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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41．南朝各家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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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部分佛教学者重视讲诵佛典从而形成专攻某一经论之风。这些学者被称为“师”，他们据以发挥的思想叫做“师学”或“师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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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实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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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扬《成实论》的佛教学者称为成实师。《成实论》由何梨跋摩、鸠摩罗什译于长安。“实”指“四谛”，即苦、集、灭、道等4种真理。“成实”即成立四谛的道理。中心内容主要是讲“我空”，即人无自性；兼讲“法空”，即客观世界无自性。长安是《成实论》学的发源地，《成实论》最有影响的弘扬者，都出自鸠摩罗什的门下。其中僧导居寿春，僧嵩住彭城，形成成实学的两大系统。彭城系的僧嵩及其弟子僧渊是公开反对《涅槃》佛性说的著名人物，在北银很有声望。僧渊有弟子4人，其中昙度、慧纪、道登，并为魏主元宏所重。元宏特别提倡《成实论》，对鸠摩罗什、僧嵩等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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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成实学的开拓者，是寿春系的僧导。僧导并学“三论”、《维摩》，于刘宋王朝有功，门徒众多，动辄上千。其中昙济亦修《涅槃》，以《七宗论》名闻后世。就学于寿春的还有道猛和道钟。449年，道猛东游京都，结交湘东王刘或。刘或即位曰明帝，倍加礼敬，敕猛为兴皇寺纲领，该寺遂成为南朝成实学的重要据点。萧齐王朝也重《成实》，其中僧钟、慧次、僧柔等成实论师均受到王室的特别崇敬。萧子良召集京师硕学名僧500余人，讲说《成实》，最后集成《抄成实论》9卷问世。周颙、僧祐都是此次聚会的参与者，据他们说，《成实》之所以被当时看重，不像北朝那样去励行它的教义，而是因为它的条理清楚，更便于理解大乘妙典，排斥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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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朝到齐为止，成实论师多同习《涅槃》、《华严》、“三论”等，没有相互倾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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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成实学略有波折。先是从僧柔、慧次就学《成实》的僧旻、法云、智藏成为梁王朝最显贵的僧侣，是谓梁代《成实》三大师。506年，僧旻（467～527年）受请为帝室家僧，制注《般若》，敕讲《胜鬘》，侧重弘扬《观世音经》，为京师学士和地方守宰所尊，号称“素王”。他对语言诗韵似甚有研究，著有《四声指归》、《诗谱决疑》等。法云（467～529年）于萧齐时以讲《法华》、《净名》等著称于世，号“作幻法师”。至梁，为朝贵演说《般若》，亦为皇室家僧，525年，敕为大僧正，是梁武帝发动围攻《神灭论》的具体组织者。智藏（458～522年），曾为梁武帝授菩萨戒，为皇太子讲《涅槃》，给帝室讲《波若》。他第一个把诵读《金刚般若经》当作解厄延寿、去凶化吉的佛教法门，使此经成为道俗上下普及率最高、影响最广的佛典。综观上述三师特点，也是调和，尤其是与儒家孝道调和。简文帝曾以《成实论》为各种佛说的最终旨归，但反响很小。三大师死后，梁武帝重奉《大品》，对《成实论》表示轻蔑。到吉藏独树“三论”旗帜，创立三论宗，也着重批判成实论师说，判《成实论》为小乘后，成实师趋于衰微，到唐初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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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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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扬“三论”的佛教学者称为三论师。“三论”指鸠摩罗什所译《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这些本是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著作，在南北朝的流行，则是魏晋以来般若学的变态和延续。陈隋之际的吉藏，更以三论命宗。最早研习“三论”的，是僧叡、僧肇、昙影等；《肇论》被推为三论学的中国经典。他们的思想，称为“关中旧义”。此后，“三论”流行的重心转向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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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初僧朗是三论学兴起之始。僧朗于摄山栖霞精舍弘扬“三论”，被称为“摄山大师”。其弟子僧诠，号称“山中师”，摄山遂成为梁陈二代三论学的重镇。梁昭明太子萧统作《解二谛义令旨并问答》，可为梁代的代表作。僧诠有勇、辩、朗、布四弟子，号称“四友”或“四公”，均为陈王朝所重，三论学遂成了陈王朝的官方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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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师是南北朝时期南方特有的学派，至隋朝的吉藏而形成了三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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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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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和弘扬《涅槃经》的佛教学者称为涅槃师。418年，6卷《大般泥洹经》在建康译出，引起大江南北佛学界的震动；421年，40卷本《大涅槃经》在敦煌译出；宋元嘉中（424～443年），建康又依上述二本整理为南本《大涅槃经》问世，研习《涅槃》及其所陈“佛性”思想，成了宋梁二代最时髦的佛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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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是南朝最早的涅槃师。涅槃师的中心议题是“一阐提”有无佛性。