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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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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8．帛法祖与《老子化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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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竺法护大约同时在长安译经的，还有帛法祖。法祖名帛远，号法祖，俗姓万，河内（河南沁阳）人。父威达，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拒之不理。法祖自幼出家，深研佛经，博读世典。在长安建筑精舍，以讲习为业，僧俗禀受者近千人。晋惠帝末年，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顒对法祖“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讲谈道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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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道士祭酒王浮与帛法祖争佛道之高下，王浮争他不过，愤而作《老子化胡经》，攻击佛教，成为西晋佛道二教争论优劣中的一大公案。“老子化胡”说是东汉桓帝时代就已有的说法。老子是道教所信奉的教主，传说老子晚年出关而不知去向。“老子化胡”的说法就解释成老子西出阳关，经西域到了天竺，化身为佛，教化胡人，这才产生了佛教。王浮即据此说法而撰写成《老子化胡经》以与帛法祖等佛教徒相抗衡。其结果是佛教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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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元年（304年），张辅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法祖与之俱行，辅以其声名远扬，欲令其还俗为己僚佐。法祖不从，得罪了张辅。不久，州人管蕃又在张辅面前进法祖的谗言。张辅派人杀了法祖。帛法祖在关陇一带汉族和内迁少数民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奉之若神”。因此，人们对其死表示极大的悲痛和愤恨，他们“共分祖尸，各起塔庙”，以便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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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法祖精通胡汉语言，除了为《首楞严经》作注外，还译有《菩萨修行经》1卷、《佛般泥洹经》2卷、《大爱道般泥洹经》1卷、《菩萨逝经》1卷、《贤者五福德经》1卷等16部（上述五部现存）。《菩萨修行经》主张菩萨应从42个方面来作禅观修行，谓通过种种观想，可消除一切贪爱情欲和迷误见解；《佛般泥洹经》讲释迦牟尼去世前的说教和有关逝世的宗教传说；《大爱道般泥洹经》讲释迦牟尼的姨母大爱道与五百比丘尼不忍见到佛陀先于她们“涅槃”（逝世）而先行“涅槃”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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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法祖弟子众多，以法祚最为知名。法祚25岁出家，深洞佛理，为《放光般若经》作注，著《显宗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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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译经者中比较知名的，还有：疆梁娄至，西域人，于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广州译《十二游经》1卷1部；安法钦，安息人，于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年）在洛阳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4卷、《阿育王传》7卷等5部；沙门法立、法炬于晋惠帝和怀帝之际（约3世纪与4世纪之交）在洛阳合作译经，译有《法句本末经》（也称《法句譬喻经》）4卷、《福田经》（或云《诸德福田经》）1卷、《楼炭经》6卷、《大方等如来藏经》1卷；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301年）译出《逝童子经》1卷、《善生子经》1卷等4部（上述两部现存）；外国沙门若罗严，译出《时非时经》1部（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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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佛经翻译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大乘佛经；而在各类大乘佛经中，又以般若类经典所占分量较大。如被誉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所译佛经，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思想；竺叔兰、无罗叉译出《放光般若经》盛行于当时；淮阳支孝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法祚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译本，帛法祖还作了一部注解。可见，般若类经典在当时受到高度重视。从社会影响来看，以竺叔兰、无罗叉译的《放光般若经》和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最为流行，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显赫。从翻译者看，除了华籍胡裔如竺法护（世居敦煌的月支后裔）、竺叔兰（生于河南的天竺后裔）之外，还有汉族僧人帛法祖等人。译经者队伍在不断壮大。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作为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祝太玄、张玄伯、孙休达、张仕明、张仲政等等参加了译经工作。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在译经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本土文化及当时魏晋玄学的影响。可以说，他们的参与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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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三国、西晋时的佛教比东汉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除有戒律的传入和僧人受戒外，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寺庙和僧尼人数都有所增加。但这一时期的佛教活动，主要还是对佛经的翻译，佛教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仍依附于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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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僧传》卷一之《帛远传》。《大正藏》卷五十，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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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9．神僧佛图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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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五胡十六国”中以石勒、石虎父子的后赵、苻坚的前秦和姚苌、姚兴父子的后秦对佛教最为崇奉。后赵佛教的佛图澄有“神僧”之称，与石勒父子关系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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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图澄，西域人，本姓帛氏；9岁出家，曾学习说一切有部的小乘佛教；西晋永嘉四年（310年）经敦煌来到洛阳；东晋永和四年（348年）于邺都（今河南临漳县西南）去世，时年117岁。佛图澄能诵经数十万言，博闻强记，与中土学人论辩，辩才无碍；又重视戒学，平生“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佛图澄尤以神异名世，《高僧传》将其归入“神异”部，记述了他的许多神通事迹，说他志弘大法，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天眼打开可彻见千里之外的事情；又能预知吉凶，兼善医术，能治痼疾，为时人所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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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石虎父子以残暴闻名，佛图澄通过石勒的大将军郭黑略，以神异折服石勒，后来的石虎也很敬重他，尊他为“大和上”，佛图澄也常劝诫二石要“不为暴虐，不害无辜”。在后赵两代统治者石勒、石虎的支持下，佛图澄大力推广佛教，使佛教在后赵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发展。西晋以前，官方只准西域人出家，石虎治下的后赵公然允许汉人为僧。此后民众相率出家，计当时有寺院890所之多，后赵佛教可谓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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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图澄虽无译经和著述流传下来，但其门徒中不乏义学高僧。在其门下聚集了大批英才。当时，慕佛图澄高名而来拜师受业者，远及西域名僧竺佛调、须菩提，近有中土大德释道安、竺法雅等人，门下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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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图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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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图澄神异故事画 唐代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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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传》中叙述佛图澄的神通事迹颇多，说他善于诵神咒，能役使鬼神，能看见千里之外的事，又能听塔上的铃声来预知吉凶。在神仙思想盛行的社会里，他这样做是一种方便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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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弟子中著名的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和比丘尼安令首等。其中的道安可以称得上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人物，而慧远又是道安的弟子。佛图澄、道安和慧远一系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卓著。僧朗也以神通法术而著称于世，受到几代帝王的尊崇，南燕慕容德授予他“东齐王”称号。僧朗对《放光般若经》也有研究，其弟子僧叡是著名的般若学者。中山竺法雅同康法朗开创“格义”方法。比丘尼安令首是石赵时兵部令徐冲的女儿，从佛图澄和净检尼受戒，博览群籍，广造佛寺，从她出家的有200余人。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佛教以佛图澄及其活动为起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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