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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敌人”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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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长老会企图直接从南强师生手中收回学校的尝试失败后，转而主要采取外交交涉的方式，希望以此恢复华英。不过此时汕头交涉署的主管官员已经位置易人，马文车因擅自收回常关被广东国民政府撤职查办(115)。马文车的被撤职使教会方面对解决校产问题又充满期待(116)。2月22日，英国驻汕头领事和华河力会晤新上任的交涉使，该官员姓李（名字不详）。对于此次正式会晤，李交涉使在事先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没有征求华河力等的意见之前，就召集了陈雨亭的三个儿子（以四子陈玉锵为首），另有陈小豪和一名南强教师也参加此次会晤。显然，在会晤之前交涉使心中已有了定见。会见开始后，华河力拿出了从香港取回的当初与陈雨亭签订的英文正本契约，以及作为附件的中文译本。交涉使立即指出英文本契约与中文版合约的不一致，并质疑英文正本契约的有效性，英国领事对此表示抗议，但没有用。接着，英领事质问如果英国长老会对校产的主权被否定，那么是不是南强就可以拥有该校，果真如此则依据何在？对于这个问题，交涉使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应当由陈雨亭的儿子们决定，因为他们代表陈雨亭，而陈雨亭的儿子们则当场表示，愿意将华英校产交给南强，华河力等又表示抗议，仍无济于事(117)。华河力等原以为拿出契约这个最过硬的证据就可以争回华英，却不曾料想外交形式的双边会晤几乎变成了中国内部的会审，更没有料想到对方根本不按规则出牌，对自己所提供的证据完全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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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外交较量中交涉使之所以占得上风，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陈玉锵为代表的陈氏家族的出场。在20年代，陈氏家族产业虽然不如陈雨亭时那样鼎盛，但仍颇有实力，陈雨亭之长子玉坡、次子玉峰均从商，四子陈玉锵在民国初年已是汕头商会中有头脸的人物，曾担任汕头商会公断处长，十子玉潜在商界也颇有影响(118)。陈氏家族出面收回华英肯定不是从经济上考虑，收回后也是交给南强诸人管理，后来陈玉锵为了维系南强还曾给予资助。将已经捐出去的东西收回，单从这一点看就可以肯定，那就是陈氏家族与教会的关系已十分疏远和隔膜，否则陈家断不会拉下脸来，采取如此非常之措施。个中之原因可能与陈雨亭诸子均不信教有关，这样陈雨亭一去世，则陈家自然与教会渐行渐远。同时也可能与教会在如何对待陈氏家族的问题上处置不当，对陈家这个曾经对华英的创办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家族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陈步銮（玉坡）空有董事之名而无其实(119)。这一点可以从华英收回后陈玉锵亲自担任南强的董事长得到证实(120)。而陈玉锵之所以信任和支持陈小豪等南强师生，与陈小豪当时在汕头的地位和影响也有一定关系，早在1922年汕头“八二风灾”时，后者就与陈玉锵一并成为汕头赈灾善后办事处的职员，而这个所谓的办事处基本上是由政府官员与社会名流构成。(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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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酝酿建立南强之初，学生就宣称陈雨亭的两个儿子愿意帮助他们争回原华英校产(122)。本来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信号，应当引起教会的高度重视，但是，我们从相关的档案文献却找不到教会与陈家接触或交涉的材料。如果将时间再向前回溯，在1919年的风潮中，华英学生就提出了学校的所有权问题，如果那时教会及时与陈氏家族修复关系且维持下来，则后来南强必然失去收回华英的基本理据。教会之所以不重视华英校产与陈家关系的说法，是因为教会方面认为，既然陈雨亭已经将校产捐给教会，则自然归教会所有，从现代法律的角度说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尽管教会在华英20年的发展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华英后来能够发展成为潮汕地区水平最高的学校，绝非仅仅依靠陈雨亭的捐助就能够达到，但是，在潮汕人和陈氏家族的记忆中这所学校就是陈雨亭捐款办起来的，这种历史记忆背后折射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法律伦理观念，即受赠者应当永远感戴捐赠者，包括其后裔，否则就会被视为忘恩负义，捐赠者及其后裔随时有权收回当初的捐赠。而华河力对这种奇异的观念居然得到官方的认可表示不解。(123)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回华英校产，既是产权之争，也是文化和观念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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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李交涉使在一封致汕头英国领事的公函中详细阐明了他对华英校产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在研究这份契约文本和询问当时参加契约签字的证人后，他认定英国长老会利用了、欺骗了诚实厚道的陈雨亭老人，因为老人当时卧病在床，神志不清，现场出席契约签字的只有英国领事和其他几个英国人，他们知道陈雨亭不懂英文，所以就将英文合约作为正本，而将中文文本合约作为副本，这是对老人的欺骗，且当时老人因病重已无法签字，是由其长子陈步銮（即陈玉坡）握着其父的手在床上签的，而陈步銮也不懂英文，所以当时在合约上是用中文签字。因此该契约之英文文本无效，应以中文文本契约为正本。交涉使进而指出，中英文本契约内容有差异，根据中文文本陈雨亭是将校产托英国人保管（to entrust to their care），而不是“赠与”（to make a gift to）英国人，且契约上说该财产是“公产”，不能被用作其他用途，既是公产，那么它就不是英国长老会的私产，所以不是中国人强力占有了英国人的财产，而是英国人企图强力占有中国人的财产。交涉使还认为，陈雨亭当初捐资两万元建设华英是为了教育中国青年，因为他信任英长老会，所以委托其保管校产，并聘英国人来管理学校，20年后的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汕头人民包括华英的师生都不再信任英国人，且华河力又将学校关闭，违背了捐资人设立学校教育青年的宗旨，所以理应由中国人收回自办，而对于英国人以前提出的英方对华英捐赠金额及捐款人名单，交涉使认为该数目系教会一面之词，从未向社会公开，所以其所提供的数据不足为凭。