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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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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经都学通了，可以辩论了，就要进行学位考试。学位考试分几级，第一级的先在扎仓里考试，学位是林赛格西（gling-sel dge-bshes）；第二级是在扎仓内部由堪布主持，和高年级的同学在一起进行辩论，取得学位，叫多然巴格西（rdo-ram-pa dge-bshes）；再高一级的是推荐几位在全寺庙里进行辩论，取得的学位是措然巴格西（tshogs-ram-pa dge-bshes）；最高一级的学位是拉然巴格西（lha-ram-pa dge-bshes），在拉萨举行莫朗钦莫（smon-lam chen-mo，即传召大法会）时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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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法会图（清，布画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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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师最初于1409年举行传召大法会，是为了团结格鲁派的僧众，宣传格鲁派。后来的传召大法会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在这个大会上进行辩论，并在会议期间举行格西考试。全体与会僧众达到十万人，会议期间拉萨市政归僧人管。在这个大会上辩论可以取得最高格西学位——拉然巴格西，或叫头等格西，每次最多只有几个人可以取得。取得最高学位的人有可能进入甘丹寺的东院、北院担任座主（khri-pa，音译“墀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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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的最高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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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僧人从小学经，经过三十多年，还要进上、下两个密修院学密教，然后进入甘丹寺的东院、北院担任堪布，能到达这一地位的僧人都在七十岁以上，真是“皓首穷经”。僧人最高的愿望是成为拉然巴格西，然后再逐步晋升为甘丹寺的东院、北院座主，然后到达宝塔的顶端——甘丹墀巴（dgav-ldan-khri-pa），当达赖喇嘛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充当摄政，可以管理整个格鲁派寺庙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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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人能够到达宝塔的顶端，成为甘丹墀巴；大多数人取得格西学位后，就从事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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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中央民族学院请了一位拉然巴格西——东嘎仁波切来讲学。他受过严格的经学教育的全过程，1997年去世后他的手稿被整理出版为《东嘎藏学大辞典》，是关于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现在正组织人翻译成汉文本。东嘎先生1986年参加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四届国际藏学会，讲藏文起源问题。会间休息时他说，大家可以就藏学问他任何问题，可见他学识的渊博。他造就了一批学生，培养了一大批藏学家，如中国藏学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就是东嘎的学生，当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东嘎仁波切非常佩服马克思的平等思想。他著有《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出版后一年中同时有三种汉文译本，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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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第五讲 藏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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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语种、多译本：佛经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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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用自己的语言来宣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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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很注意宣传的宗教，据《毗尼母经》讲，释迦牟尼曾亲自对弟子们说：“你们用自己的语言来宣传佛教。”我们知道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释迦牟尼本人生活在摩揭陀国，但前来听经和向外传法的人来自不同的地区，在语言上差别很大，为适应这种情况，所以需要用多种语言讲法。玄奘法师、义净法师公元7世纪在印度留学的时候，就知道印度有多种语言，所以当时在传播佛教教义时必须通过多种语言传播。在印度本土传教的法师将佛经译成多种语言，像现在还有巴利文佛经，还有向东南亚传播的，有泰国文字的、柬埔寨文字的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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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向北传播过程中首先传播到中国的汉地，在没有翻译的时候人们很难理解佛教，对佛教产生过一些误会。印度法师来我国传法，中国有人学习了梵文，就能和法师们沟通了，后来逐步地有人翻译，所以传播的过程是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比较长。有的同一部经有好几部译本，因为开始只是初步地翻译，翻译得比较生硬，翻译得不够准确，有些语词没有表达出来，后来有人认为应该进一步整理，就重新翻译，后来有些人懂汉语又懂梵语，——最著名的是鸠摩罗什，他是西域于阗国人，——使译文有很了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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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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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经传入中国后有多种译本，除了有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还有西夏文《大藏经》。西夏人当时在西北宁夏和甘肃、内蒙古地区建立了西夏国。西夏国的民族以党项族为主，它立国不久就开始翻译佛经，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而是从汉文、藏文两个方面来翻译的，既有从宋朝派来的译师将汉文经典译成西夏文，又有从西藏请来的法师，特别是噶玛噶举派的法师来银川（西夏国的首都）翻译，结集成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文字母是根据汉字偏旁来创造拼音符号，我们一看似乎都认识，但其实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国内懂西夏文的人不多，但西夏文《大藏经》还是部分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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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蒙文《大藏经》，纯粹是从藏文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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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现在逐渐被重视的满文《大藏经》。满文是根据蒙文的字母创造的，而蒙文是根据回鹘文创造的。满文字母创造以后在满族中普遍使用，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以后曾大力推广。满族利用皇帝的权威征集了一些佛教学者来翻译佛经，满文《大藏经》的《甘珠尔》、《丹珠尔》都是从藏文翻译的，因为少数民族间的文字比较接近，翻译起来方便一些，这是有利的条件。满文《大藏经》受到朝廷的支持，有特别豪华的刻本，西藏布达拉宫七世达赖灵塔殿中供养着一部满文《大藏经》，朱字印制，封面用硬木刻成，金条镶边，玛瑙、珍珠点缀，是康熙和雍正时送给七世达赖喇嘛的。原先在承德有一部完整的，日本1931年占领东北后，有识之士担心日本占领热河后满文《大藏经》将无法保存，当时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于道泉教授主动请缨，到承德调查情况，想将它运回，但热河很快就沦陷了，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后来他转道山西回到北京。那一部满文《大藏经》却被日本人运到东京据为己有。二战将结束时，东京受到盟军飞机轰炸毁坏，大家哀叹满文《大藏经》从此绝迹了。然而后来在布达拉宫见到了一部，又在故宫发现了两部满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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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古文字的佛经翻译。新疆古代回鹘人当时建立起的一些小邦都是信仰佛教的，现在在新疆可以看到吐鲁番千佛洞、克孜尔千佛洞等很多佛教遗址，说明在隋、唐或晋时，佛教是经过新疆向内地传播的，许多佛教大师是新疆人。有回鹘文、于阗文的部分佛经，这些文字的样品曾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展览，其他参展的还有东巴文、古代彝文等若干少数民族古文字。还有傣文的佛经，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盛行南传佛教，此地有一些从泰国等地传入的小乘经典，如《清净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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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佛教思想史的人不能忘记，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中佛教是经过多民族引进的，长期以来许多民族分别接受了佛教，并翻译了佛经，其中最成系统的是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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