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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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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经都学通了,可以辩论了,就要进行学位考试。学位考试分几级,第一级的先在扎仓里考试,学位是林赛格西(gling-sel dge-bshes);第二级是在扎仓内部由堪布主持,和高年级的同学在一起进行辩论,取得学位,叫多然巴格西(rdo-ram-pa dge-bshes);再高一级的是推荐几位在全寺庙里进行辩论,取得的学位是措然巴格西(tshogs-ram-pa dge-bshes);最高一级的学位是拉然巴格西(lha-ram-pa dge-bshes),在拉萨举行莫朗钦莫(smon-lam chen-mo,即传召大法会)时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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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法会图(清,布画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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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师最初于1409年举行传召大法会,是为了团结格鲁派的僧众,宣传格鲁派。后来的传召大法会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在这个大会上进行辩论,并在会议期间举行格西考试。全体与会僧众达到十万人,会议期间拉萨市政归僧人管。在这个大会上辩论可以取得最高格西学位——拉然巴格西,或叫头等格西,每次最多只有几个人可以取得。取得最高学位的人有可能进入甘丹寺的东院、北院担任座主(khri-pa,音译“墀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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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的最高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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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僧人从小学经,经过三十多年,还要进上、下两个密修院学密教,然后进入甘丹寺的东院、北院担任堪布,能到达这一地位的僧人都在七十岁以上,真是“皓首穷经”。僧人最高的愿望是成为拉然巴格西,然后再逐步晋升为甘丹寺的东院、北院座主,然后到达宝塔的顶端——甘丹墀巴(dgav-ldan-khri-pa),当达赖喇嘛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充当摄政,可以管理整个格鲁派寺庙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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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人能够到达宝塔的顶端,成为甘丹墀巴;大多数人取得格西学位后,就从事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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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中央民族学院请了一位拉然巴格西——东嘎仁波切来讲学。他受过严格的经学教育的全过程,1997年去世后他的手稿被整理出版为《东嘎藏学大辞典》,是关于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现在正组织人翻译成汉文本。东嘎先生1986年参加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四届国际藏学会,讲藏文起源问题。会间休息时他说,大家可以就藏学问他任何问题,可见他学识的渊博。他造就了一批学生,培养了一大批藏学家,如中国藏学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就是东嘎的学生,当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东嘎仁波切非常佩服马克思的平等思想。他著有《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出版后一年中同时有三种汉文译本,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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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第五讲 藏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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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语种、多译本:佛经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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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用自己的语言来宣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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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很注意宣传的宗教,据《毗尼母经》讲,释迦牟尼曾亲自对弟子们说:“你们用自己的语言来宣传佛教。”我们知道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释迦牟尼本人生活在摩揭陀国,但前来听经和向外传法的人来自不同的地区,在语言上差别很大,为适应这种情况,所以需要用多种语言讲法。玄奘法师、义净法师公元7世纪在印度留学的时候,就知道印度有多种语言,所以当时在传播佛教教义时必须通过多种语言传播。在印度本土传教的法师将佛经译成多种语言,像现在还有巴利文佛经,还有向东南亚传播的,有泰国文字的、柬埔寨文字的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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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向北传播过程中首先传播到中国的汉地,在没有翻译的时候人们很难理解佛教,对佛教产生过一些误会。印度法师来我国传法,中国有人学习了梵文,就能和法师们沟通了,后来逐步地有人翻译,所以传播的过程是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比较长。有的同一部经有好几部译本,因为开始只是初步地翻译,翻译得比较生硬,翻译得不够准确,有些语词没有表达出来,后来有人认为应该进一步整理,就重新翻译,后来有些人懂汉语又懂梵语,——最著名的是鸠摩罗什,他是西域于阗国人,——使译文有很了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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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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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经传入中国后有多种译本,除了有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还有西夏文《大藏经》。西夏人当时在西北宁夏和甘肃、内蒙古地区建立了西夏国。西夏国的民族以党项族为主,它立国不久就开始翻译佛经,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而是从汉文、藏文两个方面来翻译的,既有从宋朝派来的译师将汉文经典译成西夏文,又有从西藏请来的法师,特别是噶玛噶举派的法师来银川(西夏国的首都)翻译,结集成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文字母是根据汉字偏旁来创造拼音符号,我们一看似乎都认识,但其实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国内懂西夏文的人不多,但西夏文《大藏经》还是部分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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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蒙文《大藏经》,纯粹是从藏文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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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现在逐渐被重视的满文《大藏经》。满文是根据蒙文的字母创造的,而蒙文是根据回鹘文创造的。满文字母创造以后在满族中普遍使用,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以后曾大力推广。满族利用皇帝的权威征集了一些佛教学者来翻译佛经,满文《大藏经》的《甘珠尔》、《丹珠尔》都是从藏文翻译的,因为少数民族间的文字比较接近,翻译起来方便一些,这是有利的条件。满文《大藏经》受到朝廷的支持,有特别豪华的刻本,西藏布达拉宫七世达赖灵塔殿中供养着一部满文《大藏经》,朱字印制,封面用硬木刻成,金条镶边,玛瑙、珍珠点缀,是康熙和雍正时送给七世达赖喇嘛的。原先在承德有一部完整的,日本1931年占领东北后,有识之士担心日本占领热河后满文《大藏经》将无法保存,当时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于道泉教授主动请缨,到承德调查情况,想将它运回,但热河很快就沦陷了,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后来他转道山西回到北京。那一部满文《大藏经》却被日本人运到东京据为己有。二战将结束时,东京受到盟军飞机轰炸毁坏,大家哀叹满文《大藏经》从此绝迹了。然而后来在布达拉宫见到了一部,又在故宫发现了两部满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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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古文字的佛经翻译。新疆古代回鹘人当时建立起的一些小邦都是信仰佛教的,现在在新疆可以看到吐鲁番千佛洞、克孜尔千佛洞等很多佛教遗址,说明在隋、唐或晋时,佛教是经过新疆向内地传播的,许多佛教大师是新疆人。有回鹘文、于阗文的部分佛经,这些文字的样品曾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展览,其他参展的还有东巴文、古代彝文等若干少数民族古文字。还有傣文的佛经,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盛行南传佛教,此地有一些从泰国等地传入的小乘经典,如《清净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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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佛教思想史的人不能忘记,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中佛教是经过多民族引进的,长期以来许多民族分别接受了佛教,并翻译了佛经,其中最成系统的是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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