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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3.毗昙和律藏经典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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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译介了大乘般若经典,对小乘论藏和律藏经典的传译也十分重视。毗昙即阿毗昙,意译为对法,即论藏,但阿毗昙通常特指小乘萨婆多部的论藏。毗昙经典自安世高学说传入中土以来,即在华北一带流行。十六国时期,毗昙经典的传译大致有毗昙和阿含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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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昙类:僧伽跋澄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译成《毗婆沙论》,次年译出《婆须密集经》和《僧伽罗刹集经》。僧伽提婆于建元十九年(383年)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次年译成《阿毗昙心论》。《八犍度论》因缺少“因缘品”,390年由昙摩卑增补。后来,僧伽提婆南下庐山,太元十六年(391年)为慧远译出《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昙摩耶舍(法明)在弘始九年至十六年间(407~414年),和昙摩掘多合译《舍利弗阿毗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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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类:竺佛念于建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间(384~385年),由昙摩难提口诵梵本,译出《增一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僧伽提婆在隆安元年至二年间(397~398年),也曾和僧伽罗叉合译《中阿含经》;佛陀耶舍于410至412年译出《长阿含经》,至此,《四阿含经》除《杂阿含经》外全部译成汉文。昙摩耶舍的弟子法度专习小乘,禁读方等(般若)经典,由此可见当时小乘毗昙学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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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藏即佛教戒律典籍。自三国魏时中印度昙柯迦罗来洛阳译出《僧祇戒心》以来,佛教的戒律和受戒仪式陆续传入中国。比较完备地传入律藏典籍,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竺佛念于建元七年至八年间(371~372年)与昙摩持合译《十诵比丘戒本》;和昙摩持、慧常合译《比丘尼大戒》。弗若多罗精通《十诵律》,弘始六年(404年)由弗若多罗口诵,鸠摩罗什翻译。译事未完,弗若多罗去世,后由昙摩流支(法东)帮助译完。卑摩罗叉(无垢眼)于弘始八年(406年)来到长安,鸠摩罗什死后,他在江陵辛寺开讲《十诵律》,又分鸠摩罗什所译《十诵律》58卷为61卷。《高僧传·卑摩罗叉传》称“律藏大弘,叉之力也”。佛陀耶舍(觉明)于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间(410~412年)译出《四分律》、《四分戒律》;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摩诃僧祇律》;刘宋佛陀什译出《五分律》。至此,律藏典籍基本上齐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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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律》在律藏典籍中传播最为广泛。此律译出60多年后,先有法聪律师及其弟子道覆进行讲解、注疏;继有慧光律师及其弟子们对之研习弘通,《四分律》逐渐盛行,并奠定了律宗成宗的理论基础。慧光的三传弟子智首,撰《四分律疏》若干卷,弘扬律学30余年,产生了重大影响。弟子道宣继承智首大师的律学遗风,继续弘传律学,作有《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等,合称五大部。道宣又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正式建立宗派。律宗将佛教所制诸戒归纳为“止持”、“作持”二类。“止持”即“诸恶莫作”之意,指比丘、比丘尼二众制止身口不作诸恶的“别解脱戒”;“作持”即“众善奉行之意,包括安居、说戒、悔过等行持的种种规则。南山五大部的内容不能超出这两大类的范围。律宗在唐代天宝十三年(754年),由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传到日本,日本的律宗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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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4.江南“贵族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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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即位后任命的军政首脑大都为北方大族,山东琅琊士族王导任丞相,王导从兄王敦都督六州军事,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整个东晋士族在政治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士族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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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崇尚“清谈”,名士与名僧互相往来,承袭了魏晋以来佛玄交融的风尚。东晋不少大臣都崇尚“清谈”。丞相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王导作为士族的代表,他的这种爱好具有代表性。其他如王敦“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庾亮“善谈论,性好《庄》、《老》”等等,皆为一时风气,玄学清谈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思潮一直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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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名士习凿齿在《释道安书》中概括明帝时佛教之盛况说“道业之隆,莫盛于今”。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孝武帝司马曜与权臣司马道子皆崇信佛教,以致僧尼入朝,干预政事。成、康二帝时的大臣何充、穆帝时任中军将军的殷浩也都对佛教情有独钟。其他如谢安、许询、王恭、孙绰和郗超等人,对佛教尤其是般若经典,都颇有研究。其中孙绰、郗超二人分别在《喻道论》和《奉法要》中提出“儒佛同一”、“调和佛儒”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著名画家戴逵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奉者。帛尸梨密多罗、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和慧远等都是著名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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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尸梨密多罗,西域人,于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年)来到洛阳,后住于三国时吴国康僧会所建的建初寺。丞相王导见而奇之,对他尊敬有加。帛尸梨密多罗善于咒术,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和《大灌顶神咒经》等经典,最早把密教传到建康。他还擅长梵呗,将“高声梵呗”授与弟子觅历,流传后世。相传,中国的梵呗始于三国时魏国的曹植,后支谦根据《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而作《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作过梵呗,帛尸梨密多罗加速了梵呗的流行,以后随着受孝武帝(373~396年在位)归依的支昙龠所歌咏的六言梵呗传至江南,梵呗随贵族佛教的繁荣而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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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道潜为东晋初期军事首脑王敦之弟,18岁出家,24岁讲解《法华经》及《大品般若经》,听众常达500余人。340年,庾冰代成帝作诏令沙门应敬王者,何充等上书反对,形成第一次“沙门拜俗”之争。在这种形势下,竺道潜隐居会稽剡山达30余年之久,精研般若经典,是东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异宗”的创始人之一。何充尊之为师,屡相邀请。名僧支遁对他也十分尊敬,称之为“上座”。《高僧传·竺道潜传》记载了他与刘惔的一段对话:“嘲之曰:‘道士何以游朱门?’潜曰:‘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孙绰在《道贤论》中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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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家世事佛,年25出家,精通大乘般若学,对支谶所译《道行般若经》和支谦所译《慧印三昧经》尤有钻研,讲解佛经善于抓住般若学的基本思想而不拘泥于字句,与当时名流许询往返辩难,探求佛经精义。他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主张者,在鸠摩罗什及僧肇以前,他对“空”的理解是最接近于般若学正宗的。支遁是名僧与名士的代表人物,喜鹤养马,善草隶,好诗歌。孙绰《道贤论》将其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向秀。他注《庄子·逍遥游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被认为与当时的郭象、向秀《庄子注》不同,称为“支理”。他在《阿弥陀佛像赞并序》中表达了对西方净土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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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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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达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和猪一齐饮酒。向秀好老庄之学,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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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兰在15岁出家,后曾赴西域求法,行至交州(今广西苍梧县)生病,死于象林(今越南承天顺化附近)。于法兰时以清谈名僧知名,孙绰《道贤论》将他比作“竹林七贤”之阮籍,支遁为之立像并称赞他的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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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兰弟子中以于法开和于道邃最为著名。于法开善《放光般若经》和《正法华经》,又通医术。他是“六家七宗”中“识含宗”的创立者,常与支遁辩论“即色空义”。于道邃,敦煌人,年16出家,师事于法兰。《高僧传·于道邃传》称其“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尤巧谈论”。他是“六家七宗”中“缘会宗”的提倡者。与于法兰同经南方去西域,途经交趾(今广西苍梧县一带)病故,时年3l岁。于道邃以清高知名,孙绰《道贤论》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阮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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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僧渊、康法畅等人也是以清谈知名的高僧。王导曾以康僧渊鼻高眼深而戏之,康僧渊(西域人)回答说:“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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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下,江南贵族佛教发展迅速,魏晋玄学与般若学的交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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