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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第3阶段：“他们从来都不想与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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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调查对象的信任可能比获得各国政府的批准还要难。“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合理的问卷使被调查者大胆地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伯克胡德说，“规避风险的方法就是直接说：‘你们党的所有政策路线我也都是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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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从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开始问起，如被调查者喜欢读什么书籍和报纸，然后逐渐推进，涉及对受访者比较重要的、关于价值观的一般问题，然后再问一些他们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一般看法，最后问及他们对于西方具体问题的看法。“我们把最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问”，伯克胡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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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伯克胡德回忆，联军入侵之后，2003年7月初他在巴格达调查伊拉克人的看法。他在绿区（Green Zone）[2]内与新上任的伊拉克官员会面，该官员告诉他：“这里的人与世隔绝，你别想让他们与你谈话。”伯克胡德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开始有点泄气了，因为虽然他以为在伊拉克会有很高的拒访率，但未想过调查会毫无进展。这位官员离开后，偶尔听到他们谈话的一位新西兰人说：“哥们，我不会太在意他刚才的话，他过去20年一直住在明尼波利斯（Minneapolis）[3]。”爱尔兰人是对的。这年夏天，经过努力，伯克胡德在伊拉克的受访率超过95%（在美国，盖洛普的受访率超过50%就算是碰上好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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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及伯克胡德是如何成功的，他的回答倒不像调查研究人员，更像是心理学家：“这是个建立信任的问题。不管你的问卷设计得有多精细，抽样计划有多完美，访谈人员多么训练有素，如果被调查者认为你不真诚，他们就永远不会对你敞开心灵。”伯克胡德解释道，当被调查者认识到你真的关心他们的看法时，他们才会说真话。正如他在黎巴嫩的一次访谈中所亲历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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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贫民区有一位年轻妇女，大约30岁出头。她的丈夫不想接受访问，不停地打断她，对她指手画脚。调查人员非常礼貌地故意忽略他的存在，妻子终于明白我们只是对她的回答感兴趣。她对可自由回答的问题极其健谈。我们问了四五个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如‘家庭对你意味着什么？’她的回答是：‘哦，就是生活。’我们问：‘精神斗争对你意味着什么？’‘就是使生活成为可能的事情。’每一个问题她思索好长时间，所给的答案几乎富有诗意。听她谈话真是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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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胡德有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在第一轮调查的九个国家中，科威特是其中反美情绪最强的。伯克胡德造访了几位受访者的家，在测试之前坐下来与他们谈话（伯克胡德在场的访谈不用于分析）。“作为西方人，要访问不易进入的街区是有点伤脑筋”，他说，“不过一旦你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他们都非常亲切，只是我觉得有点被迫跟他们套近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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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的居民似乎对痛恨西方政策与不尊重西方人作了严格区分。“从未有人敌视过我”，伯克胡德谈到他在科威特的旅行。“大家都知道历史上他们就是非常好客的人——离开他们家是不容易的！看他们接受访谈非常有意思。他们的回答非常有激情，因为他们是高度政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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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胡德还说，有些居民愿意说出自己与西方有联系。“我有点惊讶。有一次，我在一个确实非常难以进入的工人聚居街区，恰巧受访者是一位科威特人，但这里的其他人都不是。那一刻，他说：‘这是我儿子；他出生在纳什维尔（Nashville）[4]’。我非常惊讶：‘什么？’他说：‘哦，实际上我的另一个儿子脾有毛病，政府给钱让我们治疗，所以我们就飞往美国做手术。我的另一个儿子就出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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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不断提醒他注意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区别的时刻。伯克胡德记得这种感觉在黎巴嫩尤其强烈。“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旅行，因为这里处在伊斯兰教与西方的断裂带上”，他说，“大约42%的人是基督徒，57%的人是穆斯林——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实体内，但是15年前，他们还互相屠杀，贝尔法斯特（Belfast）[5]的战乱也相形见绌。你能看到建筑物上的弹痕。但是现在双方之间交往频繁，至少在职业领域内如此。这里已基本恢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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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少有的几个需要动用女性调查人员的国家之一——这是伊朗的保守文化使然。女性被调查者不能与男性调查人员谈话。“需要女性调查员与这些妇女进行访谈”，伯克胡德说，“女性必须与男性隔离开来，这表明伊朗的环境确实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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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第4阶段：让数字推动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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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盖洛普得到了数据——难以计数的数据——研究人员的乐趣也就调动起来了：深入挖掘数字背后的价值，探索表面的纷繁复杂背后的规律。这些资料能帮助盖洛普揭开什么秘密？研究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到对这些发现的深入分析上。首先，他们考察被调查的国家从2001年到2005—2007年间有哪些发展趋势，变化是什么？未变的是什么？他们观察所有的方面，从美国人的观点到个人的虔诚度。他们关注某个国家过高或过低的虔诚度，通过考察其他地区，竭力去发现背后的原因。他们调查那些明显矛盾的地方——资料显示两种事物好像彼此完全对立，而事实上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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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经常在互相矛盾的结论中发现最有价值的珍珠。例如，许多国家的妇女声称她们支持性别平等，并将此价值与西方相联系，但同时她们却不接受西方价值。对这一明显的矛盾的解答，会带来对许多穆斯林所理解的性别正义的深刻领悟：一方面穆斯林妇女相信性别平等，另一方面，她们又认为西方的道德放纵是妇女社会地位下降的标志。这意味着，将妇女解放运动与麦当娜的形象相联系，会让妇女们更加远离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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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洛普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没有发现的东西与他们的发现同样重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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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洛普没有发现男女之间在支持宗教律法上存在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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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谴责恐怖主义的多数派与宽恕恐怖主义的少数派之间，双方的个人虔诚度没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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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恕恐怖主义的人，与大多数温和派一样喜欢西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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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向数据库提出问题，急切地寻求答案。例如，年轻人与老年人对西方的看法有何区别？（答案是：没有区别。）穆斯林世界谁最热爱民主？（答案是：受教育水平更高且宗教上更虔诚的团体，比既无文化又不信仰宗教者更热爱民主。）研究者们考察同一个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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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对各种观点进行分类总结，如：谴责“9·11”恐怖袭击的人与宽恕的少数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们还运用复杂的统计技术确定一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如极端主义产生的原因，是贫穷造成的？还是无知、绝望或者宗教狂热？答案并非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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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盖洛普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谨防出现“耸人听闻的错误结论”。作为科学家，研究人员知道经常把他们的发现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看看穆斯林世界是否的确有自己的特色，或者有超越文化和宗教的情感存在？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参照物他们又怎么知道何为“高”，何为“低”呢？他们经常以美国人口为参照物。例如，他们询问穆斯林国家居民关于袭击平民的道德合理性时，他们拿同样的问题问美国的抽样人口。他们发现了什么？穆斯林国家中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率，并不比美国人的支持率高，并且支持率都毫无例外没有超过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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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盖洛普试图将杂乱的数据变成连贯的故事——为现存的数据找到可能的解释。重要的是，盖洛普正是通过对数据直接推理来形成本书的观点的。盖洛普不是用研究去验证或证明一种理论；相反，它致力于从基础出发，直接从证据中构建主要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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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认为每一个发现都是巨大照片中的一个未被发现的像素。随着研究人员从数据中发现的每一个问题，他们就发现了新的阴影，新的色点，逐渐地，直到他们靠后站，看到一幅清晰的图画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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