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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170115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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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51．唐代佛教与道、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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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儒、释、道三教就竞争不绝，数百年来，时而对立，时而融合。发展到唐代，由于唐王朝释老兼崇，导致佛道二教在唐代争论不休，不仅在宗教上一争优劣高低，在政治、思想上也加剧了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唐王朝采取的是以儒为治国之本，将佛、道二教作为正统儒学之外的辅助工具的方针，也引起了儒家与佛、道特别是佛教之间的矛盾，整个唐王朝，反佛的声音未曾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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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佛、道二教的关系。唐高祖、太宗时期，太史令傅奕曾两次上疏请求罢除佛教，一些道士对佛教也多有抗衡之处。但当时佛教势力也很大，不止一次地在盛唐时期要求召开“御前会议”，挑战道教，要和道教辩论，拼出个青红皂白。法琳著《破邪论》，引道士破国倾家之事例批判道教。法琳的弟子李师政著《内德经》，反驳傅奕之说。同时，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又作《辩正论》予以反击。佛道二教之间的争论在初唐即已激烈。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也直接影响到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唐高祖谈到三教时曾说：“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前面曾谈到佛教寺院有免役、免赋税的特权，就是因为唐王朝以客礼相待的缘故。但是，高祖也说：“今可先老，次孔，末后释宗。”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如此。唐初“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基本确立。其间各寺院名僧多有抗争，结果多以被流放而告终。此时，道教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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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琳对诏。法琳法师，俗姓陈，原籍颍川，唐武德四年（621年）9月，太史令傅奕上废佛法奏事11条。唐高祖李渊征询沙门的意见，法琳法师据理回答，其后唐太宗时期也为佛教争取平等待遇而有所发言，产生很好的效果，并参与初唐佛教译场的工作。法琳法师于贞观十四年（640年）7月23日入寂，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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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唐王朝的态度有所改变。玄奘法师归国后，唐太宗的以礼相待就是明证。武周时期采取的举佛抑道政策使得佛教的地位升到道教之上。应该说，佛、道二教的争论贯穿于整个唐王朝的宫廷争斗之间。在数百年间，佛道对论经常在宫廷举行。从另一方面说，佛、道在争辩之中不管是从宗教还是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唐高宗时期，再开御前会议，佛、道再进行激辩，道教辩不过。于是皇帝有这样的指令：“搜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列。”不过朝廷诏令归诏令，执行归执行。上面虽有禁令，下面根本充耳不闻。到了中宗时代，佛教再度告御状，要求彻底执行。于是朝廷再度明令禁止，把《老子化胡经》列为国家永禁之书。政府的理由是：“这本书不是老子自己的著作，而老子的《道德经》把该讲的都讲了，没有了《化胡经》这本书，也没有什么亏损。倒不如把它禁了，省去许多麻烦。”实际上，《化胡经》还在继续流传。不仅如此，还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反而成为一部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之外，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有关的新书，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真是越打越强，越禁越多，把佛教人士弄得非常恼火。足可见当时的佛道之争异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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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佛教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佛教徒出家、剃发、住庙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发出了挑战。比较有代表性的争论，例如关于沙门是否拜君父的问题。在儒家看来，沙门不拜君王和父母是违背三纲五常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唐代之前就早有争议，在唐代仍然继续。高宗曾经下令僧尼礼拜皇族父母，引起了佛教徒的强烈反对，长安僧侣200余人上表申诉，许多贵族大臣也纷纷上疏。佛教僧徒认为依照佛教经典的说法，出家人不礼拜君王父母。佛教进出中国后，历代帝王均遵行这一特殊礼仪。如果沙门跪拜君王父母，将会使僧侣为人所不敬，最终导致佛教的灭亡。后来经过多次的抗争和朝廷的争议，高宗下诏准许这一特例。但到开元年间，唐玄宗也曾多次下令僧尼、道士、女冠致拜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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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士大臣当中，反佛者大有其人，影响教大的是唐宪宗时的韩愈。韩愈认为佛教寺院占据农田，侵蚀国家财力；逃避赋税，游手好闲；剃度出家，破坏礼教。佛教与天下的衰败有很大关系。韩愈的辟佛虽然最终导致其被贬，但他的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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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虽然反佛的声音不曾间断过，但佛教依然在不断地发展着。唐代采取的三教折中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教的矛盾和斗争。安史之乱后，三教逐渐走向了合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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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52．佛教对朝鲜、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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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本都是中国的近邻，佛教都是通过中国传进去的。早在朝鲜三国时代，佛教开始从中国传入，隋唐时期大小乘各宗教理几乎全部输入，其中影响较大的宗派是三论宗和律宗等。