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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寺庙即学校：经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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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的文官选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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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谈一般情况。可以做个比较，在内地，包括（除了藏区以外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古代丽江纳西族的教育完全纳入内地的教育体系，最明显的是参加科举考试。唐代实行科举取士，选拔人才，这条出路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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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世袭制，父子相传，是皇帝封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遗传的因子可能有一些，但不是绝对的，父是英雄，儿未必是好汉。孔夫子就发现了问题，他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认为没有传到五代的，传到第五代绝对垮台，为什么？有很多客观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特权带来腐化，绝对特权带来绝对腐化。世袭制就是特权，所以后来取消世袭制，采取新的办法，就实行推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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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举“孝廉方正”，主要侧重道德方面，实行时动机很好，想废除世袭制，实行推荐制，由地方官推荐能人。一般来说，不能推荐自己家里的人，后来想作弊的人就相互易地推荐，后门对着开，这个现象到现在也没有断绝，所以举孝廉的推荐制也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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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代决定实行科举考试，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让全国有心从政、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有志之士投身到其中来，读书人从小就学习要考的内容，经过积累，然后参加考试，形成制度后，就叫“文官选拔制”，这是知识分子的最好出路，直至今天仍是如此。考试尽管有许多问题，但毕竟是可行的办法。科举制被废除以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最高级的是殿试，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是会试，省一级的是乡试，通过考试实现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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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多中学生下乡，要大有作为，没人念书，大学就关门了。后来发现问题严重，人才要断档，才重新开始招生，但不是考试，考试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苗子”，出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还被录取，在全国引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是考试还不能恢复，故采取推荐的方式，由农村的大队推荐。据说到后来，大队的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就掌握了这个推荐的权力，但不是看成绩和表现；后来又流行一句话：“研究研究（烟酒烟酒）。”这是推荐制的毛病。最后又决定实行考试，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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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制度到现今为止，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广泛实行。纳西族就是采取读书参加考试的选拔制度，方志上说得很清楚，某某人是秀才，某某人是举人，这些人都是纳西族。为了考试，就有学校，古代就有，最开始是启蒙学校，接下来是书院性质的学校，还有私学。有的是公立学校，官方给钱。杨联陞先生曾撰文谈到考生进京参加会试，政府给他多少补贴。他做了一次调查统计，有详细的数字，说明当时参加考试是受到政府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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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独特的教学制度——佛教经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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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30年代，藏区仍没有进入主流社会的教学体系，它有个独特的教学制度——佛教经院教育。寺庙是教育的场所，高僧是当然的老师，教学的内容是佛学和相关的一些学科。寺庙培养什么人？他的出路如何？这牵动到整个社会，因为教育制度和社会是互动的。藏族同志可以回顾一下当时人往哪儿走？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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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藏区不同了。1951年后，西藏自治区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其他藏区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区新式学校设得比较早些，有一些人受到新的教育，有了新知识，到全国各地去读书。那时藏区的青年在成都读书的不少，与原来传统的经学教育就不同，是新的发展。拿现在说吧，比如在西藏自治区有西藏大学，许多科目都和川大一样，当然因为成立晚，规模小，师资力量、教学设置等都无法和内地大学比，但毕竟是有了。此外还有农牧学院、民族学院、医学院等。这是全新的、新时代的教育模式。可以与经院教育比较一下，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原来的寺庙经院教育，它要教育青年人向哪里去？