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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第八章 圣谱与家谱:教会历史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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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潮汕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历史”,这些“历史”多由教会自身或与教会有直接关联者撰述,也有少量由与教会无直接关联的机构和个人撰述。就其类别而言,既有由教会中枢撰写的反映教会正式立场的历史,也有由教会人士撰写的历史,还有各种教会机构、学校、医院撰述的历史。这些历史为人们从不同层面观察教会历史提供了对象,而不同人物和机构所表述的历史话语不仅鲜明地标示了各自的立场,而且会聚成一套极为复杂的话语体系,在不同的话语空间中标示出基督徒复杂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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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近代中国教会历史的书写就其承担的主体而言主要有两大类别,一类是由教会活动的参与者来书写,这种形式可以称作教会历史的自我书写;一类是由教会活动的非参与者来书写,这种形式可以称为教会历史的他者书写,多数情况下这类工作是由历史学专业人员来承担的。通常人们把自我书写留下的文本看成是教会历史活动的记录和回忆,是教会历史影像的真实存留或者至少是部分真实的残留,似乎具有无可争辩的原始性和权威性,而他者书写则被认为是一种对教会历史的重新构建,其真实性很容易受到挑战或怀疑。教会历史的书写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影响和主导教会历史书写的因素是什么,它与教会历史的记录的相关性是什么,这种书写所形成的教会谱系对教会历史的意义是什么。这里以潮惠长老会的中文历史书写作为个案,对上述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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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传话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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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惠长老会在其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的中文档案资料,这其中既包括非常完整的各种会议记录和公文处理记录,也包括教会人士撰写的潮惠长老大会各种机构及人物的历史和传记。对于前者的史料价值笔者曾撰文给予介绍(1),这里重点分析由长老会人士自己撰写的部分教区史、堂会史、机构史、人物传记等,希望从中去观察这些由所谓圈内人撰写的文本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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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以中文方式叙述潮汕长老会历史的文本形成于本地教会成立之时:1881年6月8—13日,在潮汕地区传教的中、外教牧人员在汕头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潮惠长老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长老会教士金护尔讲述了潮惠长老大会设立之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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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之主垂顾潮州,其时已至。缘因国施立牧师(2)体吾主慈悲救人之意,往来中国海滨,见地广人多,但念主言穑多工少,故切寄书劝勉西国之门徒当来中国传福音,所以在耶稣降生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即道光廿七年黎力基牧师由富国至中国,以传耶稣圣教。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五月往后宅,同黄老至潮州府之龙湖市,九月至天港。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至盐灶赁屋以为会堂,在彼传教四年,得领洗之门徒十有三人而已。嗣后,地方官不许黎牧师在彼传道,不得已乃离盐灶而至香港。计黎牧师在潮五年,往来传道约共二百乡之间。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三月属大英长老公会之宾为邻牧师由上海来汕头传道,七月间偕信士三人同往潮州府传道,本地官未明其故,即将宾牧师解省分发。蒙释后,冬月由香港仍回汕头。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秋月在达濠埠开设会堂,十月由汕头往厦门。是年十一月,施饶理牧师由厦门至潮州,始建会堂于汕之庵埠路头,彼时我潮听道者虽有许多人,而领洗入教者尚未见一二也。施牧师于汕头妈屿、达濠邻乡邑传道,《圣经》所谓有树之者,有灌之者,必须上帝以长之也。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九月陈开遴在汕头会堂乃始领洗。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二月宾牧师再回汕头,初设《潮腔神诗》一本。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正月金护尔牧师由厦门来汕头,时于施牧师之手施洗者三人,又有宁波长老会已领洗之洪富兄夫妇二人,又有盐灶已领洗之林旗兄同隶本会。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宾牧师与林旗往盐灶接居黎牧师前住之会堂,在附近乡村传道四十余日。主启人心,以向所传之道即应验。《圣经》云:我遣尔获所未劳者,他人劳之,尔继其劳也。即黎牧师十余年前于盐灶作主之工,今宾牧师得林旗所导而继其工也。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吴威凛先生来汕头开设医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马大牧师由大英热心欲至汕头帮理传道,船近上海,被涌所溺,然其善举必获吾主之纳矣。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牧师马雅各来汕传道,至一千八百七十年为其身体致病,归回大英。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卓为廉牧师至汕传道,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童亚力山太医生至汕代吴医生职任,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逝世,汲约翰牧师至汕传道。