当时，由于三国封建政权都积极扶持佛教，派很多僧人到中国求法，知名的有高句丽僧朗大师、义渊、实法师、印法师等；百济僧谦益、慧慈等；新罗僧无相、圆光、慈藏、圆胜、惠通、胜诠等。其中有许多人还赴印度求法。百济僧谦益由中国到中印度专攻梵语和律部，回国时带回许多梵本加以翻译和研究，促使律宗在三国迅速传播；新罗僧惠超，曾踏遍五天竺，著《往五天竺国传》，介绍了印度及其周边诸国的地理、交通、文化和风俗，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佛教在朝鲜的流传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带有朝鲜民族特色的宗派，对朝鲜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深远影响。朝鲜三国时期，佛教的流传虽然较为广泛，但还处在传播和解释教义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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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在新罗统一之前佛教发展还没有成其规模。7世纪时，新罗联合唐军灭百济和高句丽后统一朝鲜，成为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与唐王朝交往密切，佛教也开始普及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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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天台宗、三论宗等在唐时逐渐衰灭，但在朝鲜和日本都有了一些后续发展。而唐代时盛行的法相宗、华严宗等更是传播广泛，后来传入的密宗、禅宗、净土宗，也日渐流行。9世纪初，中国禅宗开始传入朝鲜。新罗宣德王五年（784年），道义入唐从虔州西堂智藏参学心法，受其法脉。822年回国后传达摩禅，始传南宗禅，不是很兴盛，但它成为后来的禅门九山之一的迦智山派。兴德王三年（828年），洪陟入唐跟随智藏受法，回国后在实相寺宣扬禅法，开禅门九山的另一派——实相山派，禅宗开始兴盛。新罗末期的道诜把佛教的善根功德思想同道教的阴阳五行及地理风水说相结合，开创了具有特色的“祈福佛教”，使佛教更加神秘化。此时，教禅分庭抗礼，互相竞争，佛教开始衰微。再由于新罗历代国王都崇信佛教，大量建造寺院和鼓励出家，劳动力和兵源减少，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极大负担。所以在新罗后期开始限制佛教，导致佛教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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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宗重要祖庭兴教寺，位于陕西长安县。始建于唐高宗时期的669年，清代毁于火，现在的建筑重修于1922年和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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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时，新罗王朝政变频繁，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后高丽王朝建立，于936年统一朝鲜。此时，佛教开始朝民族佛教宗派方向发展。佛教界高僧辈出，寺院经济也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经营商业、高利贷的情况。佛教在政治上的影响大了起来。在高丽王朝期间，天台宗的发展有一定代表性。其仿中国天台宗建寺传法，直承天台法义。另一方面是发展出了天台法华礼忏法会，造就了专修此种忏法的众多法师。到了高丽王朝中后期形成了以曹溪宗为代表的民族佛教宗派，后朝鲜李姓王朝崇儒排佛，佛教发展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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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佛教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年代不太确切。大约是6世纪时通过朝廷和民间的往来传入的，到12世纪时才发展成为日本的民族佛教，构成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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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传入日本，日本社会还比较落后，耕地以氏族所有制为基本形态，文化比较后进，儒家经典和汉字刚输入不久，佛教被认为是触犯了他们自古以来信奉的祖先和氏神及自然精灵，遭到了一些王族大臣的反对。后来在推崇天皇统治期间，这场争论很快结束。事实上，日本原有的原始宗教并不能适应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趋势，佛教作为一种指导性文化很快得到了统治的支持。奈良时代，统治者既重视佛教也注意儒学的教育，佛教被特别用来提高天皇的权威，巩固中央集权，增强民众的统一意识，培养忍让无争的精神。这个时期由国家兴办的佛教事业，著名的是建造东大寺和国分寺，并通过这两座寺建立地方分寺。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佛教组织系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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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世纪以前，中国佛教宗派中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相继传入日本，流行于上层社会。佛教史将此成为“奈良六宗”。后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为南都六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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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为初祖。慧灌曾入唐跟随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33年（624年）赴日，把三论传入日本。慧灌门下，人材颇多，福亮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后回国进行讲学，为三论宗第二传。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广学经典，回国后传三论之学，为三论宗的第三传。成实学派在中国曾盛极一时，出了不少学者，但传到日本却未独立成宗，被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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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四年（653年）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文武天皇四年（700年）寂于元兴寺禅院中遗言火葬，为日本实行火葬之始。俱舍宗传入后附属于法相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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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的，故审祥被奉为日本华严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为第二祖。审祥初住大安寺，后任东大寺别当（住持），主持寺务和法务。其弟子相续，后受持此宗，并以东大寺为华严宗本山。审祥的老师是中国华严宗的第三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脉也间接传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