最后交涉使以威胁的口吻要求英国长老会接受他的裁决，否则就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不幸事件的责任(124)。交涉使的主张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描述了签订契约当时的具体情形，以陈雨亭当时思虑混乱和不懂英文来否定契约的合法性，如此详尽的签字细节肯定是陈氏家族的人提供的。二是提出了公产和保管的说法，以此否定长老会方面的产权要求。公产说并非交涉使首创，实际上在1925年就由南强学生提出，交涉使不过是使之更为完备而已，而保管说虽是前交涉使马文车所创，但在李交涉使的信中得到了仔细论证，显然，李坚持此说固然与中文契约文本有一定关系，但实际上仍应是其与陈玉锵等人仔细商议后所决定采取的策略。应当说，陈氏家族在收回华英校产问题上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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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河力在3月1日致宣道部总干事安饱德的信中及1926年出版的关于华英事件的两本小册子里，逐条反驳了李交涉使的看法。首先，华河力认为在签字问题上教会根本不存在所谓欺骗问题，因为签字是在陈雨亭去世前一个多月，当时陈雨亭本人思想清晰，且该契约并不是突然签订的，而是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反复讨论，陈雨亭早就清楚契约的基本内容，之所以迟迟未签字，是因为学校地产的购买事宜一直未能确定下来。华河力认为陈雨亭不懂英文的说法也靠不住，因为据与陈雨亭交往密切的人的看法，陈雨亭“熟悉普通英字，而谈话亦颇明白”。证诸其他材料，应当说华河力所言非虚(125)。所谓中英文契约绝不相同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中文文本就是根据英文文本翻译的。不过在稍早的另一封信中华河力承认，英文文本中的held by the mission in perpetuity在翻译成中文时漏掉了in perpetuity（永久），华河力认为这是一个不幸且明显的疏忽(126)。关于“公产”的说法，华河力认为其意义指涉十分明确，只能理解为英国长老会的公产，“断非其他人之公产”，因为当时契约文本中使用“公产”二字是援照清朝同治年间所规定的教士在买地建堂时应在契约内载明“为某某之公产”之旧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能被曲解。至于“保管”一说，华河力认为这是交涉使的有意捏造，因为中文本原文并不是“保管”，而是“管正”，既为管正，则长老会自然对华英享有完全主权。华河力还对所谓人民不再信任英国人的说法给予了反驳，他认为华英创办廿余年，潮汕人士均极力赞成捐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怎么能够说人民不再信任华英呢，华英之暂停纯粹是政治紧张所致，长老会随时准备重开，怎么能以人民不加信任就进行霸占？华河力还认为，陈雨亭之子违背其父当初创办华英的本意，就丧失了代表其父的资格，他们现在的表态并不具有效力(127)。从法律的角度看，华河力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大革命时代的主旋律是反帝和爱国，基督教既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则自然是革命的敌人。事实上华河力也明白对方确已把自己当作敌人，既是敌人，就自然以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而敌人是不配享有公正的(128)。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辩解都不是直接回应交涉使本人的，显然，汕头教士会和华河力本人已经不对交涉使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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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汕头交涉署打交道失败后，华河力等意识到收回和重开华英将是十分艰难的，即使针对英国人的罢工抗议运动结束，国民党新政权能否让华英继续存在仍是有疑问的(129)。但华河力等人不愿放弃，因为聿怀已经合并进华英，现在华英又停办，则潮汕教会子弟的教育就成了问题，所以必须力争。既然在汕头难以打开局面，教会方面就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直接与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交涉，交涉的结果是，尽管该部长不能完全承认英国宣道会拥有华英的产权，但同时他否认南强存在有任何合法性，要求汕头交涉署让南强人员马上离开华英(130)。在英国领事的强烈要求下，交涉使遵循广州国民政府的指示，下令让南强师生离开学校，但南强拒绝执行，在1927年春季照样开学，对此教会无可奈何(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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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强方面，陈小豪等一直在竭力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学校初中和高中部均招收新生，同时还招收部分插班生(132)。但是由于南强校方与长老会方面在校产问题上的纠缠，学校运作起来难度很大，而作为校长的陈小豪与各方关系也并未理顺，所以在第二年就别有所图，将校务交给原华英旧教员蔡绍祥代理，到学期末乃正式向校董会辞职(133)。陈小豪辞职后，南强学生中的各派别以及校董会在校长人选上更是争斗不已，到学期末校舍甚至被租借给政府宣传培训学校作为宿舍(134)。首倡其事的校长已经另谋高就，学校群龙无首，管理自然十分混乱，再加上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得以陈玉锵为首的诸校董不堪重负。陈玉锵本人多次接济南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校董们不得不考虑扔掉南强这个包袱。与此同时，汕头市政府方面一直希望将南强改为市立中学，市长张永福亲自与南强校方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但南强尚未被接管张即去职。1927年9月，新任市长方乃斌宣布南强改办为市立第一中学。南强中学的结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以民族主义作为基本诉求的南强中学最终完全落入政府的掌控之中，似乎恰得其所，但是南强是从英国人手中强行收回的，在国人手中仅仅两年时间就宣告结束，炽烈的爱国烈火之后，学校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反而是在一片混乱中结束，实在让人感叹。