紧密的，不过，杨当时任职的第六联堂却不愿意让杨离去，他们接此消息后“惶悚莫名”，立即召集会议，上书汕头区会，提出该联已有近十年没有得到实任联牧，多是区会牧师摄理，自从杨作新主政以来，成绩斐然，杨的确是“此地最适最宜之牧者”，现在“一旦他去，则影响所及，不堪设想”，因此该联“一致通过坚决挽留”，除了派代表“多次多方向杨牧表示”外，也要求区会考虑该联会众“全体热烈急迫之情绪”，不要批准南洋大会的要求。(49)不过，区会在考虑和协调各方利益与立场后最终还是让杨作新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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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宣道会人员在潮人本地教会及海外教会之间的往来与工作则主要是体制性的流动，并不是个人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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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潮汕本地教会与海外潮人教会有很紧密的联系，从宣道角度看，其中有的尚且属于同一教派，为同一宣道会所管理，在人员往来的过程中也曾经有人试图在海外教会与本地之间建立更密切的组织联系，使海外潮人教会隶属于潮汕本地教会，但并不成功。1911年旅居香港的汕厦堂会（从其名称可知为潮人、闽南人堂会）教友上书请汕头长老大会立邱家修为其牧师，大会答应其请求，并要求以后其牧师长老每年可来汕头参加长老大会，并可将其长老会簿、长执会簿缴交大会，由大会查察，其每年费用、银项也应寄来，以便汕头大会可以合结总数。邱家修本人也表示愿意去香港任牧师，此事遂定。(50)这说明早期香港长老会与本地教会联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教友希望与潮汕本地教会在组织体制上建立从属关系，所以汕头长老大会才会提出上述要求。不过，邱家修在香港任职时间并不久，数月之后就提出辞职，(51)而根据汕头大会所派出的专使调查的情况看，主要原因是该堂会“教友之心尚未同心全归”汕头大会料理，所以由汕头长老大会直接管理香港汕厦堂会的计划没有获得成功，不过，汕头长老大会认为该处传教之事“实为紧要”，所以愿意帮助该堂会代请先生传道。(52)两地教会仍维持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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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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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洋对潮汕的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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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潮汕本地教会对于海外潮人教会发展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为数众多的信徒和宣道人员的话，那么海外潮人教会对家乡教会则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帮助。长老会的各项事业实际与潮汕对外贸易网络有着密切的关系，商贸路线实际就是侨资输入的路线，也是潮汕教会与南洋教会人员往来的路线。由于香港在19世纪5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港叻暹汕贸易体系中居于中转站的位置，港汕两地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港汕西人成为一个群体，这些人成为长老会事业的支持者。南澳大地震时福音医院就向这一群体募捐6000余元，用于救灾。而潮汕本地商人则是这一贸易体系的主要成员，在香港成为自由港后他们大批进入该地从事贸易，早在1868年潮州商人就在香港成立了南北行公所，成为当地第一个华商集团，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同业组织。(53)这些商人也是长老会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1918年汕头福音医院财政遭遇危机，入不敷出，有近百家的香港商行捐款大洋2135元，其中著名的乾泰隆行和元发行各捐款100元。“八二风灾”后旅港潮州八邑商会汕头赈灾团给福音医院捐款大洋3000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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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地区的抽纱业本由传教士引进和推广，(55)到20世纪30年代抽纱品已成汕头海关的大宗出口货物，其中1935年出口额为4747712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8％。(56)不少教友因经营抽纱业而致富，他们往来香港、上海等地，不仅构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而且在沪港两地自成一信仰团体，是两地潮人基督教会的创始者和骨干成员。如香港潮人初创的教会组织“潮人聚会处”，就是由潮属从事抽纱业的会友发起成立，正式成立时命名为汕厦堂，“一战”时一度停止，后来复会时也是由从事抽纱业的会友发起的。