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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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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5．支谦的般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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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占据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南面的交州（原称交趾，现广东、广西和越南大部）也在它的版图之内。由于地域的关系，东吴佛教是由南下和北上两路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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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楚王刘英在他的封地与沙门、居士一起奉佛，笮融在广陵、彭城一带祠佛以招徕民户，并建寺造像，这些都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和传播范围，使佛教逐渐由中原向江南传播。另一方面，由于东汉末年的战乱，洛阳、长安的居民大批南迁，佛教僧侣也来到了江南。当时，南海交通发达，佛教从海路经由林邑（也称占城或占婆，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等地也传到了广州、交州一带。南下和北上的佛教齐汇吴地，吴都建业遂发展为佛教重镇，成为江南佛教的中心。佛教南下的代表人物是月氏人支谦，北上的代表人物是来自交趾的康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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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谦，又名支越，字恭明，生卒年不详。他是吴地著名的佛教居士、佛经翻译家。祖籍月氏，其祖父法度于汉灵帝（167～189年在位）时率领数百人来华，寄居河南，受封“率善中郎将”。支谦自幼勤学中外典籍，精通多种语言。后受业于支亮，而支亮曾就学于著名佛经翻译家支谶，故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谦于汉献帝末年，与乡人数十名避乱到吴国。吴王孙权闻得其博学才能，聘为博士，并使辅导太子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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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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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孙权黄武二年（223年）至孙亮建兴二年（253年），凡30年间，支谦广事译经，弘传佛法。他先后译出《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本业经》、《太子瑞应本起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等大小乘经典共36部48卷。据说他曾依《无量寿经》、《中本起经》思想，作《连句梵呗》，对中国佛教音乐的形成也有过贡献。他还注解了自己翻译的《了本生死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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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谦的译经，以继承支谶事业、宣传大乘“般若性空”思想为重点。如《大明度无极经》虽只是《道行般若经》的改译，但经过支谦的努力，将原译的晦涩难懂处，改得大都通畅可读，促进了般若理论在汉地的传播。又如与“般若”空观思想相通的《维摩诘经》，通过主人公在家居士维摩诘修行之事，宣传佛国与世间无二无别，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世间，解救众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居士也能达到涅槃解脱的境地。支谦本身就是居士，所以他译此经充分表现了大乘佛教善权方便以统万行的精神。此经后由姚秦鸠摩罗什重译，在门阀士大夫阶层中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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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谦还翻译了净土经典《阿弥陀经》，为了与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相区别，一般称《大阿弥陀经》，全称《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檀过度人道经》，2卷。宣传阿弥陀净土信仰，称“一心念欲”生阿弥陀净土或听闻阿弥陀佛名字者，皆可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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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谦作为在汉的西域人的后裔，有很好的“双语”基础，从而既能深刻地明了原文本意，又能用流畅的汉语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东晋支敏度赞扬他的译文“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1]。支谦努力改“胡音”为汉音，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例如他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其中像“须菩提”、“舍利弗”这类人名，都要意译成“善业”、“秋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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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摩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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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唐）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30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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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摩诘像》是以吴道子绘画风格描绘的维摩诘形象的最生动传神、最具代表性的杰作。画中的维摩诘手执麈尾，坐在胡床之上，貌似深陷声色犬马之中，然其目光炯炯，思虑深邃，非凡人所及。据《维摩诘经》中记载，维摩诘是一名在家居士，住在毗舍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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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开了“意译派”的先河。由于过分强调意译，其译文的忠实性就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东晋道安、姚秦鸠摩罗什都曾对支谦译文的忠实性问题提出过批评；僧肇更是认为支谦所译是“理滞于文”，以致“常惧玄宗坠于译人”[2]。其实，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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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见《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藏》卷五十五，第49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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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僧肇：《维摩诘经序》，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藏》卷五十五，第58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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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6．“敦煌菩萨”竺法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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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宰相司马炎（晋武帝）于265年篡夺魏之帝位，建都洛阳，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后于280年灭了南方的吴国，统一天下。316年，北方胡族灭了西晋，中国历史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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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皇祚历时不长，只有半个世纪（265～316年），但其思想领域却非常活跃。王戎、王衍祖述何晏、王弼，仍主“以无为本”。裴頠著《崇有论》，斥责玄学贵无派；向秀、郭象注《庄子》，肯定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为西晋统治和士族特权作理论论证。西晋玄学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两派并存的局面。佛教大乘“般若”学用空无否定世俗世界；而小乘的“禅数”学，则是以法体实有论证士族品类等级的合理性。佛教内部对“空”、“有”的讨论，与玄学遥相呼应。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佛教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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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洛阳伽蓝记·序》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307～312年）有42所佛寺。相传当时衡阳太守滕永文和晋阙公也设斋会诵经，礼拜佛像[1]。又据说西晋翻译经典的共有道俗12人，译出经律600卷，建寺180所，度僧3700人[2]。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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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佛教是站在三国时代的延长线上，而译经仍然是佛教的主要活动，从事翻译活动的国内外沙门和居士翻译了很多经典，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竺法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