为社会培养什么人？社会经济会发生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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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侧重介绍一下传统的教育，然后进行一些对比。首先说经院教育，大的寺庙就是大的佛教学校，很多西方学者和海外藏人就将寺庙当成大学，但学科就只有佛学或与佛学相关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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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教育的教学体系：扎仓—康村—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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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什么时候制度化的？我认为，过去藏区家庭中也有人学习识字，有家庭教育，或者师徒相传，假若没有这个传统，文化早就中断了。但作为一个学校、一个体系，是从宗喀巴大师开始的。他创立了格鲁派。格鲁派形成过程中新建了几所规模大、佛学体系完整的寺庙，寺庙内部有几个扎仓（grwa-tshang），扎仓相当于大学下的学院，扎仓下设有康村（khams-tshan，意为“按地域划分的组织”），相当于系，康村下有米村（mi-tshan，即僧人小组），康村和米村按地区分。进入寺庙，寺庙提供宿舍，叫扎厦，即僧寮（这个词日本人全沿用了，写出来一样，读音不同，日本有十五所佛教大学，是他们的教育体系，学生住的地方就叫寮）。僧寮将同一地区的人安排在一起，不同地区结成不同的米村或康村。如哲蚌寺的嘉绒康村，嘉绒是位于四川阿坝自治州和甘孜自治州之间、主体在阿坝自治州、以马尔康为中心的附近几个县，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有学者认为是非藏语，我认为说的不是现代藏语，是古代藏语。嘉绒（rgyal-movi-rong），“女王的山谷”之义，说明这个地区历史上是由女王统治的，这在历史上有记载。云南永宁泸沽湖的走婚制度是母系社会——女子继承当家——的活标本。嘉绒人住在嘉绒康村，很多内地学习藏文的汉人喇嘛也住在嘉绒康村，他们被认为是同一地区的。米村可能更小一点，相当于一个班。扎仓—康村—米村，可能就相当于学院—系—班，体系就这样组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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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师的几位能干的弟子们组成僧团，有很多创造，按宗喀巴大师的意图，创立了格鲁派，并逐渐壮大起来。宗喀巴大师在世时这个教派已有发展，但真正形成一个群体力量，并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是在他的弟子手中完成的，约在公元15、16世纪逐步形成。他的几个弟子创立了几个寺庙，入寺人数多、规模大，如哲蚌寺（7700人）、甘丹寺（3300人）、色拉寺（5500人）、扎什伦布寺（4700人），这四座巨大的寺庙也就是四所培训出家人的学校，格鲁派就逐渐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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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二、政教合一：经院教育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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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庙的人要进行学习，学习什么？如何学？怎么就业？15、16世纪逐渐形成的这一制度适应了当时的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的政体，为政教合一的政体服务，培养从政的出家人。这个经院教育制度并不是简单地推荐某个人到政府从政，真正有章可循、形成教学体系、有学阶的制度是格鲁派的创造；其他教派还没有形成体系，他们有老师，有教学，但仍停留在原来的家庭传授和私人传授的状态。这种制度完善于格鲁派占主流地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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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政教合一形成后，就是某一教派掌权，比如像格鲁派掌权，达赖、班禅就既是宗教的领袖，又是政府的头头，宗教绝对为政治服务，政治绝对利用宗教，别的教派就不可能分权。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团结，为了宗教内部的沟通，当然格鲁派会对别的教派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容，也有一定的安排，但整个政权掌握在格鲁派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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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僧俗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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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西藏有若干宗、谿卡。西藏噶厦政府下设若干宗，一个宗相当于现在一个县，县里有谿卡。现在西藏有七十二个县，当时也大致是这个规模。宗的头人是宗本，即地方官，一定有两个，一僧一俗，一个出家人，一个在家人，僧俗并用，叫做政教合一。在家人当然是贵族，这是绝对的，在封建农奴社会，只有贵族才能够出去做官。僧人稍微好一点，有些是贵族，有些不是贵族。感觉僧人有出路，出家就有可能爬到社会的上层，因而吸引了许多人走出家这条路。封建农奴制度的时候，整个西藏大约有二百多家贵族，大贵族二十家，特大贵族十二家，这二百多家大大小小的贵族分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或者各个局里的负责人，以及各个宗的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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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教合一、僧俗并用的制度早就有，但没有完善。元朝的时候，八思巴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委托，在中央设立宣政院，当时也规定僧俗并用，宣政院里既有僧人也有俗人，但僧官如何产生，只能凭喜欢，我认识他，熟悉他，就让他去，许多官员的产生有很多偶然性。到格鲁派掌权后，就利用这几所大的寺庙承担了培养僧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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