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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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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50．寺院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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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佛教的传统教义，佛教僧侣又称为“乞士”，应以乞食为主。寺院建立以后，主要靠施主的布施维持。寺院作为其主要活动场所，其经济来源对佛教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佛教寺院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和采取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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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和支持，以及佛教自身的发展，寺院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表现是：一些大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在寺院占有的土地中，有的是官赐的，有的是私置的。即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和自耕经济这两种类型的寺院经济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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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是官赐的土地经济。据有关史书记载：唐高祖于625年（武德八年）2月15日，赐少林寺地40顷。唐高宗于656年下诏在长安置西明寺，赐田园百顷，车五辆，绢、布二千匹。唐代宗于762年至763年年间赐给全国诸寺、观田千余顷。唐宪宗时，山西玄中寺拥有官赐庄田遍及150多里。从以上略举的几个例子中，可见唐代官赐给寺庙的土地是相当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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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祖庭少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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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有“天下第一名刹”之誉，位于河南登封市西12公里处的嵩山五乳峰下，始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少林寺建筑包括常住院及附近的塔林、初祖阉、二祖庵及达摩洞等。少林寺寺院宏大，从山门到千佛殿，共七进院落，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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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唐，寺院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原因主要是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唐初所实行的均田制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这样，寺院经济成为国家正式承认的一种经济形式，但此阶段的寺院经济主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支持，对政权的依赖性很大，其基础是不牢固的。寺院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量人才，自然威胁到了世俗统治者的利益，再加上其所拥有的免役、免赋税的特权，导致了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人丁大量流向僧门，极大地减少了社会的劳动力和国库收入。这种情况是统治者绝对不能容忍的，皇室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了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打击。应该说，历史上出现的沙汰沙门和灭佛事件的深层原因，就是寺院经济和国家经济的矛盾尖锐化。“灭佛”使得寺院经济受到极大的打击，这表明依附式寺院经济的基础是不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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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统治者敕建和供养的寺院数量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出家人的需要。认识到了这一现状的僧门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建立一种新的独立的寺院经济形式，于是就有了中国的丛林体制。丛林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寺院管理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组织制度、人事制度等。它的经济制度，就是建立禅林经济或农禅经济，将劳动与禅修结合起来，富有创造性的是建立了“上下均力”之“普请法”，规定僧众必须自力更生，全体参加劳动，正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下面我们来讲讲禅林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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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由于僧众人数迅速增长，一些僧侣开始开垦土地，其中以禅宗寺院最具代表性。禅宗僧侣开垦土地，以劳作为务，以解决吃饭问题为教义。安史之乱后，这种劳禅并重、定居禅修的禅风在南方迅速发展，并最终成了被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另一种寺院经济类型——禅林经济。当时私置的寺院土地遍布全国，如浙江的天童寺有田13000亩，所占地界跨数县，每年收租35000斛。在甘肃，仅大像寺，共有大小庄园6处，土地53顷56亩。另有生、熟坡荒地共50多顷。这种自给自足的农禅经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逐渐代替了大寺院庄园经济。较著名的禅林庄园如普愿的池州南泉庄，义存在福州的雪峰庄，智孚在信州的鹅湖庄等。他们有些把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直接收取地租，如庐山东林寺出租荆州田亩，“收其租入”；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禅林经济完全世俗地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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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天童禅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30公里的鄞县东乡的太白山麓，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义兴禅师在距现寺址约2公里的古天童处，搭设草庵，号“天童寺”。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奉敕命改名为“天童山景德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册封天下名寺，赐天童禅寺为天下禅宗五山之第四山。