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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170114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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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穆斯林妇女是否想被西方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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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这个国家贫瘠且饱受战乱之苦，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受到严厉限制的阿富汗妇女的处境上。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那些身着天蓝色布尔卡（burqas）[9]的妇女们寂静的画面，还有塔利班宗教警察因为所谓的行为不当在街道上鞭打一个妇女的片段。请愿、评论文章还有谈话节目都关注如何把阿富汗妇女从该国男人野蛮的狂热主义中拯救出来。阿富汗妇女的处境成为穆斯林妇女处境的普遍象征。解放这些妇女的呼声，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期间尤其被宣扬，成为用西方价值观解放全球穆斯林妇女的普遍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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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姐妹”组织反对多妻制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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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伊斯兰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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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妇女把这当成自己个人的事业。在这些直言不讳的评论者当中，就有我们本章开头引用到的瓦法·苏尔坦，还有索马里出生的荷兰前议员赫西·阿里（Ayaan Hirsi Ali）。赫西·阿里是畅销书《异教徒》（Infidel）的作者，她在《泰晤士报》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只有脱离了认为从属才是正当的宗教信仰准则，接受现在所处文化的自由准则，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妇女才能真正获益。”[10]赫西·阿里的观点与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的论调、比如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的言辞相一致。克罗默勋爵在1883—1907年间担任埃及总领事，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埃及人应当“获得思想和人格的提升”，而伊斯兰教对妇女的贬抑以及坚持让妇女遮盖自己、与世隔离成为“致命的障碍”。他宣称应当通过“说服和强迫”，让埃及人放弃面纱、变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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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阿尔及利亚这些地方，早期殖民者中的女性也持上述态度。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女性主义学者玛尼亚·拉兹瑞格（Marnia Lazreg）在她的著作《沉默的雄辩》（Eloquence of Silence）中如此分析对待妇女的这种态度，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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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尔及利亚妇女干的其他事情——从养育孩子、烹饪到照料家庭——一样，面纱让殖民地妇女很不舒服。对一个殖民地妇女来说，面纱是拒绝阿尔及利亚妇女文化和贬低她的最佳借口。但是，这也时常提醒着殖民地妇女无力消除作为妇女存在的另外一种方式。她常常将这种心理障碍变成优势以克服之。她比那些带着面纱的妇女要优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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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伊斯兰教中地位低下的认识依然被用来证明西方的文化干预、有时是政治干预是正当的。英国议员、新闻记者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2001年时说的话就反映了这一倾向。他说：“是共同致力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时候了。他们对待妇女的做法是错的。我们是对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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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西方相当赞赏，大多数穆斯林女性并不渴望变得更像西方妇女那样。她们赞同性别平等，但是她们或许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之中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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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穆斯林妇女的大多数怎么想？在盖洛普调查数据中，与穆斯林妇女对待西方的态度有关的数据相当复杂。虽然对西方相当赞赏，但是大多数穆斯林女性并不渴望变得更像西方妇女那样。她们赞同性别平等，但是她们或许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之中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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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考虑一下如下的发现：相当多的男性和妇女把“两性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与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男性和女性都认为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和性别平等是西方最令人欣赏的一些方面。如前所述，妇女们告诉我们，她们认为自己应当拥有平等的法律权利。由于穆斯林妇女渴望法律平等、欣赏西方的性别平等，因此我们期望会有很高比例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采用西方价值观会有助于进步”。但是，情况却恰好与之相反。比如，只有12%的印度尼西亚妇女和20%的伊朗妇女把“采用西方价值观会有助于进步”与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联系在一起，而通常被认为最赞赏西方化的土耳其，持这种态度的妇女只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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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访者虽然表达了对西方妇女法律地位的积极认识，并认为情况理应如此，但几乎无人把“采用西方价值会推动进步”与穆斯林国家联系起来。这种意外的关系让我们的研究者感到疑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穆斯林妇女渴望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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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位受过中学教育的22岁摩洛哥农村妇女身上，我们找到了这一谜题的线索。在问及她最欣赏西方的什么之后，我们又询问她最厌恶什么。她回答说“我厌恶……男性对妇女的不尊重”。男性、甚至比男性比例更高的妇女都说他们厌恶西方所谓的乱交、色情和不文雅的装束。追根溯源，这些认识多来自于每天输入穆斯林国家的好莱坞影像。年轻妇女衣不蔽体的形象非但没有激起穆斯林妇女模仿的热情，反倒让她们相信，尽管西方妇女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她们缺乏文化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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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些结论更加震撼的是，穆斯林一度确实相信西方化是实现两性平等的必由之路。例如被冠以“阿拉伯女性主义之父”的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就曾在1899年写作的《妇女的解放》[13]一书中，对“身处东方的穆斯林的落后”与欧洲文明的优越和及其生产力进行了对比。而后，他又提出妇女的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艾敏认为，要让穆斯林社会抛弃自己落后的方式、追随西方成功和文明的道路，妇女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披戴面纱就是艾敏竭力要消除的、最显而易见的落后的身份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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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自己的社会有诸多不满，但是阿拉伯知识分子、传教士、善意的欧洲女性主义者还有英国政府官员们，对于穆斯林妇女需要什么却有着非常一致的观点：即把她们从落后的方式下解放出来，走上欧洲的启蒙之路，抛掉面纱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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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穆斯林妇女西化的运动最初似乎发挥了作用；到20世纪60年代，只有农村或是城市下层妇女才戴面纱。赶时髦的妇女们想要进步，她们不遮盖自己，认为那些戴面纱的妇女守旧，甚至认为她们落后。[14]比如，一位21岁的土耳其女性在评论自己所处社会的变化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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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不是在伊斯兰教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不关心伊斯兰教的方式。不过在我父母那个年代，有很多人戴着头巾，穿着卡尔萨夫（carsaf，妇女穿的长袍）和萨里克（sarik，男性佩戴的缠头），我知道当人们遇见这种人时，常常会认为他们比较低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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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报道说越来越多的电影明星戴上了头巾，而这些人一向被视为西方生活方式的文化主顾。如果对前述历史背景有所考虑，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会对此感到震惊。与在西方一样，一些主要穆斯林国家受过教育的上层妇女当中都已经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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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对艾敏及其对手们所倡导的观念，妇女们作了有趣的“采纳”——当西方人依然时常把面纱当做穆斯林世界中妇女地位低下的象征时，穆斯林则认为西方妇女缺乏端庄，表明她们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低下。这两种情况中的假设都是一样的，即妇女遮盖或不遮盖自己都是为了取悦或顺从男人。比如，盖洛普在马来西亚所访谈的一位妇女说她为西方妇女感到遗憾，因为她们不够自爱，而且认为她们必须屈服于男人的性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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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人依然时常把面纱当做穆斯林世界中妇女地位低下的象征时，穆斯林则认为西方妇女缺乏端庄，这表明她们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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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和亚洲的其他一些调查也显示出，埃及、约旦、巴基斯坦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不相信西方社会尊重妇女。[16]数据完全不支持西方一直流行的那种认识，即穆斯林妇女迫不及待地要从自己的文化中解放出来，去采纳西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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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穆斯林妇女是亲西方还是反西方？问题的答案要比问题本身复杂。穆斯林妇女是很欣赏西方，但是她们并不钟情于整体移植西方文化。许多受访者对自己社会两方面的认识反映出了立场的微妙：“渴望与西方世界有更好的关系”，同时“忠于自己的精神和道德价值对进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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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生弗兰克·马丁（Frankie Martin）在约旦、巴基斯坦和印度旅行时，就听到了这一双重的信息。作为自己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他在约旦大学观摩了一堂沙里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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