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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教育的教学体系：扎仓—康村—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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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什么时候制度化的？我认为，过去藏区家庭中也有人学习识字，有家庭教育，或者师徒相传，假若没有这个传统，文化早就中断了。但作为一个学校、一个体系，是从宗喀巴大师开始的。他创立了格鲁派。格鲁派形成过程中新建了几所规模大、佛学体系完整的寺庙，寺庙内部有几个扎仓（grwa-tshang），扎仓相当于大学下的学院，扎仓下设有康村（khams-tshan，意为“按地域划分的组织”），相当于系，康村下有米村（mi-tshan，即僧人小组），康村和米村按地区分。进入寺庙，寺庙提供宿舍，叫扎厦，即僧寮（这个词日本人全沿用了，写出来一样，读音不同，日本有十五所佛教大学，是他们的教育体系，学生住的地方就叫寮）。僧寮将同一地区的人安排在一起，不同地区结成不同的米村或康村。如哲蚌寺的嘉绒康村，嘉绒是位于四川阿坝自治州和甘孜自治州之间、主体在阿坝自治州、以马尔康为中心的附近几个县，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有学者认为是非藏语，我认为说的不是现代藏语，是古代藏语。嘉绒（rgyal-movi-rong），“女王的山谷”之义，说明这个地区历史上是由女王统治的，这在历史上有记载。云南永宁泸沽湖的走婚制度是母系社会——女子继承当家——的活标本。嘉绒人住在嘉绒康村，很多内地学习藏文的汉人喇嘛也住在嘉绒康村，他们被认为是同一地区的。米村可能更小一点，相当于一个班。扎仓—康村—米村，可能就相当于学院—系—班，体系就这样组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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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师的几位能干的弟子们组成僧团，有很多创造，按宗喀巴大师的意图，创立了格鲁派，并逐渐壮大起来。宗喀巴大师在世时这个教派已有发展，但真正形成一个群体力量，并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是在他的弟子手中完成的，约在公元15、16世纪逐步形成。他的几个弟子创立了几个寺庙，入寺人数多、规模大，如哲蚌寺（7700人）、甘丹寺（3300人）、色拉寺（5500人）、扎什伦布寺（4700人），这四座巨大的寺庙也就是四所培训出家人的学校，格鲁派就逐渐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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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二、政教合一：经院教育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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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庙的人要进行学习，学习什么？如何学？怎么就业？15、16世纪逐渐形成的这一制度适应了当时的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的政体，为政教合一的政体服务，培养从政的出家人。这个经院教育制度并不是简单地推荐某个人到政府从政，真正有章可循、形成教学体系、有学阶的制度是格鲁派的创造；其他教派还没有形成体系，他们有老师，有教学，但仍停留在原来的家庭传授和私人传授的状态。这种制度完善于格鲁派占主流地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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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政教合一形成后，就是某一教派掌权，比如像格鲁派掌权，达赖、班禅就既是宗教的领袖，又是政府的头头，宗教绝对为政治服务，政治绝对利用宗教，别的教派就不可能分权。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团结，为了宗教内部的沟通，当然格鲁派会对别的教派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容，也有一定的安排，但整个政权掌握在格鲁派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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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僧俗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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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西藏有若干宗、谿卡。西藏噶厦政府下设若干宗，一个宗相当于现在一个县，县里有谿卡。现在西藏有七十二个县，当时也大致是这个规模。宗的头人是宗本，即地方官，一定有两个，一僧一俗，一个出家人，一个在家人，僧俗并用，叫做政教合一。在家人当然是贵族，这是绝对的，在封建农奴社会，只有贵族才能够出去做官。僧人稍微好一点，有些是贵族，有些不是贵族。感觉僧人有出路，出家就有可能爬到社会的上层，因而吸引了许多人走出家这条路。封建农奴制度的时候，整个西藏大约有二百多家贵族，大贵族二十家，特大贵族十二家，这二百多家大大小小的贵族分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或者各个局里的负责人，以及各个宗的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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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教合一、僧俗并用的制度早就有，但没有完善。元朝的时候，八思巴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委托，在中央设立宣政院，当时也规定僧俗并用，宣政院里既有僧人也有俗人，但僧官如何产生，只能凭喜欢，我认识他，熟悉他，就让他去，许多官员的产生有很多偶然性。到格鲁派掌权后，就利用这几所大的寺庙承担了培养僧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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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农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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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农奴主的“谿卡”，汉语翻译成“庄园”。欧洲中世纪社会也是庄园制。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也是个庄园主，他家就是个庄园，现在还保存着。