6卷《泥洹》曾言，除一阐提外，一切众生皆可成佛，道生加以纠正，认为一阐提人亦得成佛。道生著有《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佛性当有论》、《善不受报义》等，从论题可以推知，他把成佛的根据移植到个人内心的自我，完善、贬低偶像崇拜和净土信仰。他对中国佛教影响最长久的主张是“顿悟成佛义”：真理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因此，要么不悟，一悟顿了，不容阶梯，谢灵运追随道生，著《辨宗论》，用儒家的“理归一极”来加以补充。道生之说，受到宋文孝武诸帝的赞赏，曾请其弟子道猷和法瑷、宝林等持续弘扬。慧观与谢灵运都是南本《涅槃》的整理者，但慧观却力主渐悟。他认为“真如”必须经“定慧”修习才能测知，而“定慧”需有阶级相乘。像这样提倡渐悟、反对顿悟的也有一批名僧，如慧琳、法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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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涅槃学者宋有慧静，齐梁时有僧慧、宝亮及梁代的三大法师，陈代有名僧宝琼。其中宝亮是齐梁间重要的涅槃学者，梁武帝命他所撰《涅槃义疏》是解释《涅槃经》的权威著作。涅槃师兴盛至唐以后，由于天台宗、三论宗等诸宗势力的兴起才逐步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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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昙师和俱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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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和弘传小乘说一切有部《阿毗昙》的佛教学者称为毗昙师。《毗昙》的研究发端于道安，僧伽提婆受慧远之请，重译《阿毗昙心》和《三法度论》，397年进入建康，得到名士王珣、王弥等的支持。433年，僧伽跋摩与宝云按慧观要求重译《杂阿毗昙心》。于是，《毗昙》几乎成了南朝所有论师共习的科目。其中僧韶（447～504年）专以《毗昙》弘扬为业，法护（439～507年）以《毗昙》命家，慧集（456～515年）于毗昙学研究独到，其他僧侣多是兼学。道安也为北方毗昙学打下了基础，昙摩耶舍等又译出《舍利弗阿毗昙》，姚秦时备受重视。此后，北方的《成实》论师大都兼习《毗昙》，其中慧嵩活跃在元魏高齐之际，足迹遍及江表、河南，时人称为“毗昙孔子”，弟子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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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昙弘扬的是诸法“自性”不变，一切个别事物则是自性种类在特定因缘条件下的再现，有变化，有生灭，此即谓之“无常空”或“因缘空”。众生按照自身所聚业惑的不同，感得的世间和出世间等罪福果报这一基本思想，得到慧远等内地佛学家的发展，在三世因果、业报轮回的基础上，正式确认了身死神不灭为佛家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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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末成实学渐盛，真谛译出《俱舍释论》之后，有的学者开始钻研《俱舍》，南方的毗昙学从此衰落下去。到唐玄奘重新译出《俱舍论》后，就掀起了研究《俱舍论》的高潮，旧译毗昙学转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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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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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扬真谛所译《摄大乘论》的佛教学者称为摄论师。《摄大乘论》由印度无著著。汉文有3个译本：陈真谛译《摄大乘论》3卷，北魏佛陀扇多译《摄大乘论》2卷，唐玄奘译《摄大乘论本》3卷，其中真谛和玄奘译本影响较大。该书是对古印度《大乘阿毗达磨经》（未传入中国）的“摄大乘品”的解释论述，对比小乘来阐述大乘教义，着重宣传瑜伽行派的观点。注释书有印度世亲著的《摄大乘论释》，有3种汉文译本：南朝陈真谛译本15卷、隋达摩笈多和唐玄奘译本各10卷。还有印度无性著的《摄大乘论释》，唐玄奘译，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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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论》是瑜伽派唯识学的奠基性著作，着重探究“心”的性质和“心”生万有的机制，以及人的认识过程和据此修持成佛的道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特别是它的八识说，提出了阿赖耶作为世界的本体和认识的本原，确立了“唯识无尘”的宇宙观，在南朝引起震动。其基本内容为：（1）“九识”。在六识外，第七识是阿陀那识，第八识是阿赖耶识，第九识是阿摩罗识（或译“阿末罗识”、“庵摩罗识”，意译“无垢识”、“清净识”，即真如）。此真如随缘（条件）形成万物。（2）在讲三自性时，强调“依他起性”的染污方面，认为最后也应断灭。（3）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定性二乘”（独觉、声闻二乘）也必由佛道达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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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的门下有智恺、法泰、曹毗等。隋初昙迁受诏从彭城到长安讲《摄大乘论》，听者甚众，著有《摄论疏》等。但陈王朝及其官僧支持的是《般若》和“三论”学，对真谛一系公开排斥，所以直至陈亡，真谛之说在建业甚少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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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诵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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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弘传《十诵律》的佛教学者称为十诵律师。戒律是约束佛徒行为和规范僧团生活的纪律。只有按一定仪式发誓接受一定戒律的人，才能充当僧侣或居士，也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佛徒。《十诵律》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由卑摩罗叉补充校改后，在江陵辛寺开讲，十诵之学自此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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