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60549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04]
1701160550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3．梵呗的创始
1701160551
1701160552
梵呗为一种以短偈形式赞唱佛、菩萨的颂歌，可有乐器伴奏。在印度，“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在中国，“咏经则称啭读，歌赞则号为梵呗”[1]。啭读和梵呗有区别。大概前者指念经的讽诵调，比较单调；后者指歌赞的唱腔，旋律性强。
1701160553
1701160554
印度的音乐从乐器以及旋律节调方面都与中国不同，印度文字是多音，中国文字是单音，这就是说，在佛教内用印度乐谱歌唱汉文歌辞，是不调和的。而佛教逐渐流行之后，必然要求创造一种适当的乐谱来歌唱佛曲，梵呗便应运而生。
1701160555
1701160556
相传，魏武帝第三子陈思王曹植是中国佛教最早的梵呗创始者。他当年在鱼山（今山东省东阿县西北八里）游历时，闻流水之音而有感，于是根据汉康孟详所译《瑞应本起经》，写成《太子颂》等的梵呗。后世称之为鱼山梵呗。现在《太子颂》等梵呗都不传，从其名称来看，《太子颂》是叙述释迦降生后的故事。
1701160557
1701160558
曹植的这种梵呗被东吴支谦和康僧会继承下来，据说支谦传承“梵呗三契”，康僧会创作了“泥洹梵呗”。这种歌咏佛德或佛法的法曲，对佛教的弘扬无疑会起到推动作用。
1701160559
1701160560
[1]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之《经师篇》。《大正藏》卷五十，第415页中。
1701160561
1701160562
1701160563
1701160564
1701160565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05]
1701160566
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4．康僧会的禅学
1701160567
1701160568
与支谦齐名的康僧会，其先祖为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经商而移居交趾。10余岁时，父母双亡，服丧后，他出家为僧。康僧会好学博览，不但明解三藏，且对于六典、天文、图纬诸学亦无不精通。他曾随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等，学习安世高的禅数学。吴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至建业，建茅屋并安置佛像，立志将佛法传播于江南。据说吴主孙权初时并不信佛教，后因康僧会显示神异，求得舍利，才发心信佛，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庙，是为江南建寺之始，故号“建初寺”，江南佛法由此大兴。康僧会自此以后也就一直以建初寺为中心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直至太康元年（280年）去世为止。
1701160569
1701160570
孙权驾崩，孙皓即位。据说孙皓即位后曾对佛教产生怀疑，一度想把建初寺烧掉，康僧会又用因果报应一类的灵验，对其进行劝说，才使佛教免于劫难。
1701160571
1701160572
康僧会翻译的经典有《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等，但最重要的是叙述释迦牟尼前世故事的《六度集经》。
1701160573
1701160574
《六度集经》按大乘菩萨“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分为6章，通过佛前生的种种神话本生故事——菩萨本行，来说明佛教义理。其中突出的特色是，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把佛教与儒家思想调和起来，会通儒、佛。经中不仅大讲“恻隐心”、“仁义心”，而且还极力主张“治国以仁”，认为“为天牧民，当以仁道”。除了这些治国牧民之道以外，经中还大力提倡“尽孝”，歌颂“至孝之行”，认为“布施一切至贤，又不如孝事其亲”，这些思想显然打上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烙印。可见，佛教的中国化与康僧会等一批佛教高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另外，因其教义全是通过有关佛的前生故事陈述出来的，取材自虫兽鸟龙、天王帝释，包含有丰富的寓言和神话，有相当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1701160575
1701160576
1701160577
1701160578
1701160579
▲康僧会
1701160580
1701160581
康僧会又对《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三经进行注释，合写了一个经序。据《高僧传》卷一之《康僧会传》载，他还曾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所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所以，他也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创作家。
1701160582
1701160583
关于康僧会的译述，汤用彤先生说：“（康僧）会生于中国，深悉华文，其地位重要在撰述，而不在翻译。”[1]这是很有道理的。可惜康僧会的译注，大多佚失。现仅存有他撰写的两篇经序和编译的《六度集经》8卷。从这些材料来看，康僧会的佛教思想主要是继承发挥了安世高的小乘禅学。他对安般禅法的认识受汉代佛教的影响，仍然是将禅定引发的神通作为追求的理想境界。
1701160584
1701160585
除了支谦和康僧会之外，来吴地从事译经传教的还有维祇难、竺将炎和支疆梁接[2]等人。维祗难是天竺沙门，世奉异道，以火祀为上，后改信佛教，出家为僧，于吴黄武三年（224年）与同伴竺将炎（一作竺律炎）携《法句经》梵本来至武昌。后竺将炎与支谦一起将《法句经》译为汉文。竺将炎还曾于黄龙二年（230年）在建业为孙权译出《三摩竭经》1卷，并与支谦合译了《佛医经》1卷。支疆梁接据说曾于吴五凤二年（255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6卷（已佚）。
1701160586
1701160587
总之，三国时期的佛教思想有两大系统，一个是支娄迦谶的大乘般若学系统，另一个是安世高的小乘禅学系统。支谦与康僧会分别为这两系学说三国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支娄迦谶的大乘般若学系统的重要经典是：支娄迦谶译的《道行般若经》和《首楞严经》、支谦译的《维摩诘经》和《大明度无极经》等；重要人物是支娄迦谶及其弟子支亮、支亮的弟子支谦。安世高系统的重要经典是：安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安玄译的《法镜经》、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等；重要人物是安世高、安玄、康僧会、严佛调以及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等。
1701160588
1701160589
支娄迦谶和安世高同住洛阳，支谦和康僧会同在建业活动，他们又分属于同一个时代，但其弘传的思想系统却完全不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提倡般若学的支娄迦谶和支谦系统与玄学相接近，开拓了两晋以后的玄学性佛教。安世高和康僧会系统则接近以长生不老为主的道教性佛教[3]。从他们的译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轨迹以及外来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进一步相结合的趋势。
1701160590
1701160591
[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96页，北大出版社，1997年版。
1701160592
1701160593
[2]汤用彤先生曾认为支疆梁接“恐与西晋在广州之疆梁娄至为一人”，见其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88页。
1701160594
1701160595
[3]（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第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1701160596
1701160597
1701160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