最后的胜利者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党化了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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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强被改办为市立一中后，教会方面仍然在做努力，交涉的函牍从武昌一直送到南京，后更通过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在南京政府外交部找到一个颇有地位的官员，寻求其帮助，但该官员表示问题的最终解决仍要看当地人民或地方政府的态度(135)，而此时汕头市市长的态度与前李姓交涉使几乎完全一样(136)。到1935年，华英中学的地产和建筑由汕头市政府正式收回，同时市政府给英长老会三万元作为发展教育之用，不过长老会仍然声明对原华英的校产保留拥有权(137)。但此举也仅仅是声明而已，此后就没了下文，华英的声音从此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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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中学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微澜初起时开始其历程，并逐步成为岭东地区最好的学校，在中国民族主义激扬到最高峰时被卷入波峰浪谷而告结束。就英国长老会方面而言，在20世纪初年它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所带来的机遇，主要依靠本地开明绅商的捐助开办学校，以满足本地青年对于西学和英语的渴求，它希望通过这种相对世俗化的教育机制，为教会与本地社会开通一个联系的管道，从而融入本地社会，开拓教会的发展空间，这是符合其本土化的总体发展战略的。但是，其内部接连不断的风潮表明，华英师生尤其是学生对学校一直有着很深的疏离感，他们一直试图以激烈的爱国举动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并希望以此获得本地主流社会的注意和认可，为此甚至不惜与学校决裂。华英最后的结局表明，教会与本地主流社会始终是油与水的关系，很难相融合。这对于一直致力于培植和推动本地教会自立的英国长老会来说，实在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以原华英师生为主体的收回华英教育权的活动极具象征意义，对教会而言它是一种致命的分裂，对于本地主流社会而言它是一种彻底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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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被舆论高度扭曲和放大、双方力量对比极不成比例的较量中，教会方面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对于华英事件的参加者而言，五卅运动的特殊意义在于，在一个没有真正敌人的地方性城市，可以通过“革命外交”的手段构造出敌人来，正常的中外交涉，变成了敌我之间的残酷斗争，而这个构造出来的敌人居然在短时间内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团结一致的革命阵营，造就了一个新的爱国神话。敌我阵营的泾渭分明，使国家认同变得异常简单容易，民族主义在大革命时代既成为一种运动的策略，又成为运动本身，一切意义都蕴藏在行动之中，而一切行动只要带有革命的色彩便会被合法化。这种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爱国事件既是对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是国家观念向政治边缘地区的延展，同时也展现了地方性民族主义的特殊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直作为中国民族主义标靶的外来文化及其载体如教会学校事实上已经内化为中国历史的一种内部因素，成为中国人民族认同的重要尺度。但是，当法理和信义在爱国主义的天平上变得无足轻重，当信仰自由和财产权被以革命的神圣名义加以取缔时，民族主义在展现其神奇魅力时也暴露了它的狰狞。南强中学的结束表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坚力量并非是最后的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是一直在幕后操纵和鼓动各种社会力量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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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的失败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教会利用本地资源谋求教会事业发展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近代这样一个政治风潮不断的时代里就更艰难。当然，也不能把这一个案普遍化，认为依靠本地社会资源实现教会自立根本不可能。应当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这种可能性，只是要将可能性变成现实，需要诸多条件的配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必须高度认同教会及其目标，而教会必须对社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在近代岭东这个条件并不具备。如果说政治风潮来临时教会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的话，那么当风潮平息之后，人们对教会更多的则是冷漠。从近代潮汕的经验看，教会方面只在少数特定时刻对于本地社会具有吸引力，那就是当本地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教会方面以赈灾者的身份出现时会受到欢迎，无论是1918年的大地震，还是“八二风灾”，或“九二四风灾”，直至40年代后期的大饥馑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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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汕档：民国资料C281《英兰长老会岭东宣教史（1856—1941）》，第二章，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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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潮阳天行马庆柱编撰：《潮州人物志》，第107-109页（按：此书出版单位、时间不详，题署者为陈焕章，据汕头大学陈景熙考证，此人为20世纪40年代末汕头商会会长，1949年以后移居香港）。此份资料系陈景熙兄提供，谨此致谢。