他家里有二百多个奴隶，有养马的、酿酒的、采蜂蜜的，等等，他本人是个奴隶主，他住在庄园里高的建筑里，有黑人奴隶为他服务，奴隶们有几所小房子分布在周围，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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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农奴制比奴隶制向前走了一步，这些农奴可以有家庭，可以分得农奴主的一份地来种，但有个任务，要替奴隶主集体生产公田，奴隶主是不劳动的。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气候、灌溉时最好的水……要先给奴隶主生产服务，这是无偿的。然后剩下的时间再自己搞生产，这份土地所得归他们自己，使他们有一点生活来源、生活乐趣，有劳动所得；当然还有其他的义务。这样就组成一个庄园。这个庄园内部，怎么分配，由农奴主安排，由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政教合一政体安排。农奴或奴隶成为这个庄园的人，不能乱动，逃跑是要被抓的。管理“宗”和“谿卡”的，要僧俗并用，俗人就是贵族，世袭的贵族，但可能他的文化程度不行，相应地就在政教合一政体里补救，就让有知识有文化的出家人来补救这种情况。这个出家人在寺庙里学习过，经过考试，可能在某一级，或者有个格西学位，受人尊敬，到宗或谿卡里来担任僧官，这样的僧官可能比贵族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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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合一政体，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是一个演进，这就是经院教育建立的基础。经院教育是在15、16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确立的。几所大的寺庙如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等逐渐形成中心教育场所，形成自己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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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的招生不仅仅限于拉萨、日喀则等大城市，也有很多农村来的人，特别是农村的富裕农户，这样吸收的人比较广泛。一般的穷人很难脱离生产到寺庙里来，虽有个别是逃亡的农奴、奴隶跑到寺庙躲差，但一旦被主人发现还是要被抓回去的，寺庙也无法保护逃亡的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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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来的人往往是农村里比较富裕的家族。藏族社会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农奴主阶级或他的代理人。一类是劳动者，主要是差巴，即支差的人，租用农奴主土地的人；再下来是“堆穷”，即烟火小户人家，往往是逃亡户或者从差巴里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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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共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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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在很长时间内实行的兄弟共妻制就与封建农奴制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为了家庭团结，为了经济利益完整，集中成一户，不分家，一个女主人主持家务。现在几乎不存在了，听说最近有点回潮，在牧区有些人还留恋共妻制，说这有利于家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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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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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教育制度的产生与这些也有密切关系，一些为了摆脱家庭贫困状态、希望到寺庙里寻求发展以摆脱贫民状态的人，要进一步升到社会更高一级的地位，唯一的机会只有“进庙”。较为富裕的差巴家庭就在几弟兄中选取一个聪明的、能读书的人进寺庙，给寺庙里修间房子，在寺里保持他家庭的一间房，每次派一个人来，都住在这间房里。由于寺庙里只供茶，在寺庙学习的人就要两三个月回一趟家取粮食，同时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这一点说明藏族的寺庙、出家人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人了解寺庙的情况，回到农村，从农村又带来新信息回到寺庙，经济上没有隔断家庭的支持，还有家庭对他的期望。这和汉地完全不同，汉地出家人无家，家是火宅，不能回去，而且连原来的姓也没有了，那姓什么？出家人姓释，取一个法名，和原来的家庭毫无关系，并且基本上不允许、也不可能和家庭发生联系。这和藏区对宗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藏族社会的寺庙和若干家庭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家庭带来社会信息到寺庙，也将从寺庙里学习的知识带回农村，这是僧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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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寺庙的时候，一个家庭选择某个寺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一个家庭或曾捐过钱，或曾参与寺庙的建设，或与寺庙有联系，寺庙认他是施主，他才可以在寺庙里建一间房，尤其在几个大庙中这样的情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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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庙以外，各地有很多小庙。藏族地区有一万八千多所寺庙，大大小小，很多城镇村落都有寺庙。这些寺庙建成后也吸收学生学习，当然学习体系不像大寺那么完整，但是可以作为初级的僧侣教育的地方，可以学认字、学念经，然后再到大庙里去深造。这就使藏族社会完全地纳入封建农奴制的政教合一的政体中来，这一政体使僧侣教育制度完整无缺地为政治服务，一直服务若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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