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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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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3．毗昙和律藏经典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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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译介了大乘般若经典，对小乘论藏和律藏经典的传译也十分重视。毗昙即阿毗昙，意译为对法，即论藏，但阿毗昙通常特指小乘萨婆多部的论藏。毗昙经典自安世高学说传入中土以来，即在华北一带流行。十六国时期，毗昙经典的传译大致有毗昙和阿含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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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昙类：僧伽跋澄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译成《毗婆沙论》，次年译出《婆须密集经》和《僧伽罗刹集经》。僧伽提婆于建元十九年（383年）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次年译成《阿毗昙心论》。《八犍度论》因缺少“因缘品”，390年由昙摩卑增补。后来，僧伽提婆南下庐山，太元十六年（391年）为慧远译出《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昙摩耶舍（法明）在弘始九年至十六年间（407～414年），和昙摩掘多合译《舍利弗阿毗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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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类：竺佛念于建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间（384～385年），由昙摩难提口诵梵本，译出《增一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僧伽提婆在隆安元年至二年间（397～398年），也曾和僧伽罗叉合译《中阿含经》；佛陀耶舍于410至412年译出《长阿含经》，至此，《四阿含经》除《杂阿含经》外全部译成汉文。昙摩耶舍的弟子法度专习小乘，禁读方等（般若）经典，由此可见当时小乘毗昙学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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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藏即佛教戒律典籍。自三国魏时中印度昙柯迦罗来洛阳译出《僧祇戒心》以来，佛教的戒律和受戒仪式陆续传入中国。比较完备地传入律藏典籍，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竺佛念于建元七年至八年间（371～372年）与昙摩持合译《十诵比丘戒本》；和昙摩持、慧常合译《比丘尼大戒》。弗若多罗精通《十诵律》，弘始六年（404年）由弗若多罗口诵，鸠摩罗什翻译。译事未完，弗若多罗去世，后由昙摩流支（法东）帮助译完。卑摩罗叉（无垢眼）于弘始八年（406年）来到长安，鸠摩罗什死后，他在江陵辛寺开讲《十诵律》，又分鸠摩罗什所译《十诵律》58卷为61卷。《高僧传·卑摩罗叉传》称“律藏大弘，叉之力也”。佛陀耶舍（觉明）于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间（410～412年）译出《四分律》、《四分戒律》；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摩诃僧祇律》；刘宋佛陀什译出《五分律》。至此，律藏典籍基本上齐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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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律》在律藏典籍中传播最为广泛。此律译出60多年后，先有法聪律师及其弟子道覆进行讲解、注疏；继有慧光律师及其弟子们对之研习弘通，《四分律》逐渐盛行，并奠定了律宗成宗的理论基础。慧光的三传弟子智首，撰《四分律疏》若干卷，弘扬律学30余年，产生了重大影响。弟子道宣继承智首大师的律学遗风，继续弘传律学，作有《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等，合称五大部。道宣又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正式建立宗派。律宗将佛教所制诸戒归纳为“止持”、“作持”二类。“止持”即“诸恶莫作”之意，指比丘、比丘尼二众制止身口不作诸恶的“别解脱戒”；“作持”即“众善奉行之意，包括安居、说戒、悔过等行持的种种规则。南山五大部的内容不能超出这两大类的范围。律宗在唐代天宝十三年（754年），由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传到日本，日本的律宗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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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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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34．江南“贵族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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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即位后任命的军政首脑大都为北方大族，山东琅琊士族王导任丞相，王导从兄王敦都督六州军事，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整个东晋士族在政治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士族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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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崇尚“清谈”，名士与名僧互相往来，承袭了魏晋以来佛玄交融的风尚。东晋不少大臣都崇尚“清谈”。丞相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王导作为士族的代表，他的这种爱好具有代表性。其他如王敦“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庾亮“善谈论，性好《庄》、《老》”等等，皆为一时风气，玄学清谈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思潮一直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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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名士习凿齿在《释道安书》中概括明帝时佛教之盛况说“道业之隆，莫盛于今”。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孝武帝司马曜与权臣司马道子皆崇信佛教，以致僧尼入朝，干预政事。成、康二帝时的大臣何充、穆帝时任中军将军的殷浩也都对佛教情有独钟。其他如谢安、许询、王恭、孙绰和郗超等人，对佛教尤其是般若经典，都颇有研究。其中孙绰、郗超二人分别在《喻道论》和《奉法要》中提出“儒佛同一”、“调和佛儒”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著名画家戴逵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奉者。帛尸梨密多罗、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和慧远等都是著名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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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尸梨密多罗，西域人，于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年）来到洛阳，后住于三国时吴国康僧会所建的建初寺。丞相王导见而奇之，对他尊敬有加。帛尸梨密多罗善于咒术，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和《大灌顶神咒经》等经典，最早把密教传到建康。他还擅长梵呗，将“高声梵呗”授与弟子觅历，流传后世。相传，中国的梵呗始于三国时魏国的曹植，后支谦根据《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而作《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作过梵呗，帛尸梨密多罗加速了梵呗的流行，以后随着受孝武帝（373～396年在位）归依的支昙龠所歌咏的六言梵呗传至江南，梵呗随贵族佛教的繁荣而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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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道潜为东晋初期军事首脑王敦之弟，18岁出家，24岁讲解《法华经》及《大品般若经》，听众常达500余人。340年，庾冰代成帝作诏令沙门应敬王者，何充等上书反对，形成第一次“沙门拜俗”之争。在这种形势下，竺道潜隐居会稽剡山达30余年之久，精研般若经典，是东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异宗”的创始人之一。何充尊之为师，屡相邀请。名僧支遁对他也十分尊敬，称之为“上座”。《高僧传·竺道潜传》记载了他与刘惔的一段对话：“嘲之曰：‘道士何以游朱门？’潜曰：‘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孙绰在《道贤论》中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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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家世事佛，年25出家，精通大乘般若学，对支谶所译《道行般若经》和支谦所译《慧印三昧经》尤有钻研，讲解佛经善于抓住般若学的基本思想而不拘泥于字句，与当时名流许询往返辩难，探求佛经精义。他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主张者，在鸠摩罗什及僧肇以前，他对“空”的理解是最接近于般若学正宗的。支遁是名僧与名士的代表人物，喜鹤养马，善草隶，好诗歌。孙绰《道贤论》将其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向秀。他注《庄子·逍遥游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被认为与当时的郭象、向秀《庄子注》不同，称为“支理”。他在《阿弥陀佛像赞并序》中表达了对西方净土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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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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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达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和猪一齐饮酒。向秀好老庄之学，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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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兰在15岁出家，后曾赴西域求法，行至交州（今广西苍梧县）生病，死于象林（今越南承天顺化附近）。于法兰时以清谈名僧知名，孙绰《道贤论》将他比作“竹林七贤”之阮籍，支遁为之立像并称赞他的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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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兰弟子中以于法开和于道邃最为著名。于法开善《放光般若经》和《正法华经》，又通医术。他是“六家七宗”中“识含宗”的创立者，常与支遁辩论“即色空义”。于道邃，敦煌人，年16出家，师事于法兰。《高僧传·于道邃传》称其“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尤巧谈论”。他是“六家七宗”中“缘会宗”的提倡者。与于法兰同经南方去西域，途经交趾（今广西苍梧县一带）病故，时年3l岁。于道邃以清高知名，孙绰《道贤论》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阮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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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僧渊、康法畅等人也是以清谈知名的高僧。王导曾以康僧渊鼻高眼深而戏之，康僧渊（西域人）回答说：“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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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下，江南贵族佛教发展迅速，魏晋玄学与般若学的交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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