(57)上海的潮人教会也是这样成立的，曾经担任岭东旅沪中华基督教会董事的赵资光从事抽纱业，在岭东教会内也很活跃，担任过汕头伯特利堂长老。(58)这个基于相同信仰的同业群体成为长老会慈善事业的重要支持者。(59)“八二风灾”时，潮汕旅沪救济会（Swatow-Shanghai Relief Committee）的捐款高达10214元，(60)该会有不少成员就是抽纱商人。抗战时期，英国长老会从英国募集到150英镑购买粮食，赈济潮州府灾民，(61)但这笔钱显然远远不够，幸得“汕头抽纱联合会（Swatow Embroidery Firms Association）捐出大宗款项，才保证为200户教外之人提供两星期一次的大米供应”。(62)截至1941年3月汕头抽纱联合会实际捐款7000元，救助对象增至250户，再加上其他捐款，此项救济工作才得以继续。(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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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开始，这种经济上的扶植则更加趋于频繁。抗战时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本地教会在财政方面面临诸多难题：(64)首先是区会财政部人员分散，职员因时局关系“天各一方”，很难在一起磋商解决问题；其次，币值日低，物价飞涨，尤其是完整区与沦陷区币率相去悬殊，堂会力量强弱很难决定，这样财政措理在技术上就平添许多困难；第三，最关键的是，财政“极度拮据”，教友生活“日益窘蹙”。在这种情况下，区会财政部部分职员“只得勉尽罗掘之方，函电纷驰”，请求各方面支持，除了先进教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协进会等国内机构给予大力援助外，澳洲潮人中华基督教会、暹罗黄桥堂会等也先后“叠颁巨款，教牧生活赖以稍舒，贫困同道得沐其泽”。(65)抗战后期是潮汕本地教会极困难的时期，海外潮人深以家乡为念，南洋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在召开会议时所属各堂专门为潮汕信徒捐款，其中峇株巴辖堂捐款45.07元，后港堂捐款18.45元，巴罗堂20元，居銮堂20元，士乃堂74.2元，哥踏丁宜宣道所12元，柔佛堂22.06元，嘉东堂50元，惹难沙黎堂122.66元，利丰港堂16.32元，武吉的吗堂32.7元，合计433.46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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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国土重光，但是人民生活的困难并未解除，甚至“苦况比战时尤重”，在潮汕地区因“久旱成灾，赤地千里，灾况日见严重”，教会中人“目击心伤”，他们自然深明“宗教与生活之密切”关系，所以“分函侨外各地同道，报告灾况，请求救援”。(67)他们的呼吁得到海外潮人尤其是潮人教会和信徒的积极响应，1945年10月1日至1946年12月31日，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接受海外潮人捐款，澳洲潮人教会赈国币2184900元，生命堂赈款1000000元，刘业基同工赈款600000元，郑谦受教牧赈款1000000元，南洋长老大会1275000元，香港潮人礼拜堂赈款1877200元，实叻长老会赈款1776000元，黄桥救济同工赈款200000元，合计9913100元，而同期汕头区会总的收入为43260604元，(68)也就是说海外潮人的捐款占到该区会总收入的23％，这实在是一个不低的比例，在战后一段时间内，正是物价飞涨的困难时期，海外潮人的捐款对本地教会的维系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后，亦时有捐款，只是先进教会的拨款比较顺畅，所以捐款数次都有所减少。1947年1—6月汕头区会，有克敏、昆仲900000元，实叻赈款国币2，000，000元，黄桥堂存款母利17，500元。(69)海外潮人情系家乡，除了赈灾等特别捐助外，一些专门性的教会福利事业要仰赖他们的捐助，如中华基督教会建设百龄安老院时就曾向暹罗黄桥堂求助(70)。对于海外潮人惠款救济，本地教会“实深感奋”，并托郭启瑞在巡游海外时代表本地教会表示“感谢”，并报告本地教会发展的情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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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潮汕地区在1946年遭遇多年未遇之旱灾，教会经济受到极大影响，许多信徒的生计非常困难，为此汕头区会的教会领袖分别以公函和私函的形式向海外潮人募集经费和物质。海外潮人教会接函后都积极募捐，很快给予回复，下面是新加坡中华基督教生命堂长执会主席郑胜初1946年7月10日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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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纯牧师大鉴：敬启者，前上一函谅蒙亮察，兹得悉令郎在战时为国牺牲，可惜可敬，愿我们明主道者引以为慰为荣。兹本堂为潮汕教会捐款（前函述及）数目国币奖金四佰万已委郭克明君络续寄上，到时祈查收分发于困苦同道，并祈将情形回知，以便此间回复会众。再者兹由董恩典先生接得一单，得悉所列汕头困苦同工分列甲乙丙丁诸等，甚感，兹由此间王美敬长老自己家庭礼拜时奉献得国币五万元，并议决送与列甲等者即最苦者，接款之后也祈一并分发，以后或可继续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