另，关于陈雨亭的生平事迹可参阅陈衍俊《商界巨子陈雨亭先生传略》一文，见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潮州文史资料》第20辑，2001年12月印，第4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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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汕档：民国资料C238汕头长老大会第12次会议（1902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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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泽霖：《英国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八辑，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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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记蓬州石桥”，《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一日（190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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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汕档：12-11-14蓬州堂会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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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医院落成》，《岭东日报》癸卯年正月十三日（190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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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at Swatow”（1903），No.968，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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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文如下：同在地球之上，或为富强之国，或为贫弱之国，何以故？曰：开通不开通之故。同为圆颅方趾之俦，或为才智之人，或为愚暗之人，何以故？曰：读书不读书之故。同负读书之名，或为守旧之腐儒，或为威信之志士，何以故？曰：墨守陈编与博览书报之故。故欧美各国无人不读书，无人不阅报，一埠之报馆数以十计，一报馆之销数以数万数十万计。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竖走卒，莫不时手一编，人购数报，于以浚瀹智慧，增广见识。其人不论为男为女，咸能穷政法之源，探科学之秘，而其国遂日致富强，盖书报之益人诚非浅鲜也。自欧风东渐，外国书报日渐输入，而吾国人士译书购报者寥寥无几。数年以来，各省报馆日增月盛，然约计各报之销数，不过十万张，以中国人数四万万余，均之约四千人购报一纸，阅报者如是其少，无怪民智之闭塞如故，社会之腐败如故，任外人之鱼肉我刀俎我，视为牛马而不辞，呼为奴隶而不耻也。呜呼，今之中国贫弱甚矣，而吾所最亲最爱之蓬州何如哉？民智之闭塞，社会之腐败，且视他处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当此天演淘汰之中，际此列强竞进之时，欲求保全也，难矣。恫哉！中国之现象；危哉！蓬州之前途。欲救危，宜开智，欲开智，宜阅报。时政之得失，报纸言之，官吏之贤奸，报纸志之，风俗之习尚，报纸规正之，国民之精神，报纸提醒之，外界之竞争蚕食，报纸警告之，各业之新出技巧，报纸详纪之，五大洲之事迹胪列眼前，廿一省之同胞如亲罄欬。所谓不出户知天下，未更事制世界者，非阅报莫为功也。兹余于本城附郭别业之楼上设裕如报所，备购日报图报若干种，旬报月报若干种，以饷我乡人，以早十点起，晚九点止，任便翻阅。愿吾乡之缙绅先生父老子弟勿吝闲晷，惠然肯来，听国民之铃铎，渡学海之津梁，化闭塞为开通，进贫弱为富强，于吾最亲最近之乡邻有厚望焉。“蓬州阅报所广告文”，《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七日（190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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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潮阳天行马庆柱编撰：《潮州人物志》，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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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敬教劝学”，《岭东日报》，癸卯年二月二十五日（190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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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watow Mission Council，5th April，1905，No.630，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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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greement between Ch’en Ch’eng Chia of the one part and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Swatow，of the other，in regard to proposed Anglo-Chinese College，No.631，H-10，PCEFM ARCHIVES MF.笔者按：陈汉初《汕头华英学校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将购地数说成30.7亩，且云“又有部分华侨再捐271.21元，以补足1万元之数”，见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汕头文史》第九辑第53页，1991年印（内部），陈汉初另一文也作是说，《汕头一中的创办及其早期反帝爱国斗争》，见陈汉初《潮史述论》第24-25页，广东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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