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吕约翰牧师至汕预备客家传道,将至一年,为其身体软弱,因回大英。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李姑娘至汕教诲妇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纪多纳牧师至汕,继接客家传道,又来爱力先生至汕,继吴先生医任。一千八百八十一年白先生至汕,督教潮惠各圣会之学堂。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施牧师仍回汕头,缘其回国八年,调养身体,今幸既康强,不独诸位牧师喜其来潮,即潮惠会众之兄弟亦甚欣喜而晋接之也。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开设会堂于仙洲乡,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此堂经已停歇。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开设会堂于潮州府城,又开设会堂于葵潭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开设会堂于庵埠,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此堂经已停歇,又开设会堂于黄冈埠,又开设会堂于揭阳县内。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开设会堂于棉湖,又开设会堂于潮阳县。一千八百七十年开设会堂于西埔乡,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西埔会堂徙至新墟。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开设会堂于河婆墟,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开设会堂于沙坝港。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开设女学于汕头,吴医生娘、卓先生娘、金先生娘督此女学。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开大学于庵埠路头书斋,又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开设大学于汕头之营仔前(3)。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开设会堂于河田,又开设会堂于五云洞。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开设中学于汕头,又开设会堂于上沙,又开设会堂于螺溪,又开设会堂于大安,又开设会堂于公平。自潮惠开堂设教,牧师接踵传道,至今二十余年矣,凡领洗之男女九百余人,所创堂会合计二十余处。于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西历六月初八日,即中历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始设长老大会于汕头福音堂之大学,集牧师及各堂会之长老以治庶事而益我教会。因原其教之所由起,并表明其地其人以及先后年月,俾我会众之后学庶几一览而了然于心目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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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金护尔发表这个讲辞的时间。大会开始之后,会正施饶理率众吟诗礼拜,并以《使徒书》第二十章廿八节为题讲论结束后论毕,率众祈祷,陈树铨暂为纪事,然后就由金护尔讲述潮惠初设教之来历,这可算是会议开始后的第一项正式议程,可见英国长老会对这段传教历史的重视。其次是金护尔在叙述该会在潮汕传教之缘起时不是从该会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士宾为邻牧师开始叙述,而是从巴色会教士黎力基在潮汕前后四年的传教试验讲起,黎力基被视为该会在潮汕传教的先驱者。这是因为黎力基1849年在盐灶等地的传教为英国长老会的传教打下了基础,他所留下的信徒及人脉关系成为英国长老会在此地开展传教的重要基础。(4)此后,潮汕长老会纪念福音入潮50周年和100周年时都是以黎力基在潮汕的传教作为起点。第三,金护尔的讲辞仅1547字,却要概括该会在潮汕32周年的历史,平均每年约50字,必须高度凝练和概括。这篇讲辞完全是以传教士为中心线索展开的,所有来华的英国长老会教士都被囊括进来,包括准备来汕头,但因遇风浪在上海附近溺水而死的一名传教士都没有被遗漏,几名传教士夫人的活动也被提及,但却没有叙述任何本地传道人员的独立传教活动,尤其是他们对内地会堂的开创和建设完全没有提到,似乎所有的会堂及其他事工都是传教士开辟的。金护尔提及的5位华人中,一位是陪同黎力基潜入内地的黄老,其具体事迹不详。一位是1859年由施饶理施洗的陈开遴(按:即陈树铨),这是英国长老会在潮汕施洗的第一位信徒。第三位是早期由黎力基施洗的林旗,他后来改隶长老会。另有宁波长老会的洪富夫妇二人,其事迹不可考。五位华人之中黄老和洪富夫妇在以后的教会史中再没有被提及,成为被遗忘的人。这样五人之中只剩下陈树铨和林旗。第四,确认盐灶堂为英国长老会在潮汕开创的第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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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护尔强调,他叙述这段历史的目的是“因原其教之所由起,并表明其地其人以及先后年月,俾我会众之后学庶几一览而了然于心目之间也”,这就是说他希望这份讲辞能让以后信徒对该会的早期历史有明晰而准确的认识。金护尔演讲历史后,接着他又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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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者会堂之设已有廿三处,信而受洗者已七百有奇,而幼童之领洗者亦计有百余人矣。且教会中之矩矱必以《圣经》为一定准循,考之《圣经》所载,昔主耶稣之使徒各处设立公会,即皆立有长老,共襄教事,以益教友,而播圣道,所以今同聚之牧师、长老议定兹当设立长老大会,以眷顾督理教训由汕头长老会听道从教之圣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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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会之职任及治法与国政迥别,而实各本分,论世务诸事另必归国政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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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长老大会之例,每堂会宜一牧师及一代议长老,以议教会之事,今因各堂会未有牧师,故暂准其各派一代议长老,以合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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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自西国来传圣道兼治教会者,或牧师,或长老,因皆为长老,且尝任设教之事,故应于大会共议会事,惟本地圣会宜自管、自养、自播,故将来圣会坚固,人数加多,各事该归本地任职之人,自当令本国之人皆归救道,是所厚望。