寺院傍山而筑，梯级布局，由低渐高，有天王殿、法堂（藏经楼）、先觉堂、罗汉堂、佛祖殿、选佛场、禅场、钟楼、御书楼、御碑亭等20多幢古建筑。原有999间，为历代兵火所毁，现尚存730多间，占地面积5.8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为国内罕见。寺内有清代顺治、康熙、雍正皇帝的御书碑刻等文物。天童寺不但是临济宗的重要门庭，还是日本佛教主要流派曹洞宗的祖庭，在日本和东南亚久负盛名。号称“东南佛国”，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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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林经济始终以独立的自主经营为主，自给自足，从而一改印度佛教和中国以往佛教依赖施主布施捐赠、寺院工商业经营的经济模式，并将寺院经济之重心转移到了农村，使佛教摆脱了对社会政府经济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佛教经济基础的脆弱性。而且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持，才使佛教宗派能够全身心地从事佛教经典的阐释、义理的发挥和佛教思想体系的创造，才有可能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僧侣弟子，组成较稳固的、有独立性格的佛教僧团，并使所有这些能够持续下去，不断地得到继承、丰富和创新。中国佛教的几大宗派中，惟有禅宗能欣欣向荣，禅寺遍布大江南北，而其他几宗却逐渐败落，与禅宗的这种经营方式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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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51．唐代佛教与道、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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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儒、释、道三教就竞争不绝，数百年来，时而对立，时而融合。发展到唐代，由于唐王朝释老兼崇，导致佛道二教在唐代争论不休，不仅在宗教上一争优劣高低，在政治、思想上也加剧了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唐王朝采取的是以儒为治国之本，将佛、道二教作为正统儒学之外的辅助工具的方针，也引起了儒家与佛、道特别是佛教之间的矛盾，整个唐王朝，反佛的声音未曾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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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佛、道二教的关系。唐高祖、太宗时期，太史令傅奕曾两次上疏请求罢除佛教，一些道士对佛教也多有抗衡之处。但当时佛教势力也很大，不止一次地在盛唐时期要求召开“御前会议”，挑战道教，要和道教辩论，拼出个青红皂白。法琳著《破邪论》，引道士破国倾家之事例批判道教。法琳的弟子李师政著《内德经》，反驳傅奕之说。同时，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又作《辩正论》予以反击。佛道二教之间的争论在初唐即已激烈。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也直接影响到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唐高祖谈到三教时曾说：“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前面曾谈到佛教寺院有免役、免赋税的特权，就是因为唐王朝以客礼相待的缘故。但是，高祖也说：“今可先老，次孔，末后释宗。”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如此。唐初“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基本确立。其间各寺院名僧多有抗争，结果多以被流放而告终。此时，道教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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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琳对诏。法琳法师，俗姓陈，原籍颍川，唐武德四年（621年）9月，太史令傅奕上废佛法奏事11条。唐高祖李渊征询沙门的意见，法琳法师据理回答，其后唐太宗时期也为佛教争取平等待遇而有所发言，产生很好的效果，并参与初唐佛教译场的工作。法琳法师于贞观十四年（640年）7月23日入寂，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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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唐王朝的态度有所改变。玄奘法师归国后，唐太宗的以礼相待就是明证。武周时期采取的举佛抑道政策使得佛教的地位升到道教之上。应该说，佛、道二教的争论贯穿于整个唐王朝的宫廷争斗之间。在数百年间，佛道对论经常在宫廷举行。从另一方面说，佛、道在争辩之中不管是从宗教还是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唐高宗时期，再开御前会议，佛、道再进行激辩，道教辩不过。于是皇帝有这样的指令：“搜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列。”不过朝廷诏令归诏令，执行归执行。上面虽有禁令，下面根本充耳不闻。到了中宗时代，佛教再度告御状，要求彻底执行。于是朝廷再度明令禁止，把《老子化胡经》列为国家永禁之书。政府的理由是：“这本书不是老子自己的著作，而老子的《道德经》把该讲的都讲了，没有了《化胡经》这本书，也没有什么亏损。倒不如把它禁了，省去许多麻烦。”实际上，《化胡经》还在继续流传。不仅如此，还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反而成为一部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之外，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有关的新书，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真是越打越强，越禁越多，把佛教人士弄得非常恼火。足可见当时的佛道之争异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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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佛教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佛教徒出家、剃发、住庙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发出了挑战。比较有代表性的争论，例如关于沙门是否拜君父的问题。在儒家看来，沙门不拜君王和父母是违背三纲五常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唐代之前就早有争议，在唐代仍然继续。高宗曾经下令僧尼礼拜皇族父母，引起了佛教徒的强烈反对，长安僧侣200余人上表申诉，许多贵族大臣也纷纷上疏。佛教僧徒认为依照佛教经典的说法，出家人不礼拜君王父母。佛教进出中国后，历代帝王均遵行这一特殊礼仪。如果沙门跪拜君王父母，将会使僧侣为人所不敬，最终导致佛教的灭亡。后来经过多次的抗争和朝廷的争议，高宗下诏准许这一特例。但到开元年间，唐玄宗也曾多次下令僧尼、道士、女冠致拜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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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士大臣当中，反佛者大有其人，影响教大的是唐宪宗时的韩愈。韩愈认为佛教寺院占据农田，侵蚀国家财力；逃避赋税，游手好闲；剃度出家，破坏礼教。佛教与天下的衰败有很大关系。韩愈的辟佛虽然最终导致其被贬，但他的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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