众牧师、长老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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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护尔的演讲和提议不仅勾勒英国长老会在潮汕设教的缘起,而且更重要的是确立了长老会历史叙述模式。这份讲辞既构成英国长老会对自身在潮汕传教历史的总结,同时也成为本土教会历史的起点。金护尔的讲辞由本地长老陈树铨记录,但并没有放在潮惠长老大会会议记录的正式文本之中,而是以序言的方式放在整个会议记录簿的前面,以下记录的将是未来潮惠长老大会将要召开的各次会议,将要展开的历史。这种处理方式表明它以官方的形式确立了一种历史的叙述方式,即英国长老会既成就了本土教会的历史起点,同时也规定了本土教会未来应当遵循的原则,规定了它未来应前进的方向,此后所有的历史都是在这种既定的轨道上展开,是它的自然延伸。在金护尔的演讲和提议中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典型的差传战略,同时也是一种典型的差传话语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塑造了本土教会人士的历史认同,成为他们思考历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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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潮惠长老大会分立汕头、五经富二长老大会,原潮惠长老大会改名为潮惠长老总会,因此另换新的会议记事簿,在新的纪事簿前同样有一序言。这份序言更简短,只有656字,序言首先简略地勾勒了英国长老会在潮汕宣教的历史,指出“从前大英国宣道会拣派牧师医士先后前来汕头传道,先在沿海妈屿、汕头、盐灶、达濠各地创建礼拜堂,继入内地各处随传至客属之灰寨、沙坝港、河婆等处,此乃圣会于潮惠沿海以及内地之始基也”。这种表述只是对1881年金护尔的讲辞的简化而已。序言进而指出,随着“宣道益广,因潮音客音互殊之故,大英国宣道会遂另派牧师医士特入内地,学习客音以传道客地,则因语言互殊之故早既设法将潮惠圣会区画矣”。(6)这就是说两大会之分立也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预先设计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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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出版的《潮惠长老教会公例》在“潮惠州长老教会源流序”中不仅全部照录了前文所述的金护尔的讲辞,而且在其之前还加了一段文字,简要地追溯了基督教的创立和沿革历史及其在华传教的历史。(7)这样,潮汕长老会就正式成为基督教历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的一部分。教会公例为教会之典章,在教会内具备法律效力,以典章形式重申1881年金护尔对长老会历史的描述,这既是对现存差传体制权威的维护,同时也是对该会差传话语的叙述模式的制度性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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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传话语模式固然反映了差会对本土教会在权势上的支配和影响,是教会实际运作过程的一种反映,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旦差传话语模式被制度化,也会进一步强化现实教会体制运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并将这种话语所附丽的历史意识作为教会活动记录的标准和规范,从而留下符合这些标准和规范的记录。事实上,不论是潮惠长老大会及其附属委员会,还是各基层堂会,这些不同的机构在数十年时间里所留下的每一次会议记录竟然呈现高度的相似性和近乎机械的模式化。事实上,潮惠长老会不仅对于堂会长老会、长执会的会议记录有具体的体式规定,对于大会纪事体式也有很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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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纪事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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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降生一千九百 年 月 日即光绪 年 月 日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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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长老大会第几次会集于某处,会正率众礼拜,读某书章节,论说,劝勉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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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令新任代议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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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令纪事点名,即牧师某某,各堂牧师某某,各堂代议某某,同在长老某某,进名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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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任满,举某某为会正惟于春会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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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正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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